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岛印象
梅朵
“一个男人如何勇敢且骄傲地活过他的一生——这是我长期困惑和为之激荡的问题。在他长辞之际，我重新端详五年前我们在一起对酌畅谈后的合影，我隐约看见了答案。他就是义勇兼备的一代典型，是刺客游侠的一脉遗孑，是永远反叛的揭竿者，更是擘画族群以期万世太平的深谋远虑人。古人说，这样的人物——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
作家野夫是这样来怀念刚刚逝去的明德先生的，字字沉痛深邃，刻骨铭心。明德先生的离世，强烈地震动了我们的心。当我凝视先生的照片，他的笑脸纯真明朗，刻写着高贵的心灵品质：宽容，信任，爱，始终怀着希望。有时，他肃穆的神情里也不禁流露出忧伤，但更多的是坚毅和不屈。他的死亡让我悲伤，同时又让我倍感一种新生的力量。这是一位用行动来证明信仰的知识分子，他近乎于苦役犯的受难具有着非凡的阳刚之气，他对中华文化走向现代文明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奉献，已深深烙在历史的碑石上。
明德先生说：“我不敢一刻忘记‘国家、责任、荣誉’，我把‘自由、平等、博爱’视如明镜，不敢背叛。” 他那样说，因为他就是那样一路走过来的。我想起了去年夏天我的台湾之行，十天的旅行，让我初次发现和感受着这个美丽的岛屿。在它的繁荣和谐的自然和人文风景里，我似乎已看不到过去那些血腥痛苦的岁月；在欢乐或宁静的街巷，也很难联想到这些暗夜传灯人艰苦卓越，顽强奋争的身影。但是，我知道，没有明德先生和他的同道们付出的巨大代价，这块土地绝不会有今天的富庶与自由。
走马观花的几天，给我留下不少难忘的印象，这些细节说起来都十分平凡，但却是别地正在渐渐失去的平凡与温暖。比如，除了旅馆住宿以外，平常的走动出入并不需要随时出示身份证和进行人脸识别，买火车票，进入博物馆，公园，大学校园，都不需要检查各种二维码和人脸扫描（和我走进云南大学和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依然在很“落后”地使用现金，市场，夜市上的商贩放心大胆地叫卖，没有 “城管”来驱赶他们，更没有谁敢掀翻他们的摊子，箩筐。出租车里，司机们自由地批评绿岛政府和各个党派，抱怨他们“无能”，“自私”，“不思进取”等等；但是他们都共同地赞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医疗保险，每个人每年只需要缴纳3000台币左右（约670元人民币），就可以享受完全的医疗保障。他们说，因为有医疗保障，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有钱就多花点，钱少就少消费一些。
绿岛的城市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说都比较清洁，安静。空气中没有大喇叭宣传的噪音，墙上没有刺眼的标语。台北车水马龙，摩肩擦踵，但人们温和礼让，连进地铁都排着队。街道林荫茂密，没有震耳的汽车鸣笛，商业发达，餐馆此起彼伏，夜晚霓虹灯闪烁，到处都是出门玩耍的年轻人。热闹的街景让人感到疫情时代在真的慢慢成为过去。书店图书丰富，坐着看书的大人和孩子。台北故宫博物馆门票只要300多台币（约60人民币）就能浏览顶级的宝藏（老人孩子学生都免费）。博物馆的后花园“至善园”，从山脚拾级而上，清风雅静，草石亭阁交错，鲤鱼在湖里畅游争食。这座精美绝伦的花园，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蕴含着传统中国的真义，深幽明净，天人合一，没有门卫把守，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进出。
印象中的台南拥有众多的现代博物馆，包括一个世上罕见的文学博物馆。我和雅歌在文学博物馆参观了“禁书展览”，翔实的史料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时代的书禁报禁。同时，台南还是一个处处洋溢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碧海蓝天，榕树葳蕤，庙宇宫阙众多，多种宗教文化交错，对儒佛道和妈祖的崇拜盛行，香火兴旺。平常日里，在年轻音乐家奏响的民乐中，就常有一队队身着彩装的年轻人舞着龙，或抬着关羽，玉皇大帝，菩萨等神衹的塑像穿越大街小巷。我和雅歌都惊叹这里的年轻人如此传统甚至土气，可这是多么温良厚实的土气。
鹿港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一个自信欢乐的古镇。小巷深处，热闹的周末集市结束后，有些人家正在家门口冲洗地板，有的人家则是三俩好友聚在一起排练民乐，竹箫如空谷清音，丝丝绕梁，飘入小巷深处。当夜深了，音乐家们再把琵琶，二胡，三玄，笛箫挂回墙上，各自回家。
弹琵琶的大爷也是一位木雕手艺人
鹿港有台湾最大最古老的妈祖庙，首建于十六世纪末。各种年龄的人包括年轻人都来参拜妈祖老人家，磕头祈祷，香烟缭绕，虔诚的样子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幻想着我从没见过的传统中国的模样。这时，我这才理解了是在这个古老小镇，罗大佑先生找到了他的乡愁：“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了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在安静的巷子里，我的脑海里回旋着这首记忆深处的乡愁之音，不禁翩翩起舞。奇怪的是，在整个鹿港，没有任何地方播放这首歌，只有咸咸的海风，无尽的美食，当下的享受，覆盖了漫长的小街。
海边小城垦丁除了蓝色的大海和热闹的夜市以外，你甚至可以说这里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没有高楼大厦，民房简朴，不具备什么现代化设施，但拥有一流的生态环境，空中飞翔着燕子和蜻蜓，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最值得赞美的是它的夜市小吃街，像海底，夜夜涌动着好吃的鱼。你几乎可以在这里吃到全岛甚至大陆的美食。让我惊呆的是，长达一公里的小吃街，地面清洁明亮，毫不油腻，没有任何垃圾，每隔大约十五米就有一个垃圾桶，吃客们都规规矩矩地把垃圾扔在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弄脏这条人潮涌动又井然有序的街道。
当我和雅歌买了最喜欢的芒果饭，葱油饼和烤牛肉，准备好好品尝一番，发现店家没有桌子，我很不习惯站在路边吃，于是找到另一家餐馆，在一张无人的室外饭桌旁忐忑地坐下来。因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法国，像这种情况，餐馆都不会允许你不消费而使用他们的桌子。这时，只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一边赶快帮我们把桌子擦干净，一边笑盈盈地对我们说请坐请坐慢慢吃啊。旁边的一位阿妈小声点对我说“他是老板”。这么随和善良的老板，我和儿子安心地坐下来，芒果饭吃得格外香甜。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发现这样的善意和慷慨，我真正地领略了人们说的“湾湾人才是宝岛最大的财富”这句话的含义。
在绿岛的十天，很少见到警察的身影。除了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记录下来的经历。一个临近黄昏的下午，我们在路边一下出租车，就发现手机丢在了车上，可那一刻出租车已绝尘而去。虽然在车上和司机大哥拉了半天家常，却既不知道他的车号，也没有电话和姓名，被遗落在后座上的手机还开着静音。儿子在他手机上查到要去就近警局报案寻找。顿时我觉得前途渺茫。无论如何，走了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一座两层楼的警楼前。
推门进去，三位身着警服的帅哥在桌柜后面笑问我们有何事，样子温和，没有任何严厉和高傲冷漠的表情。这么平易近人的警官！我心里一下子感到舒服。我详细介绍了情况，其中一名警官立刻走到墙上的大电视旁，开始在屏幕上寻找监视器里的内容，结果在密密麻麻的车流里找到了一辆符合条件的出租车。警官根据车尾的车号在电脑上查找不到两三分钟，就找到了司机先生的电话。只见最帅的那位李警官拔通电话，语气异想不到的客气：“林先生，您刚才有载客人到台北图书馆吗？好的好的，麻烦您了，非常感谢您，司机大哥！”
司机先生回答说他已停车回家，没有注意后座是否有手机，二十分钟后确认后再和我们联系。李警官笑着对我们说：“您们不用在这里等待了，直接等他的电话吧！如果半小时内没有电话过来，您们再给我打电话。”说完把自己的号码告诉了我们。
从警楼出来以后，虽然还不清楚是否能拿回手机，但是他们的干练、温和以及高效率让我吃惊。
不到四十分钟，已经下了班的司机大哥就开着摩托车过来把手机送到了我的手里。这时我才看清这位和我在车上唠嗑着卤饭和芒果的司机大哥的模样，原来是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皮肤黝黑的大爷，他像长辈一样地用浓浓的湾湾国语数落了我一句：“下车的时候我还有提醒您带好东西勒！” 我非常害羞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让您跑路了。”我感激他又耽误时间又费汽油，想给他一点补偿费，他无论如何都不收，一溜烟开跑了。
朋友们都说，在台湾，找回弄丢的手机是很平常的事，因为拾金不昧是这里的家常便饭。从这件小事上，除了善良以外，我还看到了台湾人的认真和专业精神。警官们并没有嫌弃事情小而不认真办理，也没有高高在上对谁下命令，司机也没有一声抱怨。整个过程都平等，理性，互相尊重，依法办理，没有任何多余的枝节，更没有恶意的欺骗和敲诈。同时，我认为更值得分析的是，警方的效率。毫无疑问，高效率多亏了监视器。监视器的密集存在，是当今世界各地渐渐习以为常的现象。面对这些电子眼，人们是不太习惯的，谁愿意从早到晚地被盯着呢，谁愿意生活在“1984”呢。但是，一个良治的社会，大概就像我的这个经历一样，监视器的作用应该首先服务于民。找回手机的事情证明了一个道理：高科技如果服务于人，便是人类的福祉，如果相反，便是我们的噩梦。
在至善园
回法国之前，走在台北的街头，雅歌问我，你要不要联系琼瑶阿姨？我说茫茫人海，相遇与别离，都是缘分，不用联系了。八十年前，在贵州剑河，时任县令的我的祖父——一位正直的国民党将军，法学家及书法家阮略先生，曾经救助过战争中逃难的频临死亡的琼瑶一家人。1987年，琼瑶父亲陈致平先生（前北大教授）为寻找恩人，给我祖母写来了一封信。这个夏天，年事已高的父亲在我离开贵阳之前，把保管这封手迹的任务传递给了我。旅行中，它就一直背在我的包里。沉沉的重量让我感到历史就像一条生命背负的河流，跟随一代又一代漂流到更远的地方。在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我还见到了著名作家杨渡，“暗夜传灯人”的作者。看着这位也以自己的勇气和笔墨记录了绿岛民主成长之路的作家，我在心里问自己，在转瞬即逝的生命中，是什么能够穿越惊涛骇浪沉淀在时间的河底？
此刻，我想说，那一定是深藏在血肉生命里的高贵心灵，那一个个君子与士的灵魂与铁血时代的激烈撞击。被记住的历史，该有多么感恩那些逝去的魂魄啊。
2024年1月15日，于波尔多冷溪庐
台北美术馆画展“艰苦的记忆”
图片：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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