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史思明为什么要复叛

文摘   历史   2024-12-20 07:21   山西  
说大唐帝国接受史思明投降时,史书经常会说,当时就有人提醒皇帝,绝不可以信任史思明,但是皇帝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注】
【注】:张镐性简澹,不事中要,闻史思明请降,上言:“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又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请征入宿卫。”时上以宠纳思明,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其实呢,这都是扯淡之极的说法。
因为在皇帝眼中,不要说史思明这种有前科的军方大佬了,就是郭子仪、李光弼这种根正苗红的军方大佬,他也不可信啊!
作为一个军方大佬,在没有接受文职、内廷制约之前,不管他表现的多忠心,也不论他和皇帝私人关系多亲密,皇帝也会认为他不可信。因为皇帝永远也会不相信什么臣子的忠心。
这就好像,皇帝手里握着一些三尸脑神丹,总会有意无意的问着你,想吃一颗吗?
如果你说不想吃,你再一脸的忠心,皇帝也不会相信你。
在现实的历史中,皇帝总会试着向各大军区派遣文职官员或太监(相当于监军);军方大佬如果对此表示拒绝,他再表现的一脸忠心,皇帝也会认为他心怀不轨。
当然了,皇帝也会试着在各大军区行使人事权力,并会让军区内的行政、经济主管拥有和军方大佬对等的地位,甚至还会让行政、经济主管凌驾于军方大佬之上。如果军方大佬对此表示拒绝,他再表现的一脸忠心,皇帝也会认为他心怀不轨的。
所以,作为军方大佬,千万不要和皇帝扯什么忠心不忠心,更不要觉得自己会表演,就能获得皇帝的信任。如果军方大佬拒绝皇帝类似的要求,说什么都叫扯淡;因为军方大佬拒绝皇帝类似的要求,在皇帝眼中,他就是军阀。
总的来说,史思明可信不可信,皇帝用脚后跟思考一下,也会知道的。
第一、皇帝能向史思明的辖区派监军吗?肯定是不能的。
第二、皇帝能随便调动史思明手下的各级将领吗?肯定是不能的。
第三、皇帝能让河北的行政、经济主管,拥有和史思明对等的地位,甚至让这些行政、经济主管凌驾于史思明之上吗?肯定是不能的。
既然如此,就算有人告诉皇帝,史思明忠心可表天地,皇帝也只会表面客套几句,因为从内心深处,皇帝肯定会想,如果他真的忠心可表天地,为什么总拒绝吃我的三尸脑神丹呢?
事实上,因为类似的原因,不要说史思明了,就是郭子仪、李光弼,在收复长安、洛阳后,皇帝也时刻想着如何削夺他们的兵权。
一个人说史思明不可信,这个观点并没有任何错误,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认为他的说法很扯淡。问题是,接下来的内容呢?如果他只是告诉皇帝,我们绝不可以接受史思明的投降,皇帝肯定会认为他不过是扯淡罢了。
因为接受史思明的投降,与史思明可信不可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史思明不可信,大唐政府也可以接受史思明的投降啊,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政治外交手段削弱史思明。
现在的大唐帝国,如果拥有一鼓作气解决河北叛军的能力,自然不会接受史思明有条件的投降。问题是,大唐政府现在没有这种能力。
这并不是因为大唐政府的综合实力不够,而是现在大唐政府有一个问题困扰自己,那就是让谁领衔平定河北叛乱?
从大道理上说,授予郭子仪或李光弼全权,率领各大军区联合围剿河北叛军,肯定能成功的。
问题是,授予郭子仪或李光弼这样大的权力,他们在收复河北后,打出类似清君侧的旗号,突然再杀回来,唐肃宗肯定比安史之乱初的唐玄宗还狼狈。
事实上,在当时,各种清君侧的旗号,早已有人蠢蠢欲动的提出来了。所以,不要说对史思明了,就是对郭子仪和李光弼,皇帝也是像防贼一样的防范着。
至于建宁王、太子,更先后试图用武力清洗干政的皇后和太监李辅国。
当然了,因为类似的原因,继续让太子率军领衔平定河北叛乱,更加不可行了。
收复长安、洛阳时,太子还没有正式取得太子的名份,而且收复长安、洛阳,按计划就是摧枯拉朽的战争,而且战争的地区,距大唐权力中心并不是很远,所以皇帝有信心让太子率军。
现在,太子已正式取得太子的名份了,而且进攻河北,很容易打成僵持战,因为河北是叛军的老巢,而且叛军收缩兵力在那里,估计不可能再实现摧枯拉朽的胜利了;关键是,从地缘上,那里距离帝国权力中心比较远,太子长久率军攻打河北,再回师的时候突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唐肃宗马上就有可能变成唐玄宗第二的。
让另一个亲王领衔平定河北呢?似乎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让一个亲王拥有这样大的军权,恐怕随时会成为李世民第二,到时太子、皇帝都会陷入危机之中的。
总而言之,这个亲王功高盖世,皇帝、太子都狗屁不是,还想方设法排挤这个亲王,这个亲王率人发动政变,谁敢说不是呢?
让太监节制各大将帅呢?
这个想法虽然可行,但是太过天才,而且弊端更大。
所以当时的大唐政府,虽然在综合实力上拥有着压倒的优势,但是在收网解决叛军的最后时刻,却突然停滞不前了。
只要我们能理解大唐皇帝的这种困境,自然就能理解大唐政府为什么要接受史思明有条件的投降了。因为接受这种投降,才有机会用军事压力,配以行政、外交手段解决河北叛军;而用这种方法解决河北叛军,才不会让军方势力越来越膨胀。
接受史思明的投降,从战略上没有任何错误,因为这首先会加剧叛军的分裂。
最简单而言,河北很快分裂为主战的安庆绪、主降的史思明两大集团。
简单的看,大唐帝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安庆绪没有解决之前,就急不可耐的解决史思明了,于是把主降的史思明集团,逼得与安庆绪合流了。
其实呢,如果大唐政府不抓紧时间解决史思明,就没法大举进攻安庆绪。
基于大唐政府的角度,肯定是大唐政府派军解决盘踞邺城的安庆绪,史思明做好配合工作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如此,大唐政府才能最大限度的把脚伸进河北地区。
基于史思明的角度,显然会认为,应该由他们派军解决邺城的安庆绪,大唐政府做好配合工作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阻止中央军趁势进入河北。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没法谈拢的。
政府军让史思明领衔平定邺城,那就是变相帮史思明实现了河北统一。
史思明让政府军领衔平定邺城,那就是让大唐把脚彻底伸入了河北,下一步,自然就是解决他了。
不管政府军对史思明许下的承诺有多好听,以后肯定会进行大规模削藩的。
一旦削藩开始,始终站在大唐帝国一边的军方大佬,也有可能无法善终。史思明这种叛军,一旦被削藩,前途还能乐观考虑吗?所以基于史思明的角度,河北的独立是必须保持的。
因为类似的原因,大唐政府在没有解决邺城的安庆绪前,就开始支持乌承恩取代史思明了。
乌承恩接到中央政府这种任务时,他有三种选择。
上策,积极协助中央政府解决史思明,然后取代史思明,成为河北最高军政长官。
中策,就是接受大唐皇帝的指令,却是啥具体行动也不做,与史思明维持表面的合作。总而言之,既然不坚定站在大唐政府一边,也不坚定站在史思明一边。
下策,就是积极站在史思明一边,总而言之,大唐政府派我来解决你,你可得小心提防啊。
哪种选择好呢,这个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乌承恩选择了上策。
乌承恩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取代史思明,他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就比较大;而且乌承恩并不是主动跟安禄山造反的,他此前一直是标准的骑墙派,所以他对中央政府的恐惧,并不象史思明那样无可化解。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乌承恩取代了史思明,中央政府再进攻邺城的安庆绪,就容易取得主动权。
但是乌承恩进入河北策反各级军政长官时,被史思明发现了,并且抓住了确切的证据。于是协助乌承恩清理史思明的人,都被史思明清理出局了。
到此为止,大唐中央政府与史思明的矛盾激化了。
乌承恩死前,说这是李光弼指使自己的。
于是史思明上表中央政府,让皇帝把李光弼人头交出来;中央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于是,史思明扔掉大唐旗帜,再度正式叛乱了。
史思明叛乱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们选择投降,皇帝竟然想趁机对我们斩尽杀绝,我们不继续造反,能行吗?
关键是,所谓的汉奸,只是被胁迫参与了叛乱,但是大唐皇帝依然对他们秋后算账,我们这些主动参与叛乱的人,除了继续造反,还有别的选择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唐政府终于开始准备进攻邺城的安庆绪了。
此时,距离收复长安、洛阳,已过去整整一年时间了!
公元757年9月收复长安、同年10月收复洛阳。大举进攻邺城,则是公元758年9月底的事。
在收复长安洛阳后的一年时间里,大唐政府并没有趁胜追击叛军,大唐政府在做什么呢?
显然是在重建行政、军事、经济系统。
但是不管大唐政府怎么重建行政、军事、经济系统,也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那就是如何控制军队?
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初期时,帝国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帝国的军事权力,通常都掌握在诸王、外戚、豪门代表手中,所以威胁皇帝的主要力量是诸王、外戚、豪门代表,纯粹的军人力量,只是一个个打工仔罢了,从普遍意义上,他们并不是皇帝的竞争对手。
皇帝与这些力量勾心斗角、折腾了许多年,终于把他们都摆平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诸王、外戚、豪门代表不再威胁皇权了,军人力量如何控制呢?
如果皇帝想开历史倒车,直接再重用诸王、外戚、豪门代表就可以了,问题是,这样解决问题,还不如不解决问题;因为诸王、外戚对皇权的威胁更严重。所以安史之乱到陈桥兵变二百年时间里,军人力量虽然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没有一个皇帝试图再次重用诸王、外戚的方法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大举反攻河北,大唐中央政府足足准备了一年时间,最后还是用了一个极尽天才的方法,那就是让各路大军的将领拥有对等的地位,然后让大太监居中指挥各路大军。
这种玩法,自然对控制将帅有利,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就实在无法保证了,于是大唐政府军在拥有绝对优势的背景下,突然被叛军打得一败涂地!
总的来说,唐肃宗此时的困境,与唐玄宗时代的困境一样,那就是安史叛军很危险,其它军队就很可靠?如果哪支军队也不可靠,皇帝到底能依靠谁呢?

泪痕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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