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花篮里插了百合——怀念戈宝权先生(中)

文摘   2024-07-26 00:01   山西  

我在花篮里插了百合

——怀念戈宝权先生(中)

戈宝权先生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谈起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指导、协助福建师范大学的温祖荫教授编审了《鲁迅译文序跋集》,现已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这部全集的特色曾用收集比较齐备,校勘比较精确,注释比较详尽三句话来进行概括。新编《鲁迅译文序跋集》就极大地丰富了新版《鲁迅全集》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全集编注者谨严的学风。


戈宝权指导的《鲁迅译文序跋集》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另一贡献是通过大量查阅鲁迅藏书和其他典籍,注明了多处鲁迅作品中援引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出处。比如,他终于在吉开迦尔《忧愁的哲理》一书的日文译本中找到了《帮闲法发隐》中的那段引文,在叶遂宁 (现通译为叶塞宁)的《约旦河的鸽子》一诗中找到了鲁迅引用的两句:我的母亲——是祖国,我是一个布尔塞克。又在同一诗人的《天上的鼓手》中找到了鲁迅引用的地上和天上的革命万岁这句诗的出处。可以毫不虚夸地说,以上这些长期困扰鲁迅研究者的问题,只有戈先生这种学贯中西的通才才能解决。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在国内保存的残缺不齐的日文《北京周报》中,发现了鲁迅用日文自译的小说《兔和猫》,以及鲁迅的三篇谈话:《关于猪八戒(与本年的干支的关系)》《面子门钱》和《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这三篇文字,为此前鲁迅作品中所未见,虽系谈话,但多半经过鲁迅审阅,因而跟鲁迅佚文具有相当的价值。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第四方面贡献,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鲁迅跟外国友人的关系。如鲁迅与史沫特莱、与埃德加·斯诺、与内山完造、与山上正义、与罗曼·罗兰、与爱罗先珂,他都提供了系统而又新颖的材料。戈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既是一种比较研究,又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千古佳话和珍贵史料。记得1976年夏天,一位教师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时,对文中的一句话有些不解: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这位老师不知道这位记者是谁,这本书书名是什么,我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好转询戈先生。当时戈先生虽因大地震避居在外,仍专程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本,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28年写的《中国的亿万人民》,译成德文时书名改为《中国游记》。戈先生在同年817日给我的信中,对此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解答。这封复信,实际上是篇学术文章。


戈宝权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之五,是出版了两本鲁迅研究方面的专著。一部是《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7月出版。这是戈先生在美国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内容厚实,文字浓缩,全面介绍了鲁迅译介外国文学的贡献,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与友谊,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译介的状况,以及各国作家和学者对鲁迅的评价与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戈先生的这种研究既有开创意义,也有奠基意义。另一部书名为《〈阿Q正传〉在国外》。众所周知,《阿Q正传》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使鲁迅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鲁迅笔下的阿Q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一起,毫不逊色地走进了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典型人物画廊,但《阿Q正传》在世界各国流布的情况,同样只有像戈先生这样的外国文学大家才能厘清脉络。


戈宝权著《阿Q正传在国外》

在研究《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过程中,戈先生还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其中包括鲁迅本人的误记。如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国的登在8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经戈先生查证,《阿Q正传》最早的法文译文是分两期发表在19265月份和6月份的《欧罗巴》杂志,而不是发表在八月份的《欧罗巴》杂志。他还查证,柏烈威(A. C.Полевой) 把《阿Q正传》译成俄文的想法并未实现,卢那察尔斯基肯定没有给《阿Q正传》的俄译新版撰写序言; 王希礼 ( Б.А.Ваоилвев) 和科金(M.Д.Кокин)先后用俄文翻译的《阿Q正传》初版本总共才印行了8000册,从未出现过一个月内售出100000部的盛况。法捷耶夫也从来没有翻译过《阿Q正传》。这就纠正了山上正义、内山完造等人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

未无五润
未无五润者,五行皆润也。有朋友说你不可以润天润地润人润空润命吗?答曰随你如何,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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