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评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进行病理评估时，除了需要关注病灶大小、生长亚型、分化程度，剩下就是高危因素了。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危因素——气腔播散。
什么是气腔播散？
气腔播散，英文名叫，spread through air space，缩写STAS。
研究分享
2022年11月，在《胸廓》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来自韩国的回顾性临床研究，探讨的就是额外的活检操作对I期非小细胞肺癌气腔播散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筛选了2011—2019年间在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接受手术治疗的病理I期非小细胞肺癌。
最终，研究总共纳入患者2169名，其中，病理检出气腔播散者638名，占比29.4%；在整个研究中，有564名患者接受了治疗前的活检（26.0%），包括399名经皮肺穿刺活检和165名气管镜活检。
气腔播散阳性的检出率：术前未活检占26.2%、气管镜活检占35.7%，经皮肺穿刺活检占39.7%。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气腔播散发生的风险因素，研究人员围绕气腔播散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校正分析。
结果显示，尽管术前活检行为在单因素中会成为影响气腔播散的危险因素，但是这种联系在多因素校正的前提下却失去了意义。
能够影响STAS的独立风险因素，只有影像学上的实性表现、浸润灶最大径以及病理学的分化程度。
关于此话题的另一项研究，来自天津胸科医院，研究者纳入2015年—2018年间接受手术治疗的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总共433例。
其中，接受经皮肺穿刺活检40例，气管镜活检48例，而未活检患者345例。
在进行基线匹配后发现，STAS阳性的风险，不论在活检组还是在未活检组之间，均没有明显差异。
写在最后
今天聊的话题，是气腔播散和操作的关系。
既然所谓气腔播散，就是在肺原发肿瘤周围的气腔中，找到成团的肿瘤团块，那临床上针对原发肿瘤的一系列有创操作，是否会带来额外的风险？
今天分享的两个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尤其在第一项研究中，2100+的巨大样本量，500+的活检病例数，为这个话题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库。
最终发现的结果，也非常有趣。
首先，在直接分析条件下，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接受活检的患者，其出现气腔播散的风险更高：
整组患者中，气腔播散检出率在术前未活检组是26.2%，在气管镜活检组是35.7%，而在经皮肺穿刺活检组是39.7%。
但是，这样的关联，在校正其他潜在因素后却失去了显著意义。
这说明，活检和气腔播散这种表面的相关性，或许来自活检的选择标准：即接受活检的那部分患者，本身就是更容易发生气腔播散的群体。
比如，接受气管镜活检的患者，本身可能就是中央型实性病灶，而且突入气管腔；而那些表现为磨玻璃的周围型病灶，更不需要接受肺穿刺活检。
也就是说，影响气腔播散的绝对因素，依然在于肿瘤本身，包括：影像学上的实性特点、浸润灶的最大径以及病理学上的分化程度。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肺癌手术过程中的挤压和活检等操作，更容易导致气腔播散吗（STAS）？
当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