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新旧之争

文化   2024-10-28 22:00   陕西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旧的在迅速地死亡,新的在茁壮地成长,因此清代是新生与腐朽激烈碰撞的时代,这种碰撞决定了清代美术的特点。新生与腐朽激烈碰撞在美术上的反映就是“四僧”与“四王”的斗争,其中“四王”是守旧的,“四僧”是创新的,后者把清代美术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艺术作品。清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萌芽、发展的时代,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壮大,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人道主义艺术发展壮大,那就是“扬州八怪”,特别是郑板桥,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美术作品。清代是中西政治经济激烈碰撞的时代,也是中西美术融合的时代,这就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初创。

“四王”是指王时敏、王鉴、王翚(huī、王原祁“四僧”是指朱耷(八大山人)、石涛、渐江、石溪。

清初“四王”主张摹古,“四僧”主张创新,形成尖锐的对立。主张摹古的一方认为,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是区别绘画作品高下的标准。任何作品凡是符合古人的作品就是优秀的;反之,凡是不符合古人的作品,就是拙劣的。王世敏说,作画的唯一标准就是“刻意师古”“力追古法”“宛然古人”“一树一石,皆有原本”。“四王”摹古的主要表现是师古人之迹,师法古人,有人师古人之心,有人师古人之迹,结果大相径庭。“元四家”师法董源、巨然,是师古人之心,结果在师法造化中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四王”同样师法董巨,是师古人之迹,结果在师法造化中,只是恨不似古人。用王原祁自己的话来说,“出蓝之道终不可得也”。

与清初“四王”摹古观点相反,“四僧”基本主张艺术创新。针对“四王”的摹古论。石涛提出了变化论,绘画之法,不是万古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法是哪里来的?是人订立的,为什么只许古人立法,不许今人立法呢?石涛问道:“古人为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是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出一头地也。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一地头也,冤哉!”归根到底,绘画应是自我表现,而不是古人的表现。石涛说:“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石涛总结了五十年绘画创作之经验,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主客统一,物我交融。他说:“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综合比较“四王”与“四僧”,从艺术主张上来看,“四僧”为上;若论艺术成就,“四僧”为上,若论当时的社会影响,“四王”为上。虽然“四王”的艺术作品不比“四僧”的艺术作品优秀,“四王”的才智不比“四僧”高超,“四王”的艺术主张不比“四僧”有更多真理,但是“四王”能够成为当时绘画的正宗,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传承,二是政治。

“四王”所谓摹古,首先是模仿明代的董其昌,而“四王”之首的王时敏是董其昌的“真源嫡派”,其他三人,王鉴是王时敏的族侄,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王翚是王时敏和王鉴的学生,这样说来,四王都可以视为师承董其昌。如果董其昌是“画苑领袖”,那么“四王”当然也是“画苑领袖”了。“四王”的艺术风格不出己意,安顺守法,温润和顺,很适合统治者的艺术需求。清圣祖康熙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从此观之,统治者以适合统治的需要为唯一宗旨。至于艺术水平的高低,那是次要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惟其“才力薄”,才是“正宗”。

“四王”之首王时敏,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又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在“四王”中王时敏的山水画引领着清初画坛的主流。《春林山影图》是王时敏仿元代画家倪赞的作品,不需要很高的智慧,我们就能够看到王时敏对倪赞的仿制,笔墨构图,大体相似。

图1 上海博物馆藏清代王时敏仿元代倪瓒《春林山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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