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右五李斯
梅朵按
在孤寂中识别真爱
——读李斯《别哭，诺冰娜》
梅朵
翻译家李斯如一个睿智的老人回顾自己一生的情爱，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奇不有的众生爱欲图。毫无疑问，我们被这个激烈又沉沦的爱情故事搅动得五脏六腑有些疼痛，也被那些荒诞、惊世骇俗的情欲打开了眼界。作者似乎想让这幅爱欲长廊成为他的故事的背景，并在千姿百态的面容中找到故事的晶核。
《别哭，诺冰娜》是一部十分前卫的长篇小说。脱离了传统写法，它具有以上所说的双重叙述，并以不同的语气——理性与感性、沉静与激烈、超脱与悲伤，形成了特有的张力。它从作者三十年前的中篇小说《别了，若冰娜》改写而成。这个类似于行为艺术本身的改写，自然而然地让文本拥有了双重目光：往昔灼热的感情温度，和年近花甲对世事的冷静超脱。这种对自我的审视，暗合着人的生存状态：生活，分析生活，判断生活，三位一体，构成多层次的精神空间。
这部小说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类学案例，虽在文字的表面并没有为解读这个别离的故事提供明晰的内容，却让我感到了更广阔的理解空间——能爱，无论是爱得痛苦还是幸福，都是人生的幸运，能追思爱与别离，就是生命的光；能够选择的人生，比起那些注定堕入各种不堪人性陷阱的人们，是何其有幸。
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我们有理由认为主人公郑夫的原型就是作者李斯本人。那位著名的校长立志打造一所向世界敞开大门的高等学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的年轻知识分子比如美国的诺冰娜女士，飞过千山万水，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藩篱，来到了东湖岸边，做起了郑夫和同学们的英语老师。
在历来把老师当作人生楷模的学生心中，美国女教师诺冰娜，善良博学，又复杂、真实得让人惊愕。对于郑夫这位大胆的大学生，这种印象不仅是情爱的启蒙，更像是人性的启蒙。他很快和他的美国老师打成一片——
“她健谈，她体贴，她在适当的时候站起或下蹲，也在准确精当的时刻软软地卧倒。她不伤害，她尽可能地逢迎，在开心的时候放声大笑，在低沉的时候默不出声。她袒露过去，从不遮掩。她挑选食物，也摆弄和变化做爱姿势。她喘息、呻吟、尖叫，她有永远没有完结的小小的恶作剧。她有百科全书式的体位展示，她有离奇古怪的情色故事，然而，当你冷静地透入她的内里，你会发现那深藏不露的灵魂底部，已经刻上了何等难以磨灭的悲悯与消沉。”
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全不同于东方女性的美国女青年形象，他与她互相观察，互相吸引，互相诱惑，最后，又发现着彼此的脆弱和悲伤。这似乎是东西方两个大国的年轻使者，一个处于沉睡长久以后初初唤醒的时刻，一个是始终生机勃勃的高蹈状态，他们走到一起，彼此发现、探索，在青春的狂热中揭开对方的面纱。
然而，要经历一个怎样强烈、伤感、刻骨铭心的交往，才能看清彼此的心肠，获取信任与爱呢？正如野夫在序言中所介绍的主人公：“一个被狭碍的民族主义情绪困住的中国学生，用肉体报复来填补他认识到的中美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是爱情可以填补的吗？或者相反，爱恨情仇使得这种差距反而成为不可跨越的障碍吗？过渡的自尊是如何扭曲了一颗心灵，让生活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当郑夫识别出自己对诺冰娜只有性欲而非爱情，他选择了放弃这位深爱他的美国女人。
“毛子：
在腾龙洞中，一切真正地开始了，一切也真正地结束了……
我说，诺冰娜，我想出去，走出这黑暗的山洞，借给我涂蜡的翅膀，或想象中能出迷宫的红线，什么都行，我要出去，电池没有了，你就是我的光。
她饱含泪水，说，我没有，然后说:然后呢?
我说不知道，我只想走出这黑洞，先出去再说。
她抱紧我，坚持要爱一次，我看不见她，只感到她滑溜的臀部在我无力的肢体上狠命地抽动:我感到泪水在黑暗中悄悄地流回到自己的食管中。
我说，诺冰娜，我并不爱你，没法爱你，我只感到性欲的存在，没有爱情给你，因为不懂爱情是什么，对任何女人都一样。因为我连自己也不爱。”
在这个自卑又自尊、痛苦而高贵的爱情故事中，我似乎感到了作者的隐喻。师生恋的外围，有一个叫“毛子”的人物，他是郑夫的好友，郑夫常写信向他倾诉。毛子与他相近的童年体验、共同的青春暗景，都象征着作者心中强大的背景——他的母文化，他的苦难和自尊。毛子最终没能和诺冰娜见上一面，似乎隐喻着诺冰娜最终没能挈入郑夫的母文化背景；在两块相隔遥远、内在隔离的土地上，他们永远地错失了。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毛子才是郑夫真正的恋人，即使仅仅是心灵之恋，也映照了小说开端暗示的他也是一个隐在的双性恋者。在母体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谁不是双性恋呢?
多年后，当野夫催促李斯完成这部几十年未完成的小说，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个书写的动机解读为，它来自于一种补偿过去忧伤岁月的渴望，来自于这一对内心相爱的友人执守理想忠诚于青春的不屈之心，同时，也蕴含着“精神的流亡才是对母语的真正回归”的内心意识(木心)。
遥远的诺冰娜，留在心里的诺冰娜，是主人公永恒的彼岸之爱。这个最终没能冲破樊篱的爱情在日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动力，让作者成为一位成果丰硕的翻译家。在文字的跨越中，他终于实现了对这场灵魂障碍的翻越。
是的，爱情，肉体，欲望，都可能成为生命与生命之间相离相抗的壁垒，似乎只有文字，疏通着灵魂的交流，并达到永恒的谅解和怀念。
读完野夫的序言，我才知道李斯和我同一年进入武汉大学。那年，野夫进中文系作家班，李斯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而我是刚刚离开高中走向大学校园的本科生。我与他们虽然擦肩而过，至今仍未见过，但回想起来，桂园梧桐树间的夜晚，熄灯后的烛光下，野夫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在樱花大道上仰面迎接飘落的花瓣，或俯身白雪覆盖的腊梅，嗅它冷冽的芬芳；李斯也在枫树下踱着步伐朗读英文，绯红的枫叶落在他的脚踝。这些场景就是那个时候真实的武大，美与知识汇聚在这座人文丰厚的山坡上，熏陶着我们。
梧桐树、樱花和湖水环抱的学府，一条条幽静上，每天来往着孤独的人们。他们与她们，老师与学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十八九岁的我，也曾爱上我的老师。他来自于农村，我进校的那年他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身着风衣黑发微卷的忧郁形象，触动了我的心，把我卷入了他的生活。当我来到他的老家，长江边的一个贫穷村庄，清晨推开木门，远处浑浊的江水上传来巨大轮渡的尖鸣，穿过如山的黄色沙堆，消失在远方。四兄妹中两位生病的弟妹因无钱医治而死。哀伤的父母，依旧起早贪黑，爬田卖秧。黄土砌成的土屋，地面粗糙不平，房间没有装饰，没有电器，只有农具、化肥堆在土墙的墙角，墙壁上挂着蛛网和灰尘。堂屋的正中，是永远的祭台，祭奠着天地君亲师和老祖宗，父母就分坐在木桌的两旁，商量着一天的劳动，数着微薄的收入。
校园里，我和他对系领导对师生恋的指责充耳不闻，坐在在挂满五月金银花的书桌旁下围棋，朗读泰戈尔和黑塞。他的自行车搭着逃学的我，穿过珞珈山、水果湖、风光村，白色的鸥鸟上下翻飞；在暴风雨突然降临的东湖中央，我们的船桨用尽全部力气逃向生的彼岸。三年后，他带着一点大男子主义的爱情无法抑制的热泪，把我送上了毕业后回乡的火车。
命运为我们设置了永久的别离，仿佛诺冰娜和郑夫。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彰显出它的野蛮强大，残忍地夺走了爱情。
郑夫的情爱史中，除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以外，也深藏着一些“不伦之恋”。在常人的眼中，它们似乎难以启齿。其中，他与一位年已六旬的女教师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19岁的大学生爱上了比他年长四十岁的优雅法语老师，并为她献上了他的初爱体验。我们来读一段李斯的描写：
“我躺在她身旁，学她的样子闭目享受那种宁谧与狂乱交错的情感传递。对于我那样一个19岁的处男，她与其说是在参与一场只有天地作证的做爱前戏，却更像是课堂上侃侃而谈、耐心细致的人生导师。她似乎在严肃认真地展示真实的人体解剖结构，然而，她忍不住发出来的一阵阵呻吟，显然又是在带头扰乱课堂纪律，让我在她迷人的体息里头晕目眩。
就在我的雄性血脉喷张，企图凭借本能的冲动有所作为时，她却伸出食指，放在嘴唇前作保持安静状。
我们就此安静下来，并排躺着。
我的记忆定格于此，直到自己的天命之年。
我无法解释如何会爱上年长自己40岁的张老师，更无法解释几十年过去后，我仍然保持对她如初的痴迷。那个学期结束后，她真的去了法国，从此失去音信，那个晚上的狂乱却并没有打乱我对“气质高雅”这四个汉字的真切理解。换句话说，假如有人拿恋母情结来解释我这份不伦情怀，我可能无话可说，但那显然只是一个外行才会做出的肤浅猜测。”
我喜爱这些超凡越俗的深情又幽默的描写，“不伦”的场景，不凡的“畸恋”，与道统相冲突，却是最具血肉的情欲与情感，构成了慈悲忧伤、多元宽容的大千世界。这些发生在八十年代时光深处的爱情故事，让我悲伤地想起在同一时代 “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枪毙的“女流氓”、“男流氓”，那些因为大胆地去爱、勇敢地表达自我而被夺去生命的年轻人。多么残忍啊！一个国度要走过多少路，飞越过多少片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
李斯的文字让这篇奇特的小说深赋异彩。他的语言天赋，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大量异国语言的阅读，让他拥有了深邃动人的表达。我阅读时常常觉得自己在读一部西方现代小说，而许多故事又确乎发生在我们熟悉的环境。
人是语言的产物，语言和情欲分担了人的命运。因此，我想说，只有失败的爱情，没有孤独的语言，只有寂寞的情欲，没有封闭的词语。因为语言照亮一切，让我们看见那些无人来过的角落，听见无法向人倾诉的窒息和哀伤......
读完这本颇具阅读快感的小说，合上书的那一瞬间，好像穿越了迷失的旷野，来到一片结晶之地，那些让人痛苦却终身怀念的岁月，散发出隐秘而温暖的光芒。卡尔维诺曾这样问道——“难道我们共有的东西恰恰是好像专赐给我们个人的东西吗?”，一切发生在自我身上的爱与痛，其实每一个他者也正经历着。也许，孤寂的欲望，爱的创伤，比幸福和快乐，更能把我们带向理解、沟通和真爱的领地。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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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野夫序《小说的使命与尽头》：
小说的使命与尽头
——李斯《别哭，诺冰娜》代序
野夫
一
我的多数时光似乎坐拥书城，在阅读中体验人生的无限可能。又或者模仿着将自己的苦乐阅历，自我用刑一般鞭笞成文字，然后再让它们像杀人蜂群一样出动，去攻击拷问其他读者的身心。我以及我们——那些和我一样浪得虚名的所谓作家，无论著作等身，还是孤篇压全唐，人模狗样地俨然名流，享用着浮世的虚荣和势利。我到老才觉悟，我们的世俗成功，全因为这世上一些真正的绝顶高手在沉默。他们不屑于书写，或者如古人那样述而不作，才虚席让出文学的华筵，留给我们这些聒噪者一点位置。
我的哥们李斯便是这样一个沉默的文学杀手，我们订交几十年来，他几乎一直冷眼旁观着这个世界，轻易绝不张口或出手。武侠传说中某一类平生未肯与人过招，但人人谈之色变的老怪，与他的性格和形象庶几近之。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今天回忆中遥远得近乎并不存在的时光。我们偶尔像白头宫女一般谈及那些天宝华年，恍惚觉得也曾颜色俊朗，身手矫捷如一群银袍小将。我们同年进入武汉大学，那时他正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但更多的时间，我们则像是校园中窜入的闲汉，喜欢在樱花大道下面的斜坡草地上负暄喝酒，练习摔跤和擒拿，以及旁观美女并不失优雅地搭讪。
二十几岁的我们，已然可谓搭讪界的老祖。今日网络上流行的泡术，在我们看来早已每况愈下粗俗不堪。当然，酒色猖狂之外，我们其实还是严肃的文学青年。我们纠集了当年湖北最好的一批诗人，组建了“后现代诗歌沙龙”，并地下刊印我们的诗集和诗刊。他是唯一不写诗也不评诗的沙龙同人，当我们还徘徊在朦胧诗和第三代实验诗歌之际，他已经在给我们灌输美国“垮掉派”的文学理念，并已经翻译好金斯堡的《嚎叫》与《祈祷》。
当徐敬亚在《深圳青年报》推出全国诗歌流派大展时，各地的民间诗社蜂拥登坛，只有我们这个沙龙毫无兴趣。也许早在几十年前，我们的写作就已经选择了我们的私人立场。用李斯一向的态度来看——我们的文字还需要他人来认可吗？真正的写作者，何须为了官媒发表而创作。荷马和李白他们，游吟或题壁，一样横行在大地和历史中。
那时的我辈，真是一群狂得没边的人。对文学的轻狂，以及对处世的“狷”——洁身自好有所不为，支配了我们一生的选择和命运。
二
八十年代末，我们各自选择了自谋生路，再次在武汉聚首，依旧日夕过从。他从高校教师变身为某公司打字员，成了第一代彻底告别钢笔的人。那是一个离开体制还不免艰于生计的时代，初为人父的他，眼看酒价日升，不免愁容如驴。
某个黄昏，我在他的狭小办公室使酒骂天，忽然发现他的废纸篓中，有几页扔掉的文字。我捡起来好奇地查看，他说是他没事练习五笔输入法而随便乱敲的废文，叫我别看，继续喝酒。但是第一段就把我迷住了——
同样的寒风吹来，掠过圣弗兰西斯科闪烁的夜灯，掠过金门大桥上的铁索，掠过桌上快要变凉的牛奶,掠过我蓬乱的头发，而你在哪里，此刻?
以你最充沛发达的想象力又怎能看到，在俯瞰这冷漠城市和无情吊桥的山顶上我已崩溃到何种程度?困极了，劳累过度，一天伏案14-16个小时赶写这Dracula一样不断吸走我血液的论文。还得面对惨白的灯光准备诊所里的咨询答案，还得预想明天的诊所里被幻觉、性混乱、控制、固执、财产纠纷、器官崇拜和自我折磨弄得面目全非的人们尖锐而病态的问题以及刻薄的刁难。还有 Boss总不满意的怒容。回到这里，我时常坐在椅子里，木然呆视《魔鬼与蝗虫》，想到人类有意义的生活时代已经结束在《圣弗尔天启书》的原稿里。先于阿尔的太阳照耀在上个世纪一个画家的头上，或其他什么流萤扫过我的脑际，一阵阵送来睡意，我的空洞的泪就时常滚入我手里握着的牛奶杯里——那是我今天有时间和心情消受的唯一食品。
亲爱的斯迪维，你无法想象我多么想念你，多么怀念那些已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笑声、拥抱、我的舌尖在你的牙床上、无休止的长谈、郊游、爱抚、一切，甚至争吵，甚至斗气，甚至煮面条在厨房里!
我算是那种对文字有一点特殊敏感的人，他有些赧颜地想要夺走撕烂这几张纸，被我强行读完接下来那些更加惊心的段落。我一眼辨认出这是一篇伟大小说的开头，我甚至早在学校时，就已经风闻过这个故事的原型。我们两个平时全无正形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正襟危坐，我对他近乎危言耸听地说——如此好的小说，你他妈必须把它写完，你会把那些假模假式的作家全毙了……
他对我的判断力多少还是有些信任的，略显自信不足地说：你真的认为我应该写吗？我说当然，哪怕只是为了给孩子赚一点奶粉钱，你也应该把它写完，而且绝对会一鸣惊人。
那之后他有一搭无一搭地写着，我们继续在各自的荆途中忙活。未几，我突然幽居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当然也完全失去了他的动向。再见面时已经是1992年的初春，他在众目睽睽中前来探视我时，带来了当年刚刚出版的《花城》杂志，上面已然发表他的这个中篇小说《别哭，诺冰娜》。
他说我失踪之后，他不负我的信任写完了这个，然后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直接投给了他比较喜欢的《花城》，然后他就去了我刚离开未久的海南岛谋生。他没想到很快发表了，编辑部却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根据邮戳地址，联系湖北作协查找鄂省是否有这个作家，但是作协确实查无此人。他是在地摊上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在路过广州时凭借身份证，经过百般盘查才终于领到了那两千稿费——在当时，这让他终于过上了有冰箱的生活。
在那个年头，能在这些大型名刊上发表一部中篇，只要坚持写，很快就能跻身文坛。他从海口辞职回家，却从此放弃写作，在街边开了一个翻译社，主要依靠打字复印的业务维持麻将桌上的盈亏。很多看过他这篇小说的人，都为他的先锋写法而叹服。他依旧是那个热爱玩闹的人，偶尔秀一下独门刀法，仿佛只是为了告诉这个文字世界——天外有天，天才是无心在尘俗中争锋的人。
三
我回到江城的那个黄昏，第一个敲开的依旧是他的门。
我有些疲惫地斜靠在门框上，对着沙发上的他和熊红说——兄弟们，我回来了。我们像同性恋一般拥抱，他迅速纠集几十人为我洗尘。当夜在他那简陋的办公室，桌椅班台乃至地面上，醉倒酣卧了至少七八个男女。
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我们都放弃了写作。生活驱赶着我们野牦牛一样逐水而居，贫穷、争斗与不时奇遇的爱情及哀伤，取代了我们青春期的文艺情怀。他只有一间办公室的翻译社被朋友们吃垮，唯一的沙发也被借宿的男女搞垮。我把他邀请去北京做书创业，三个男人合租在一间没有冰箱洗衣机的老房子里，手洗着各自喷薄的内裤。另外一位是诗人易水，同样是八十年代的隐名高手。我们却再也不谈文学，偶尔有人提起我们曾经发表的作品，似乎那是被捉奸在床的遥远羞耻。
因为投资人携款逃奔美国，我们最终散伙。他去了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接替主译并成为十多本中刊的副总编辑，之后因为难以言说的原因，还是回到了武汉妻女的寒舍。在那个没有电梯的八层阁楼上，他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翻译出版了近百部英美书籍。但这些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稿费，大抵多数又被他挥霍在他一直迷信的股市中。
在所有朋友都基本换了新房之后，我们还得吭哧吭哧爬上八楼去找他喝酒。有太多出版社找他译书，从天体物理到妇科医学，他从中研学到了各种渊博芜杂的知识。知识越多越迷惑，他突发奇想要去报考武大名师赵林先生的哲学博士。那时他已经四十几岁，作为社会闲杂人等早已被街道办警惕和歧视。问题是他竟然轻松地考取，师从赵林先生攻读基督教现代思想史，并于2007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宗教与神学系完成博士论文。
一个曾经风流垮掉的浪子，在我们戏称他已然“闭精”的年龄，抱着已经出版的等身著作，重新开始去大学求职，终于回到了他二十年前辞去的讲师生涯。他在课堂上依旧幽默倜傥，但在老哥们的酒局上却开始日渐郁闷。因为对神学的深究，对现实的困惑，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神叨叨的畸零者。每餐独自喝着闷酒，很少有老友能把他呼出阁楼。
这个期间他完成出版了《毕达哥拉斯传》《廷得尔的上帝观念》《海子故事》和《海子诗学》（英文版），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并终于混成副教授的职称。他相信神的存在却无法说服自己受洗，他发现世界上无数原本泾渭分明的事情，突然间模糊不清。原来人间的很多问题本身无解，他又一心想要解读海子的死因。一向擅长思辨的他，突然决定再不与任何人争论任何事情。
无人可与对话，原本滔滔不绝的讲台上，可以说的话日减，听得懂的更稀。他开始白发丛生地步入退休的年龄，却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焦恐症。他像杞人一样每天幻觉天之将坠，担心每一个楼板的坍塌，连我们这些老哥们的黄段子也无法重新唤回他的开心一笑。
终于熬到了告别职场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件事能够引起他的兴趣。为了寻求解脱，他甚至自带行囊投奔精神病院。医生一番对话之后说——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病人是自己跑来，基本都是家人或街道架来的，因此我们判断不能收你入院。他用他高深的哲学医学神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知识，万般哀求直至把医生侃晕之后，终于同意他留院观察。他像卧底一般更加恐怖地谛听了一周的各种鬼哭狼嚎之后，落荒而逃地回到人间。
这时我们已经暌违了几年，我也许还是他唯一可以聊天的人。我们隔着万重关山，视频对看着各自的衰颜——我们他妈这一代真的老了，老得如此失败而颓丧。我也在我的抑郁症中挣扎，失眠，戒酒，酷爱独处，我开始理解他的孤愤和绝望，以及时而升起的轻生之念。我们同病相怜如涸辙之鲋，遥远的唾沫似乎也难以拯救彼此的残生。我对他说——我比你面对更多的死亡，我已超然高蹈于生死之上，是因为我还迷恋着书写。我在我美好的文字中获得救赎，即便它如推石上山一样沉重，但是它确实延续着我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我说我一直难以理解你为什么不写，你的文字和思想一直远在我辈之上。我至今酷爱你的《别哭，诺冰娜》，我求你把它扩写成一个长篇。在这个瓦釜雷鸣的时代，我希望见证你重新出剑的锋芒。
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他病态的厌世倦容上盛开的会心一笑。几个月之后，我终于第一个读到了这部稀世之作。别哭，诺冰娜；别哭，李斯。我们都别哭，我们随意挥洒的一点才情，都足够那些盛名之下的某某们营养一生。
四
这几乎是中国迄今唯一称得上是“元小说”的小说，或者说是第一部真正按照“元小说”的理论、叙事以及结构技巧，来故意实践的创作。
中国的作家早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模仿学习各种西方文学技法，多数读者也大致熟悉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派之类话语；但何谓“元小说”却基本陌生。“元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方法，该方法打破传统第一人称、全能人称的惯常手段，使多人称同时出现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还会使用循环叙事、互文拼贴等文本手段，意在向读者宣明：历史与现实都是不可靠的，小说更不可靠。我们看到听到的，只是文本再现的结果。
英国作家和评论家大卫.洛奇最早于1969年在《十字路中的小说家》里首次提出这一观念，以期打破传统小说固定人称的写法，让作者直接突入作品，甚至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目的是要揭示现实的虚幻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元小说”只是一个写作技巧，并非一个文学流派。只是从古到今曾经有一批作家无意识地使用了这种手法，然后被评论家归纳为这一类别。
马原兄当年的西藏系列小说，曾经不经意地暗合了这种写法，一时蜚声文坛。他一边细腻刻画貌似纪实性质的细节，一边又有意暗示其虚构的背景。他甚至向读者坦言自己以制造叙述的圈套为乐，他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游戏被视为是针对小说的冒险。元小说的最大特征是，作者在创作中将自己列为故事的一部分，从而借讲述故事背后的故事，来表明这个世界的本相其实取决于作家的再现，读者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人为的编造而已。
“元小说”的价值，就是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对历史与现实的重新评估，也就是某种程度的历史虚无，强调作家对现实的重构。当然，这是小说形式的一种创新，未必一种形式一定高于古典形式，但小说创作之形式丰富，肯定对文学空间的拓展极具价值。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经验的真实世界也许并不真实。
新版的《别哭，诺冰娜》，把原来一个讲述中外师生的普通灵肉故事，通过标本解剖的形式，还原为关于人的情欲、情感与情操的残酷心理病案分析。一个被狭碍的民族主义情绪困住的中国学生，用肉体报复来填补他认识到的中美巨大差距。作者一边讲述这个略显古典的情色故事，一边引经据典通过各国新闻和文学中的各种畸恋，无情地探索人类爱欲的本质。
在情操的层面上，所有民族所有背景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情欲、情感是人皆具备和无可指责的，但是，情操却需要后天教育或人的自我修炼才可达至高点；在这高点上，所有人都能达成宽容和理解。本小说追求普世的真理，适用于所有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人群，它希望为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支撑点。这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突破，更像是思想界的一场惊世骇俗的探索。
人类的畸恋，往往归入亚文化的圈层，多不见容于道貌岸然的公共空间。这是李斯打破文化樊篱的一种努力，他在诺冰娜毫不遮掩的肉欲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高尚博学且真实的异国女人的孤独。仿佛看见砍断的胳膊，我们手指才不会觉察到痛楚。这个文本中故事的部分，和引经据典的学术部分，貌似有一些疏离，看上去已经不是我们习惯的那种文学阅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照应的。
畸恋的世界，也就是情欲的世界，跟人体验到的情操的世界是同样复杂且丰富的，都需要人的同情心才能理喻。在我们自认为熟知的情欲汪洋大海里，无时无刻不翻滚着交错的潜流。同样，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情感世界里，那些日复一日的波澜起伏，无不昭示生命的荒谬和无意义。假如我们没有找到心灵的压舱石，人类的迷乱依旧一望无涯。我们昨天为一场争诉痛苦，今天又因自我的宽容而释怀。我们渴望爱与被爱，却又被人误解，或者不懂珍惜。当一切成为往事，我们才明白那丢失的，往往才是最为珍贵的珠宝。生命也许本身并无恒久意义，但我们的体悟却如高山流水，与世长存。
在李斯看来，小说的本质是娱情，跟曼陀铃马头琴和行吟诗人甚至昆曲差不太多，它们正在消失或终将走到尽头，终将被电子琴和其他互联网娱乐方式取代。因此，小说没有那么重要的使命，只对参与者略有意义。从事真正的文学创作难以养命，而理解人生却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哲学和宗教，把人间该说的都业已说完，感觉没有人需要他的什么洞见。文学过去参与了人类的文明创造，但是未来会消亡，就跟电影会消亡一样。因为科技产品不断更新，人有更好的进入想象世界的工具。是的，人类的努力没有内在意义，只有暂时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活着，微不足道的理由是不活下去，仅仅只会给亲朋带来悲伤。
他的悲观是宿命而来的，我并不比他乐观更多。我们因缘巧合，偶然在世间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空山古墓中的沉睡者，他们选择了更加无语的深睡。
李斯在最近发给我的他梦境之一是：午后软阳，青石长碑，刻着你俩只剩姓名的一生。低下满头白发冥思空空的内心我竟无语，你们挟我到达这里——我偶尔感激却时常憎恶的尘世。纸钱化作烟灰，对于你们曾经的一生，几十年过去，我无法也不愿评说。这墓园召唤，更多用于离别，对此我实在无能为力。可我有一千条理由对你们说：真是对不起啊！
谨此代序。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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