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诗敏，男，成都十六中老三届初六六级五班学生，1969年1月下乡到四川仁寿县钟祥区曹加公社大埝大队当知青。退休前任四川省经济动员办副主任。
袁诗敏/难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初始年代，值得回忆和总结的事太多，从四川100个扩权试点企业到资本、劳动力市埸的开放；从取消票证到基础产业的扩大，令五0后、六0后回忆的事有很多，现截取几个供大家参考。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底部效应。1978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任务。激活人们向往现代生活的冲动。尽管当时平反冤假错案，伤痕文学在社会泛起阵阵涟漪，但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物欲的向往却成为一种当时社会普遍现象。天津小靳庄书记禹作敏率先提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可谓观点独特、构思新颖。紧接着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全社会掀起一股朝着金钱一路狂奔潮流。那时成都红庙子"股票"轰动国内外，当年市场内人潮涌动，从街的西头走到东头，一纸股权证可以赚到翻倍价格，即街西买2000元股权，走到街东太昇路口，出手会卖到4000元，净赚2000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底到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成都街面一片繁荣，南门浆洗街家家把临街住房改成店面，租给皮货商开店买皮革，腰缠裹袋的客商、买家数钱数得手抽筋。青年路只要有一席空地，马上就有人占位摆地摊且不用办任何手续，一天营业额十分可观，毛利至少50%以上，尤其是广货。安顺桥的小食品市埸；荷花池的百货摊；城瑝庙的电子产品；西门车站的生资市场……八、九十年代錢太好赚了。此时有胆大的开始做起了大宗生意。万县牟其宗开始赊销罐头、电池、百货、电器去俄罗斯換回两架图154，然后买给川航。安徽的"傻子瓜子”开起联锁店甚至惊动小平同志；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白沟”贸易市埸；上海南京路、淮海路自由市场；广卅市郊的番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贸发达，市场繁荣，真可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钱太好赚了。最让人不可思议是温卅龙港、桥头的塑料制品、纽扣生意布滿全国，一个采购员一年的销售额上千万。在物质短缺的八、九十年代，只要勤奋，钱就好赚。
二，有钱大家赚，基础产业部门介入市场。在供需侧严重不足，物资馈乏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使人们眼界豁然开阔。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通讯网络，繁忙的空中走廊以及地铁、计程车出行，让出国人员眼花缭乱。领导在考虑改善投资环境，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在思考如何启动这项只赚不赔的宏大工程。邮电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在人们强烈需求呼声下，开始了超常发展尝试。"要想富，先修路”、"一看吃，二看住，三看通信，四看路”等顺口溜广为传颂，于是一场交通邮电基础设施建设大剧在全国上演。最终也使交通、邮电企业在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同时，赚得钵滿盆滿。客观讲，改善交通、通信条件，刚开始也难！难在摸不清建设的套路。这首先要
感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建高速公路为例，上世纪八十年全国修京哈高速公路是交通部长錢永昌时代，市场经济初期。建路没有抵押物，银行不放贷。财政没有钱，每年各省征得的养路费，除养队伍，拿不出更多钱来建路。以四川为例，1990年全年征收的养路费约6亿，交通部门设计院、养护队、学校、医院自身就要消耗60%，剩下2一3亿还要新建、改造重点道路，抢险救灾。加之建设队伍机具条件差、设计队伍没经验。1991年适逢交通部、国家计委安排四川20亿的世行贷款，于是动议了首先改造、新建成渝公路。于是四川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从成渝高速开始的，全长375公里，利用世行贷款兜底建成，采用的是"菲迪克条款”，开初是拟改造修建的二级公路名目在世行申请贷款，1991年底，省委书记楊汝岱说，能否建成高速？当初成渝两头端路基已经形成，成都→龙泉湖，重庆→青杠均已形成二级路基，为提升成高速，只得临时裁弯取直，但为时已晚，尤其龙驿至龙泉湖十几公里，弯道和坡度根本达不到高速标准。所以四川第一条高速只能称“准高速”。有了第一条高速，且能通过收费还贷，迅速收回投资，修路象一个聚宝盆，顿时引起各方兴趣，投资商不仅涌入，银行也看到商贷的机会。建设单位、营运单位也看到红利。于是路桥公司如雨后春笋，交通部门更看到建路无限商机。最后形成是地市纷纷要建，县县路基开挖，最终造成高速公路大量过剩。其实交通部早颁发过《高速公路建设标准》，日车流量达5万以上才能批建高速。后来批准建设权力下放，日车流量2一300也在开建，反正贷款是银行的，每年付息即可。息付不出有交投公司兜底。
邮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发育和人们社会生活需要，信息交换量激增，邮电部门原有的电话交换制式即纵横制、步进制不仅容量低，接通率低，而且故障率高。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福州市第一个引进贝尔公司万门程控电话交換机开通，引起成都电信局长黄以琳重视。1980年成都五城区约300万人口，仅有6000部市话交换容量，300条长话线路。1984开始，成都拟通过上海贝尔公司引进一条万门程控交换设备。但鉴于当时引进资金缺乏，200万美元资金筹措成为难题。最后在成都市政府大力支持下，采取自筹一部分，借用成都市财政代管的能交基金一部分，增收初装费一部分等多头措施，1986年勉强开通成都万门程控交換机，并实现拨号数字升位。
世间事总是第一件事突破后，后面好事接连不断。有了程控交換机第一次引进，后面供应商看到商机接踵而至，德国西门子、美国AT&T、日本NEC、加拿大北电、西班牙塞萨公司到邮电部门谈引进踢破门坎，且价格一个比一个低，从200美元一线跌到80美元一线，且一万门购买后另赠送2000门优惠。地方政府为鼓励邮电发展，新选址免费划拨土地，减免地方征收各类规费，省级物价部门批准收取"初装费”。可以说后来城市通信，扩容基本属零成本运作。有的城市为引进而引进，出现盲目扩张，一个几万城区人口的县城，也引进万门程控交換机，最后导致号放不出去，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各项看官，为城市通信做出重大贡献，应是福卅、成都两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后续引进，要省事得多。购买交換机基本属交钥匙工程，提供商负责运送、调试、安装，邮电只负责收钱、放号。很多市县局长只懂营销，根本不懂程控交换设备的内存和技术，更不懂各国制式程控机之间不兼容且排异，引进导致浪费严重。当年引进的交換机目前早已成一堆废铁。其原因是当年控机配置差，功能低，不仅相互之间不兼容，且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集语音、图象、数字链拉长，尤其是链接多元的一系列能。与目前柔性交换机相比，天壤之别，现在交換机是订制型，体量小到机顶盒或保险柜大小，同时又具有数字应答兼容和切换功能，抗干扰、抗攻击能力强，安全性能好和数据链可以无限延长。基本达到国产化要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电信局领导接待成都市副市长方家祥，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川省副省长蒲海清（左二）到在建的成渝高速公路工地检查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川省副省长马麟（左二）到成都电信局基建工地检查工作）
（1991年省委书记杨汝岱（右一）在成渝高速在建工地视察，左一为本文作者）
（1993年四川省长肖秧（左二）在宝成复线开工典礼上，右二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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