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这一天的中午,四川盆地

文摘   文化   2023-05-11 17:50   法国  


梅朵按

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全面的野夫,那就必须读他的《大地呻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如要深入看到汶川地震中地方社会的内在肌理,这也是一部不能错过的好书。这部以四川纹江为案例、充满第一手资料的报告文学,通过灾难中各种角色的相互博弈、对抗和妥协,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展现了灾害治理、社会辅助和基层政权的艰辛不易。它是一部建立在乡村人类学和伦理学视角上的田野调查报告,具有独特的社会实践意义,为灾难管理和危机应对学提供了一个诚实可靠的参考读本。学者陈天庸也认为这部名著是被暂时忽视了的社会学力作,历史价值堪比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叙事与文字更胜一筹。


读过散文集《尘世挽歌》,野夫在我的心目中呈现着一个浪漫沉郁的诗人形象。而这部近十三万字的调查报告,让我看到这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深思熟虑的行动者,不偏倚有深度的学者。他的翔实细致的记录让我感到了一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


汶川地震中,野夫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感谢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来完成这次真正的拯救,让权力归向人性,让生命体现尊严,让信心获得验证。他们是天下的盐,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包括每个人开始变得更有人味,会哭泣,能感动,懂得爱,懂得好好生活。为那些死去的无辜生命和还在受煎熬的受难者祈祷。愿逝者安息,活者安康,国人都得到救赎。” 这,也是此刻我的心情。


得到野夫授权,现与读者朋友分享这部书的节选,谨以此纪念汶川地震十五周年



     这一天的中午,四川盆地

                      (节选)

                        野夫


这一天的开始直至中午,应该都算是四川盆地少有的能够看见阳光的好日子。浅丘地带为主的地貌,如果在空中俯瞰,几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田里的油菜已然结籽干黄,和小麦一起成熟而风韵,等待再晒干一点之后即可开镰收割。育种的秧田也开始泛绿,按川中的农事规律,收完油菜和小麦之后,就该放水泡田,接着插秧了。因为收和种都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时候,要赶季节,误了农时,秋后就会误了收成。所以这个季节,俗谓“双抢”。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农人,如果走得不远,这会儿一般都要回乡帮忙。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老黄历称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属火,壬子属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谓之“天冲地克”。立夏已经六天,盆地开始闷热;再过九天就是小满,看着顺风顺水满地如金的禾稼,谁都相信丰年在即,马上就满仓满钵了。

这一天按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说法,值日星宿名“昴”,属于白虎星之一。按佛历来说,这一天却很好,是佛诞日,民间的佛徒要洗佛像,还要放生祈福。但是对于泛神崇拜的华夏民族来说,这一天还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谢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于是在初夏的阳光下,万物和平而写意,盆地特有的众多寺庙瓦顶,在十方丛林之中,泛滥着温暖的回光。一个老大娘挽着提篮香烛,蹒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给菩萨敬香。而区委书记老吴则驱车在高速路上,接通知要去省委党校学习“十七大”精神。农夫老张在门口磨镰刀,村长老谢在水库边的农家乐请客,某镇党委书记在通知干部开会。

午时三刻,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同时敲响了下午课的钟声,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对许多人来说,会是最后一次听见的丧钟。而书记和农夫,也将进入他们平生未遇的艰险时光。

 

公元2008512日下午两点28分,我正在川西北某市的纹江区大龙镇政府采访一个退休返聘的基层干部。这时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我最初的迟疑来自对锦绣天府的信任——地震难道会从这样一个歌舞繁华的温柔之乡出手吗?随着周边人群的喊叫奔跑,我确信灾难降临了。我们冲到院坝之中,竟然无法在剧烈震荡的大地上站稳脚跟,我不得不蹲下才能支撑我的晕眩。我听见大地似乎隐隐发出一种嗡嗡的嚣音,看见周边墙外不时腾起黄色烟尘,盯着旁边山坡担心它的倾覆。我惊恐地试图拨出电话,但是出现的只是忙音,一切都断绝了,我几乎涌起一种末日陡现的恐惧。

整个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来颠簸了一遍,这一时间长达三分钟以上。在最初的时刻,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是震中。

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地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区委书记老吴的司机感觉把握不住方向,停车下来检查轮胎,老吴发现他们停在一座桥上而桥还在颤抖,意识到地震急忙驱车赶到出口,转身回程。他虽然当时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灾难后果,但已经直觉到这次的学习肯定是要取消的了。

大龙镇的书记在大地停止筛糠时,立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辖各村组去抢救人员并检查房屋水利等损毁情况。而邻县那个开会的镇党委,则几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楼房掩埋了,几十个生命转眼化为灰烬,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学校则像多诺米骨牌似的接连倒塌。在那要命的几分钟里,很多城乡像被核武器击中一样,到处皆是建筑物折断的恐怖声音,听不到人声;要在金石迸鸣停息之后,才慢慢在地下传来各种凄惨的呼救——最初这样的哭喊曾经是众多而响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衰弱、稀少直至最后消失。

那一刻,磨刀的农夫老张,飞快地跑出屋檐;看着自己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房屋,确实十分生气地骂道——龟儿开发区,你虾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装那么多炸药嘛!老子看你敢不赔我的房子。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许多人一样,将要为谁来“赔偿”他们用一生艰辛才初初建成,现在却转眼损毁的房屋而发愁和奋争。


关于这场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的全方位报道,由于事发突然,新闻界用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透明,已经做了基本详尽的纪录。许多此前尚不为人知的小镇和地名,今天已为世界周知并刻进历史。因此我已无需在此复述那些惨绝人寰的场景和故事,即使我的亲历还有媒体未能详查的内容,就可以想象的悲伤和绝望而言,那也和其他已经呈现的事件大同小异。因此我在这里,只想就我跟踪调查的纹江区抗震救灾为观察原型,来具体解剖和阐释中国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和运作状况,用以探讨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地震次生灾害”的预防。

纹江区是一个才恢复十年的县级建制,与德阳和绵阳的几个严重灾区接壤,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开车大约一个小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地理环境,读者可以想象其所处的灾难位置。但是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着龙门山断裂带挥洒它的泼墨大笔之时,确实在纹江区出现了一片奇迹般的飞白。于是,这个本来只有24万人的地方,为此伤亡的只有317人。但是毕竟位于震带要冲,还是倒塌房屋十几万间,损毁二十几万间,直接经济损失也达116亿元。

这样的人财损伤,与动辄死亡数千的邻近地区相比,自然不被媒体大众和上级特别关注。因此在整个灾情的新闻报道中,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依旧还是不为人知。然而死者长已矣,在掩埋完大野尸骸之后,真正需要持续救助和面对的,却是这些陡然之间失去平生财产的灾民。而对于这些重新洗白的幸存者,已无重灾区和轻灾区的区别,所有失去房屋家产的人们,都一样要悲惨地瞻望他们暂时还看不清的未来。他们的困难、恐慌与煎熬,和所有难民如出一辙,每个人的表情都充满了焦虑和迷茫。

一个不被救援大军格外关注的县区,各种自建的破烂窝棚之中栖居着同样绝望的老人孩子,他们每天看着大队大队的救灾物资车辆呼啸而过,却看不见一辆停驻门前;这一特定背景的设置,使这个行政区域的人们天然具备了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感到万幸,没有像邻县那样埋进废墟;另一方面,似乎又不免失落——他们的苦难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重视。隔着绵远河的邻村已经住进了军用帐篷,领到了不少饮食物资,而他们期许已久的“国家赔偿”,最初却只兑现了几瓶矿泉水和几斤米。他们像被地震抛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孤岛之上,活着,但是满腹幽怨。最初的悲伤,有可能在惊魂甫定之后,迅速转化为悲愤。

余震的警报还未解除,境内河流上游的堰塞湖即将崩溃的噩讯又频频传来。地震次日,形形色色的简陋避震棚已经搭满了各个废墟旁,书记区长还得带着区乡两级干部去可能淹没的村组,动员群众再次搬迁。群众看着长年干涸的河床,不信洪荒在即,岂肯轻易扔下断壁残垣中的幸存家产,又赤手空拳踏上流亡般的乱离之路。但是地震未死的农民,假设再死于山洪,那无论良知和职责,都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动员并强制,在此时此刻的基层政府,都是可以实施的。因为中国老百姓,许多时候没事则习惯坚守自己的活法,一旦真的有事,那又多半肯定要找政府讨个“说法”。地震你不能预报,而堰塞湖假设崩决,那却是你难以搪塞的。

四川古时号称四条大河的源头,但是今日的盆地,却明显感到水荒。灌区的农田,仍旧依赖的是上古时代李冰父子在都江堰的杰作;而人畜饮水,则靠的是近年来国家搞的“红层打井”工程,给每家打的那口20米深的水井。地震之后,水井多被毁坏,即使没坏,水质也需相关部门鉴定之后才能饮用——许多农家顿时难为无水之炊。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草民遇灾年,县衙顶多能做的是开仓放粮架锅舍粥。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基层政权却是必须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所在。因为管理好这些,灾民才不会变为饥民、刁民甚至暴民,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乱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资还没调来,甚至调来暂时也还轮不到纹江区之时,党政领导首先要忙的肯定是,凭借个人关系在各地调集这些平时无需而此刻紧俏的物资;比如矿泉水、彩条布和帐篷等等。成都的矿泉水厂,已经需要救灾总指挥部开批条才能买到200箱。而我亲眼所见的绵竹汉旺镇周边的农民,已经开始抢水,甚至在路边跪着乞讨救援车辆的施舍。灾年里最初的饥渴从水开始,恐怕这也是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吴的朋友在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终于为他周济来几车解民倒悬的水,可以暂时稳住阵脚。

当周边两县物资基本饱和之后,水和干粮终于逐渐轮到了这里。民政局拿到几车这些珍贵而不昂贵的饮食,立即分配到灾情较重的三个乡镇,以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却让每个人大感意外。


乡镇干部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公务员,再之下的村组干部就是只拿补贴的农民了。当国家取消农业税征收之后,乡镇干部进行了大幅裁员,这儿的编制则是每个乡镇只有14个干部。乡镇财权上交,由区财政统一安排经费,称为“报账式”财政。在平常岁月,乡镇负责“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来无所不管,实际则没有什么权利。尤其在国家规范了乡镇干部的职能和纪律之后,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要向农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发生,乡镇干部的规范动作,就是马上分头下村组,调查核实灾情,抢救伤员,火化逝者;然后再给每个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记。当然同时还要检查辖内所有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水库灌渠等等。之后才是尽快登记那些衣被粮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难户,赶紧设法申报救助。不过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大灾当前,更要了解和控制乡村的情绪;需要把所有平时掌握的容易冲动的人,适当地安抚甚至密切注意起来。

最初的十来天,多数灾民还在沉重打击下懵懂沉默。从废墟中扒拉残物,在空地上搭建窝棚。田里的庄稼该收该种的,一点都不能耽误。农事是和天时紧密联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该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窝棚中的老小却要怎样才能捱过那些即将到来的汛期风雨呢?这时,农民就该要想起他们头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个乡镇下辖十来个村,每个村又有七八个到二十几个组,每个组大致散居着几十户人家。乡镇十几个干部,要在短暂的时间内马上弄清上述那些问题,要走访近万的人户,确实并非易事。但是上面无论财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电力等等各部门,都等着要乡镇的数据。这是一个用各种表格和数字管理的国家,不及时厘清和上报这些数据,则会影响救灾的大计,那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刻,是要误辄得咎的。

就在数据都还没完全严格核实之时,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过电视广播传遍了全国。国家首先出台的救灾政策是,每个灾民每天10元钱1斤粮食,只给三个月。但是哪些是灾民,哪些可以得到这点补贴,这却是要地方政府把关审核的。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给了政策,但是钱粮还需时日调拨,而这时,零星的捐赠却先到了。乡镇干部看着半车牛奶半车方便面半车矿泉水半车面包,不仅没有转忧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救灾本质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仰沾时雨。因为天灾原本不均,个体有死有伤,也有秋毫无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坚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救灾都只能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但是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是,虽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几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农业税的解除不过才两三年,多数不在都市边缘的农家,还是生活在小康标准之外。没有出门打工人口的农户,基本只能维持温饱;而打工的农民,除开极少数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国人,应该比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顺,遭遇凶灾,多数农家还是没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况余震还在持续,每家都还在窝棚里挣扎,暂时未垮未伤的物业,天知道在接下来的未知灾害中还能余几。正是这样一种恐慌心态,使得所有的农民,皆有自认灾民身份的愿望。每个人都担心,假设在最初没有纳入政府救助的视角,那么未来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这样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认的国民性痼疾,使得多数村民都会盯住那些本来不多的物资。

乡镇政府拿到几车东西,按基本常识,就是马上分发到相对受灾较重的村,再由村委会根据实情分发到最需要的组以及农家。村委会如果是大宗的国家补助,必须要经过各组的村民代表讨论,推举名单,进行公示,没有异议再实施下发;这样既体现了基层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灾后乱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双抢等诸多问题,召集会议本难;而下来的物资属于社会捐赠的部分,到村级单位时往往只有酸奶几箱,饼干几箱,矿泉水几箱。村里拿财政津贴的村官只有支书、主任和文书三人,要面对全村两三千人丁,如何分配这点物资,就成为头疼的问题。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忧患实际上几千年下来,依旧还在困扰国人。村官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与本村群众皆有各种亲友族戚关系;你本来据实分发的重灾户,恰好可能就有你的远亲,于是没有分到的轻灾户,必然就会指责甚至告发你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为了原则上的公正却可能得罪情义上的邻居,这对并非公务员的村官来说,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多数村官就会选择一种所谓的民间智慧——有马大家骑,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村民排着长队,拿着杯子来分酸奶、矿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场面。这样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钱的滋润,总算聊胜于无;最起码说,可以减少许多纷争和质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农户,也不敢伸张多要几分而开罪众多的邻人。

这样做,村组的矛盾似乎暂时掩盖,但是赈灾的目的却已经偏离。因为挨饿的依旧还在挨饿,他不敢在村组的熟人社会喊冤,却肯定会在县府等上官面前叫屈。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及其它领导,这会儿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访的,而市委也会派工作组微服私访检查救灾。危机时刻再加信息社会,普通百姓的哀鸣,此际就有可能上达天听。村官这样敷衍省事原无从追究,更何况村中无将,你还不敢临阵换马。但是区乡干部是食俸禄的吏员,却不敢默许这样的平均主义。听罢灾民投诉,自然要整顿基层做法。乡镇干部对村组的应对之策多数时候心知肚明,虽不敢苟同,却也束手无策。因为换成他们自己来分配有限的这点物资,首先人手不够,其次必惹更多非议。与其被指责私吞不公,还不如顺从“多数人的弊政”。

就是这点水米,发了重灾的张村,轻灾的李村就会来吵闹——困窘是普遍问题,政府何以偏心?假设恰好镇长的岳父在张村,则更会引发私德的攻讦。乡镇一级还有更多的要务要处理应对,总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盏盏的琐屑事务。以致最后,上级要分配明显不够的赈灾物资,干脆拒绝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宁可个体嗷嗷待哺,也省得群体愤愤不平。

这样是不是就平息了乡村的是非纷争呢?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却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飓风行动,这就叫系统论里的“蝴蝶效应”。


万家镇是区里的城关镇,集中着五六万居民。其中不少下岗的职工,还有土地被征用了的农转非群众。由于多是新建房屋,因此地震中很少垮塌,只产生了一批危房。为了避震,大家还是居住在政府和自己搭建的棚里,生活当然有所不便。但是由于纹江区很快恢复水电气,市场供应也能保证,因此基本没有灾荒问题。镇里也收到过一车矿泉水,考虑到无法均分,干脆拿去捐赠给了重灾的邻县。这样做,上级自然也难以非议。

电视上天天播报国家救助和社会捐赠的巨大数字,但是这里的老百姓似乎还没领到一瓶水;毕竟同属灾区,内心不免忿忿。地震之后第九天,一辆救灾物资车开进了本来狭窄的街道,在一个服装店门口停下。一个武装部的聘用人员下来,往店里搬运方便面火腿肠和饮料。邻居薛跛子是一个吃低保的残疾人,看见后上去质疑,彼此口角,薛遂对着街面高喊:有人私分救灾物资啊。顿时引来无数围观且义愤填膺的群众。薛同时还给书记老吴电话举报,老吴在乡村巡视,闻讯立即飞车赶回。

该聘用人员也向派出所报警,说有人哄抢救灾物资。老吴和警员赶到现场时,他已经被愤怒的群众吓跑了,那辆货车也趁机开走,现场只剩一部被群众包围的吉普。老吴问明情况,立即向群众保证,一定要彻查此事,给老百姓一个说法。警员也很快拘捕了该人并亮相,同时马上在群众监督下搜查商铺,抄出来全部一起十几箱饮食和一顶帐篷。商铺贴上封条,该人被带走审讯,群众慢慢散去。

区委紧急召开常委会,查明情况是——该人乃去邻县绵竹汉旺镇参加营救的民兵,曾经在废墟中救出过十多个人。现从汉旺镇撤退,剩下一些救援物资。领导向上级申请,要求给每个救援人员一点物资补助,理由正当,就拨给了他们一些。他按照领导要求,押车挨家送货,接着把自己那一份送到自己女友商铺卸货,立马就激起了民愤。

这样的行为本来是领导考虑欠周,加上他语言失当,自然容易引起群众误会。地方上为了暂时平息民愤,只好把他先拘押起来。但是事犹未了,到了下午,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聚集在商铺门口,谣言四起,纷纷流传说官员私分救灾物资,百姓至今无人救助。尤其放假的中学生盲目参与进来,一时群情激愤,瞬间就要惹出大规模群体骚乱。本来就在危房丛中,一旦余震突来,满街挤满各种看客,群众生命危在旦夕。可是全区仅有二十几个机动警力,全部到场,很快化在人海之中看不见踪影。

防不胜防的危机在应急预案之外突然形成,基层政权又该如何来应对并化险为夷呢?纹江区的星星之火,假设引燃周边的重灾区,那样的后果谁敢承担。


           愿逝者安息,活者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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