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乔治·康多：艺术家“出名要趁早”？

文摘 2024-07-27 22:35 法国

古希腊人有两个词来描述时间的本质：一个是chronos，即无情的、线性的历史进程；另一个是kairos，即深刻的、展开的时刻，它为现在注入了生命。

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最新展览在希腊伊兹拉岛举行，当我来到阳光普照的开幕式现场时，前述的这些概念让我做好了迎接这位艺术家的准备，毕竟他的作品就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康多对待艺术的方式就像一个音乐制作人，对艺术史进行“混音”和“采样”。他的“人造现实主义”绘画源于对古典艺术大师和古典乐的深入研究，将具象绘画的结构图式与爵士乐的即兴精神融为一体。

无论你喜欢与否，这都是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体现在他风格独特的人物形象上。这些作品在一级市场价格高达200万美元，二级市场的拍卖价格更是高达690万美元，在任何环境中陈列都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乔治·康多与安迪·沃霍尔，1986年，图片：Courtesy Warhol Foundation

作为当代艺术界名头最大的人物之一，康多本人的行为举止却出奇地腼腆。在酷热的夏天，他穿着一件简单的polo衫，面色泛红。他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等传奇人物都交往甚密，还与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文学界的名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Deste基金会是希腊-塞浦路斯亿万富翁Dakis Joannou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基金会举办的颇具私密性的展览开幕式上，你看不到在巴黎或纽约的大型基金会里可能会有的隆重大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别的风格，康多本人与朋友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打成一片，其中包括画廊主Thaddaeus Ropac和Eva Presenhuber、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和Cecilia Alemani，以及年过七旬的摄影师Martin Parr。

展厅内陈列着康多用宽大的多色简约画框装裱的小幅油画，其色彩让人联想到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曾经绚丽的色调。这些小型油画与一件大型雕塑一起，展现了康多自己神话中的主角——那些以变幻莫测、狂欢般的表情捕捉到的形象。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小岛，我在思索康多艺术中纠缠不清的chronos和kairos概念。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回顾了这位艺术家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生涯，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坚持不懈的前进步伐，他将于2025年10月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回顾展。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我没有在白盒子或拍卖行之外看过你的太多展览。在这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办展是种怎样的体验？

A：首先，我在这之前从没来过伊兹拉岛，所以他们给了我这个空间的平面图，但我不知道它有多小。如果把这些展览空间想象成琴键，你会觉得它们是白键，而空间的画作更像是黑键。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大调、小调、正调、负调的混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Q：那么，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次展览中展示作品的？

A：画作本身反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情感。它们可能不是某个人的肖像。但是关于情感状态的肖像。大多数时候，它们都相对悲伤、疯狂和孤独。这就是展览名称的由来。

但后来我一想到在希腊展示作品的方式，一想到如何处理比例——因为希腊人是比例大师——我就觉得一切都必须与空间相称。所以我觉得，考虑到作品在空间中的呈现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感到非常振奋，因为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观看作品的方式。埃尔斯沃思·凯利（Ellsworth Kelly）和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都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上放置具象绘画。而一个传统的油画家也绝不会把他的作品放在一个极简主义的外壳里，这会是矛盾的。

Q：几乎是一种亵渎。

A：这些画作是由艺术史上无数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我从未真正深入研究过的艺术史语言之一就是极简主义。因此，这次展览将极简主义和具象结合在一起。这是关于绘画语言的可互换性的想法，也是关于贯穿每个人心灵的多重情感的想法，更是关于在绘画本身看到的情感内化的想法。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你经常画小画吗？

A：我一直都喜欢画小画。在博物馆里，如果你看维米尔或其他一些过去的画家，会发现他们的画都很小。他们有时候会在画上装裱大画框，让画看起来更大，但实际上，除了《代尔夫特风景》和爱丁堡的那幅《基督在马大和马利亚家中》之外，其他的画都很小。

我非常喜欢细节，也喜欢在一幅画中融入尽可能多的不同语言，并创造出一个能代表所有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Q：展览中的作品是都来自你的个人收藏，还是也有从其他地方借来的？

A：它们都是我的个人收藏。幸好我没有在任何一幅画上签名，这样展厅里就不会有签名了。它们分别来自89年、92年、97年、05年......无论哪幅画最适合放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我选择放进展厅里的方式。我进行了多次变换调整。我有自己用硬纸板做的画盒，不停地换着用，直到最后找到觉得最符合我感觉的方式。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那天晚上你在与Massimiliano Gioni的讨论中谈到了你的起步和进入纽约艺术界的经历，还提到了画廊主Monika Sprüth。她对你进入艺术界和事业发展有多重要？

A：非常重要。当我第一次离开纽约前往欧洲时，是因为有几位德国艺术家在80年代初到过纽约，他们说：在美国，没人会以一种线性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你的作品。但在欧洲，你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一个美国人深入研究欧洲大师的作品，会比在美国显得更加特别。

在同一次讨论中，我谈到了杜尚和他的现成品。我想创作一种仿真的现成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看起来像是400年前画的，但从主题来看，它不可能是400年前画的。因此，在我称之为“伪经典大师”的画作中有达达主义的影子，它们并不是真正的老大师画，但却使用了相同的技法。

我认为这解放了年轻一代的画家，他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是传统的绘画方法，绘画主题也非常传统。将这些传统的绘画内容移植到当代题材中，我认为我能够让他们做到的是——你可以像17或18世纪的大师那样作画，但必须要表达出新的东西。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你觉得美国人现在了解你的工作了吗？

A：是的，现在有了。但我认为，这要感谢比我年轻的一代，比如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约翰·柯林（John Currin）、格伦·布朗（Glenn Brown），甚至安娜·维扬特（Anna Weyant）——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开始使用传统的绘画方法，用老式的技法创作当代题材。在我使用老式技法的时候，还被称为是过时的技法......我认为，从批判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那简直是种侮辱。

Q：但你现在是个明星了。你还记得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功的那一刻吗？

A：我觉得是艺术家们开始认可我的时候。当我的作品被艺术家们接受时，我才感觉到我的画家生涯正在起步。

1984年，我和最近去世的好友Barbara Gladstone（格莱斯顿画廊创始人）一起办了一个展览，Eli Broad（布洛德博物馆创始人）买下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另外也有一些大藏家也来买我的作品，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一直在关注我。鲁贝尔夫妇（鲁贝尔博物馆创始人）是我的第一批藏家。他们总是站在第一线，寻找年轻的、新的作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现在可能到35岁仍然能有机会，而在我的那个时代，如果你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没有一点名气，那你就完了。因此，人们总是急于做出一些特别的、激进的、崭新的、可以永存的东西。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你经常从音乐的角度谈论作品。“混音”或“采样”的概念在你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如今的年轻一代看到你的作品时，是否会更认同这些概念？

A：电视换台给过我启发。你可能正在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如果把频道从5换到6，就会看到婴儿尿布的广告，如果又换到下个频道，有可能是某部动画片。我想绘画也可以像电视一样。当然，那时还没有手机和电脑，电视频道也比较少。我认为这种在绘画中变换频道的方式与嘻哈音乐中的采样非常相似。

Q：你是否注意到人们对你作品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A：一般来说，大多数艺术家都会说“大家都喜欢我早期的作品，而没人喜欢我晚期的作品”。但我的情况是，基本没人喜欢我早期的作品，大家都喜欢我的新画。这种反馈我听过很多次了，每年他们都说“这是你画过的最好的画”。

我想，等我2025年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回顾展时，可能会展出197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我还和父母住在家里，甚至不知道有艺术世界这回事。我喜欢那些纯粹相信艺术的作品。艺术不会告诉观众该怎么想。观众想什么，艺术就会告诉他们什么。因此，换句话说，艺术品有可能决定观众是好是坏。

“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从音乐和热门歌曲的角度考虑，你认为你的头号热门系列是什么？

A：我会说是80年代初的早期绘画。那是我第一次尝试以传统方式作画，比如1982年创作的《圣母》。1984年开始创作的是小丑系列，代表了一种越轨的概念。我认为从 85 年到 95 年之间我的作品更多基于即兴。我觉得这对人们来说有点复杂，因为这就像听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美国萨克斯管演奏家）的音乐一样，他可能会演奏《My Favorite Things》，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来自《音乐之声》。因此，每次我画肖像，都会画出不同的效果。我把它当作主题的变体。又比如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美国小号演奏家），当他演奏《Summertime》时，即使你能认出曲调，但如何即兴还是戴维斯本人的选择，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他。

因此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这些画中的图案是可以识别的，但他们在画中的存在方式，是独属于我的我的方式。

乔治·康多，《Dakis Joannou and Maurizio Cattelan II》，2006 © George Condo, courtesy of the DESTE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

Q：我注意到，Dakis Joannou家的客厅里挂着你为他和艺术家毛瑞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创作的画作。作为一名画家，你如何处理肖像画的要求？

A：是毛瑞齐奥找到了我，说想把我介绍给Dakis。毛瑞齐奥说，我们想要“看起来像你的，而不是像我们自己”的画。我说那好吧，这样就简单多了——因为我不想坐在那里他们两个人进行研究。所以我从不接受委托，真的很少。但为他们两个画肖像的这次经历确实很特别，因为我可以画出他们的样子，但同时又有我的影子。

Q：我带着伴侣去看了展览。他不是艺术行业的，但当我说我们要去看乔治·康多的展时，他却说他知道你的名字。因为他听嘻哈音乐，从Westside Gunn的歌里认识了你。我觉得这个点很有趣——你在嘻哈领域里也有名。

A：对很多嘻哈受众来说，当我在2011年为坎耶·韦斯特做专辑封面时，对不关心绘画的观众来说可能是个介绍。坎耶周围的艺术家以及很多他合作过的人，比如Jay-Z，现在还有Travis Scott，我都曾与他们合作过。很多嘻哈歌手，如Lil Baby、Pop Smoke或Rick Ross，他们都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喜欢我这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艺术态度，而他们可以在歌中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的语言，不管它多么冒犯。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冒犯人们。

Q：我记得你给坎耶做的专辑封面在iTunes里被打上了马赛克。作为创作者，你对此有何感受？

A：我觉得很酷。我喜欢这样，因为反而会让人们更想看到马赛克背后是什么。实际上，被禁止也是一种成就。所以作为艺术家来说，我并不介意，因为我知道这幅画在它的绝对形式中存在。打码只是为了适应沃尔玛和苹果这些的企业的语境。

Q：我听了这些歌，你的名字在嘻哈音乐中被提到的时候，往往是用于炫耀。比如：我有足够的钱在墙上挂一幅乔治·康多的画。这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对你的简化，就好像把你等同于美元符号之类的东西。对此你有何感想？

A：确实，当你在一个非常低收入的环境中长大，之后在嘻哈界取得成功时，很多人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多地“穿金戴银”。

我小时候家里虽然算不上非常贫穷——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注册护士——但父亲也强迫我和我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去工厂里做工。我在你无法想象的糟糕环境中工作过。工厂里，你会看到有人失去了手指……当时我每小时挣1.40美元，送报纸挣25美分，割草时每块草坪挣25美元。所以当我终于能通过绘画赚钱时，是感到满足的，因为我的作品对别人来说有价值。

我觉得这是我与嘻哈歌手之间的同理心关联——我们都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所以我能理解当他们终于通过当说唱歌手赚到第一笔钱时，会想以某种方式表达它。对他们来说，“一幅康多的画比你的公寓还贵”可能意味着公寓价值60万美元，而一幅画价值70万美元或更多。

Q：现在可能要更多了。

A：但我不认为市场能决定一个优秀的嘻哈歌手会做什么，也不认为它能决定了一个伟大的画家会做什么。

我只是觉得他们可以高兴——你应该为你能从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并赚到钱感到高兴。

Q：与坎耶他们合作是什么感觉？

A：我还记得，当我见到2 Chainz、Lil Wayne和A$AP Rocky的时候，他们的自我介绍都太快了，以至于我没认清谁是谁——反正他们都戴了很多链子。直到后来在MV里看到他们，我才知道谁是谁。而当坎耶·韦斯特请我做专辑封面时，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问了我的女儿们，她们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说唱明星。

我后来有关注坎耶的发展轨迹，也意识到他已经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坎耶·韦斯特了。我确信他仍然是一个创造天才，但不同意他在生活中的政治立场。我反对仇恨言论，也不喜欢MAGA的事情。

乔治·康多，《The Triumph of Insanity》，2008，“乔治·康多：The Mad and the Lonely”现场，DESTE基金会项目空间 © George Condo. Photo: Giorgos Sfakianakis

Q：我懂你意思。或许未来我们能看到坎耶在历史中有怎样的地位。与此同时，你呢，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艺术史中的地位？你在2020年更换画廊是否与考虑你的自己的艺术家遗产有关？

A：更换画廊是我每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的事情——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自己几乎是每隔10年或11年就会因某种原因换一次画廊，不过我都会与曾合作过的画廊保持友谊。

这次也是时候了。我想要更接近豪瑟沃斯代理的艺术家，比如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和阿尔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的遗产，或者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又或者是艾弗里·辛格（Avery Singer）这样的年轻艺术家。我喜欢这些画家的作品。

所以这与遗产无关。我认为目前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继续作为一个创造者向前迈进。你希望下一幅画又能是一个惊喜，肯定不想重复自己。不是说这次做得很好就要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我会希望每次都有新东西。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伊兹拉岛感到满意，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环境）。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岛上看到这样的作品，会意识到自己以前没见过这种极简主义和传统绘画的结合。还有展览中的这些希腊神话人物。我认为艺术家要创造自己的神话，就像是永存的希腊神话一样，你也会希望自己的神话能永远传承下去。

文丨Naomi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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