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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山西太原，清楚记得，大约三十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这里，以及在更为广阔的北方地区，城市的大街小巷、犄角旮旯，有这么四大“产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却全都是浙江人、温州人的一统天下。
哪四大产业？是什么高科技行业吗，本地人真的干不了，需要从外地引进？
请您坐稳了，听好了，这四大产业是——
剃头、钉鞋、裁缝、弹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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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是不是差点惊掉了下巴，您是否也有同样的记忆？
那么，本地的年轻一代干什么去了？
本地人都还在拼命往国营大厂里面钻，还在纠结于大集体和小集体的优劣得失；在乡下，则是晴天里裹了棉袄晒太阳，雨天里躲在屋子里打麻将。“等政策”，是人们最惯常的思维，天上能掉下个馅饼那才叫好。
什么、什么，自主创业？让我去给人剃头、钉鞋、缝衣裳、弹棉花？拉倒吧，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咧。
还要背井离乡、离妻别子，孔圣人早就说过，父母在不远行，莫非你忘了不成？
而且，那样的活计，能有什么前途？
真要是支起了钉鞋的摊子或是弹棉花的窝棚，这辈子怕是连个对象都找不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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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浙江、温州成为全国的首富之地，谁能否认，人家的第一桶金就来自这里，汗珠子摔八瓣积累了这些财富。继而民营企业获得大发展，不正是靠着这股子劲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温州的打工者早已撤出了上述这四大行业，现在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很难说还有什么一致的来处，我只知道剃头或称理发基本都是长治市长子县的子弟——尧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故得县名，县城的中心就叫丹朱镇。靠一门手艺养家糊口，正是长子子弟引以为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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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山西历史上曾经培育出著名的晋商文化。在明清两代，“山西号称海内最富”，“非数十万不称富”。
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关键一点还在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
古人倡导“重义轻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经商不在首选。但山西似有不同。雍正二年，时任巡抚刘於义在一份奏折中说：“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皇上怎么说？雍正提起朱笔批示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历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经商成为了人生首选，连皇上都说“可笑”。以此为起点，成就了一代晋商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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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奢华早已成为了过去，到如今，似乎只剩了晋中的几个沧桑的大院、厚重的砖墙。
到如今，仍有人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祖上比你们阔多了”。
毕竟，山西经济多年来只在中下游徘徊。
究其原因，坊间也有多种说法。
“中央不重视。”
“领导人不行。”
“没有资源。”
要我说 ，这些都不是重点。想想曾经的晋商文明，想想不久之前的“四大产业”，答案已经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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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么些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
小区外有个卖面食的店铺，擀面条、猫耳朵、饺子皮等等，各种半成品应有尽有，花几块钱买回来只需下锅煮熟了就行。
老板娘来自重庆。我说，重庆人来山西卖面？
老板娘笑了，口音抑扬顿挫，山西人看不上这个小钱嘛。
我说，那我去重庆开个火锅店如何？
老板娘说，别开玩笑了，山西人看不上这个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