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忙"退群"，专家忙"建群"，严防塑料毒害儿童

                                          

化学制品与儿童健康——亟需制定新规则

Manufactured Chemicals and Children’s Health — The Need for New Law

The Consortium for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N Engl J Med 2025;392:299-305

非传染性疾病（NCD）已成为当今儿童患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持续上升态势。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多重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人工合成化学物质暴露密切相关。

目前，全球登记的化学物质、化学混合物和塑料种类估计多达35万种，其中大部分由化石燃料（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制成。自1950年以来，化学制品和塑料的产量已增长了50倍，并以每年约3%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50年将翻倍。广泛的环境污染及人类对这些化学物质几乎无处不在的接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合成化学制品和塑料的生产在法律或政策层面几乎未受到约束。与药品需要接受严格的安全评估不同，合成化学制品在投放市场前很少进行全面的危害评估，上市后也几乎不对其长期健康影响进行监测。据估算，仅不到20%的化学制品经过毒性测试，而针对婴儿和儿童毒性影响的研究更为稀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广泛使用的化学物质与儿童疾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这些已知关系可能仅是冰山一角。保护儿童免受化学制品危害的唯一途径，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法律体系，并对化学工业进行全面重组，将儿童健康置于优先地位。

儿童非传染性疾病与合成化学制品

过去半个世纪中，儿童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儿童癌症的发病率增加了35%；男性生殖缺陷的发生率翻了一倍；神经发育障碍影响了六分之一的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达到每36名儿童中就有1例。小儿哮喘的发病率增加了两倍；儿童肥胖症的发病率几乎增长了四倍，导致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年群体中因心血管疾病、卒中和多种癌症导致的残疾和死亡率有所下降。

大量研究表明，许多儿童非传染性疾病与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发现源自一些涉及化学物质暴露后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的经典案例研究。例如，在沙利度胺事件中，超过1万名婴儿因母亲在孕早期服用镇静剂沙利度胺而出生时患有先天性肢体畸形；在“水俣病”悲剧中，婴儿因母亲食用了被甲基汞污染的鱼类而出生时出现严重神经系统疾病；年轻女性因母亲服用二乙基雌二醇（DES）预防流产而罹患阴道腺癌。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尽管母亲身体未受影响，胎儿却因化学物质暴露而遭受严重健康损害。

这些案例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第一，有毒化学物质能够穿过胎盘屏障；第二，儿童相较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影响。这些发现奠定了环境儿科（亦称儿童环境健康）领域的理论基础。

沙利度胺事件还推动了1962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凯福弗-哈里斯修正案的通过。这一修正案扩大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拟用于药物的化学物质的监管权限，明确要求制造商在药物上市前必须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并在上市后持续监测药物的长期健康影响。修正案实施后，每年获得FDA批准的药物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标志着药物监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环境儿科学研究的发展

过去25年间，环境儿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图1），其快速增长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199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婴儿和儿童饮食中的农药》，该报告揭示了儿童在生物学上对有毒化学物质的高度敏感性基础。二是1996年通过的《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这部美国农药法律将保护儿童的环境健康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同时要求生成有关儿童化学危害的详细数据，大幅推动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环境儿科学研究的发展。

图1. 1998年至2022年间PubMed按年统计的环境儿科学研究的论文数量。

研究结果反复表明，即便是在儿童早期脆弱阶段短暂暴露于低浓度有毒化学物质，也会显著增加患病和残疾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贯穿一生，尤其是产前暴露的影响尤为显著。尽管“剂量决定毒性”是普遍接受的科学原理，但研究发现，在人类早期发育阶段，暴露的时间与剂量同等重要。

研究进一步指出，有毒化学物质对儿童的伤害通常呈现剂量相关性。部分影响在临床表现上较为明显，而另一些影响则需通过详细的评估才能发现。例如，研究发现，儿童接触低浓度铅，即使未出现明显症状，也可能造成大脑损伤并导致智商下降（详见《铅中毒| NEJM综述》）。

此外，与早期暴露相关的疾病可能会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显现。有些疾病（如出生缺陷）在出生时或婴儿期就会表现出来，而另一些疾病（如性发育异常、生育能力下降、哮喘、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神经损伤和癌症）则可能在儿童期、青春期甚至成年后才显现。这些延迟效应显著增加了终生健康风险。

由于伦理的限制，人们无法开展针对有毒化学物质暴露的随机临床试验，环境儿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动物实验以及机理研究等方法。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是揭示合成化学物质与疾病之间关联的有力工具。这些研究通过测量孕妇及胎儿暴露化学物质的情况，并对儿童进行长期追踪，将暴露与个体健康结果直接关联起来，避免了回忆偏差。

此类研究已揭示了多种令人关注的关联：产前接触邻苯二甲酸盐与男性生殖发育障碍；早期接触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DT）与女性乳腺癌相关；子宫内暴露于溴化阻燃剂、邻苯二甲酸盐和有机磷酸盐与终身认知功能下降相关；早期接触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与免疫功能障碍、血脂异常及甲状腺疾病相关。当来自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得出一致结论时，这些关联的证据更加令人信服。

儿童广泛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对社会的健康、经济活力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每年向汽油中添加约10万吨四乙基铅，以改善汽车性能。然而，这种做法导致环境中铅污染严重，人群铅暴露水平显著增加。当时，美国人的平均血铅浓度高达16~17 pg/dL，儿童的平均智商因此下降2~5。智商高于130的儿童数量减少了一半，而智商低于70（符合国际疾病分类中智力障碍标准）的儿童数量则增加了50%以上（图2）。

图2. 平均智商下降5对社会的影响。

儿童时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所引发的疾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这些损失包括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因认知功能下降、身体残疾和过早死亡导致的终身生产力损失。化工行业往往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纳税人。然而，随着对这些经济成本的认识加深，法院已判决制造商和品牌商对其产品引发的损害承担数十亿美元的赔偿责任。

相反，减少有毒化学物质暴露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自美国在汽油中去除铅后，儿童的平均血铅水平在十年内下降了95%以上。与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群相比，自1980年起，每年出生的儿童平均智商提高了2~5。鉴于智商每增加1，终身收入潜力可提升1.8%~2.4%，因此，每个出生队列的预计经济收益约为2000亿美元，自1980年以来的累计经济效益超过8万亿美元。此外，随着有毒化学物质暴露的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这进一步证明了化学物质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失败的化学制品法案

1977年颁布的《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SCA）及其后续修订旨在“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免受化学制品带来的‘不合理风险’”。然而，实际上，这部法律并未赋予环境保护署（EPA）有效履行这一承诺的权力，反而助长了以儿童健康为代价的不受约束的化学制品生产。因此，这部法律在实践中成为了一部“失效的法律”。

TSCA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要求化学制造商对新化学物质进行上市前的毒性测试，也不要求对长期不良影响进行上市后的监测。其核心假设是，所有化学物质在默认情况下都是无害且有益的。制造商只需偶尔检查新化学物质或现有化学物质的潜在健康危害即可。相反，TSCA 将识别潜在有害化学制品、进行文献检索和开展风险评估的责任转嫁给了监管机构，并要求其通过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任何拟议限制的合理性。结果，监管机构很少采取实际行动来应对人造化学制品与儿童健康之间的潜在联系。即使明确的危害已经被确认，也往往被忽视或淡化，涉事化学制品通常得以继续使用，且很少受到限制或完全禁止。在《有毒物质控制法案》实施近50年的时间里，仅有少数化学制品被禁止或限制在美国市场销售。

此外，美国政府为化学品和塑料制造商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进一步鼓励了不受限制的生产。与此同时，制造商还通过商业秘密保护条款获得了广泛的特权，这使得他们几乎可以将化学品或塑料产品相关的所有信息声明为“机密”。尽管其中许多信息的保密性在法律上并不合理，制造商却充分利用了这一漏洞。结果，美国市场上许多化学品的毒性甚至基本成分至今仍无人知晓。

在欧盟，化学制品立法表面上更加严格，其核心法规——《化学制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REACH）——明确提出“无数据，无市场”的原则。该法规要求对新型化学制品的毒性进行上市前筛查，并对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开展基于证据的分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REACH并未有效限制化学制品的生产。其上市前筛查严重依赖化工行业提供的毒性测试数据，而这些数据缺乏独立的质量控制。此外，REACH含有多项豁免条款，赋予化工企业广泛的灵活性，同时将举证责任转移至政府监管机构。严格的商业秘密法更进一步强化了化工行业的保护伞。最终，欧盟仅对73种化学制品或化学制品组实施了限制或禁令。

美国与欧盟的化学制品管理政策还存在两个显著的不足之处。首先，这些政策通常孤立地评估单一化学制品的危害，却忽视了儿童日常暴露于多种化学制品混合物的现实情况，而这些混合物可能产生累积效应或协同毒性。其次，除了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明确要求环境保护署在设定农药耐受水平时考虑儿童的脆弱性外，大多数国家的化学制品法规并未充分考虑儿童对化学物质的特殊敏感性。

这种监管不足与法律漏洞使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扩张，并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化工行业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现行法规框架下，化学工业既无压力改变其商业模式，也缺乏动力投资于可持续创新。

改革法律体系

要保护儿童健康免受人工合成化学制品的危害，需要重新设计化学品法规，采用更加谨慎的法律框架，将公共健康置于化学品和塑料的无限制生产之上。在新的法律体系下，化学制品不应被假设为无害。相反，只有当制造商通过严格且独立的测试证明化学制品及其相关产品在预期暴露水平下对健康无毒时，才能允许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并持续销售。此外，法律应明确要求化学制品制造商及相关品牌对产品的长期不良影响进行上市后监测，尤其需重点关注儿童群体可能受到的影响。

这一法律模式与药品监管法规一致，同时也符合国际法中关于普遍享有清洁和健康环境权的原则。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确认，健康环境的权利对儿童尤为重要。这种法律框架不仅将有助于保护儿童的健康，也将为构建更可持续的社会奠定基础。

国家化学制品政策

新的化学制品管理法律范式的核心是，在国家层面对所有化学制品和塑料（包括现有和新型化学制品）以及其所有用途进行全面审批。这一过程应与药品审批类似，确保只有经过严格、独立的科学评估，并证实其在预期接触水平下对任何人群（尤其是儿童）无毒的化学制品和产品，才能被允许进入市场并持续销售。

为确保评估结果的可信性与可靠性，所有毒性测试必须由不受经济利益冲突影响的独立实验室进行。这些实验室不应接受行业赞助商的合同或其他形式的控制。尽管测试费用由制造商承担，但制造商不得直接参与测试过程，以避免利益冲突。

国家化学制品政策应充分利用动物实验和毒理学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对评估包括儿童在内的各种人群的健康风险具有高度预测性。毒理学研究需要超越传统良好实验室规范的最低要求，扩展研究设计，评估包括内分泌紊乱在内的最新毒性机制。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早期化学制品接触的长期后果，研究还需涵盖对子宫内接触化学制品的动物进行长期追踪分析。

全球化学制品条约

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学制品污染危机及其对儿童健康造成的日益严重影响，加强国际协作至关重要。一个关键的战略举措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并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化学制品条约。目前正在谈判的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可以作为模式和参考。

迄今为止，全球化学制品条约的制定努力仅促成了2006年通过的自愿性、多方利益相关者政策框架《国际化学制品管理战略方针》以及2023年通过的后续倡议《全球化学制品框架》。未来的条约制定和实施需要常设的、独立的科学政策机构提供专家指导。该机构应由包括医生在内的杰出科学家组成，且这些成员不得存在经济利益冲突。

这一机构可以借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或FDA烟草产品科学咨询委员会（TPAC）的运作模式，亦或隶属于组织间化学制品健全管理计划（IPCM）。同时，还需建立有效的制度机制，确保联合国相关机构或秘书处能够迅速响应咨询机构的建议并采取切实行动。

化学制品足迹报告

化学制品足迹报告是一项旨在记录和减少化学制品危害的战略工具。通过这项措施，化学制品制造商和消费品牌需要披露其化学制品和塑料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全面盘点其产品中存在的化学成分，识别出高度关注的化学制品并限制其使用。同时，这些报告还要求企业监测和量化高风险化学制品的使用减少情况，并透明地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报告结果。

此类报告不仅有助于企业向潜在投资者说明与其投资相关的财务和法律风险，还能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政府可通过立法强制要求企业提交化学制品足迹报告，或者股东通过决议推动这一实践，两者的结合更能有效提高报告的实施力度和透明度。

化学工业的转型需求

从根本上保护儿童健康免受人造化学制品的危害，需要彻底改造现有化学工业的结构和商业模式。当今依赖化石碳的工业体系僵化、不具备创新能力，且存在高度脆弱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灵活、更可持续的模式，这种模式应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减少对化石原料和化石能源的依赖；开发更安全、更环保的分子结构和制造工艺；重新设计产品、交付方式以及价值链，尽可能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良影响，同时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循环利用，使其成为新产品的原材料。

合成化学制品和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其问题不仅日益严重，还在迅速恶化。以化石碳为基础的化学制品产量持续且无节制的增长，对儿童健康和人类繁衍能力构成了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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