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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伯寿，一九五四年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一九七一年毕业于广西柳州市高中，一九七一年进入柳州第二化工厂，一九九0年调入柳州外事旅游车队，二00九年退休。
周伯寿/ 似水流年：柳州高级中学记事（下）
在柳高的两年时间里，能呆在课堂里上课的时间很短，大部份的时间是在不务正业地“兼学别样”。在柳高农场劳动的时间比在课堂的时间还长。一九七0年的春雷还没有响起来，我们就打起背包来到柳高农场，到这个离市区十五公里远的山沟里体验汗滴禾下土的辛劳。
农场里有一座只避雨不遮风的竹棚，是学姐学哥们留给我们的宝贵不动产。东头半截是女宿舍，西头半截是男宿舍。更西边隔着一条小路的是一幢小红砖平房，里面住着守厂的武警，约有一个班。这里离二化的车间后门和炸药仓库都很近，不到一公里远，这两个点都有武警在看守。
再往西，穿过一丛竹林的小路通向小山坡下的农场办公室和农场的食堂。农场场长姓涂，我们喊他老涂，会开拖拉机。农场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有拖拉机和电动打谷机。食堂很小，我们的一日三餐都要在这个食堂解决，吃饭凭饭票，丰俭由人，有钱的可以买多点饭菜票吃好点，没有钱的就把裤带勒紧点。
那个年头不管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或者贫民百姓的子女，在学校里都是一贫如洗，兜里没有几角钱，真可谓是肚也空空兜也空空，数钱只能在梦中。靠食堂里打出来的四两米饭吃不饱，根本吃不饱。但凡看见有哪个那一餐打了两个肉菜的，那他今天没是过生日就是捡得钱了。
吃饭的时候，眼睛望的没是自己碗里的嘎嘎，而是别人碗里的嘎嘎，总是怀疑打菜的人给自己打肉菜的时候手抖了，把肉抖掉了，恁子才这几片喇？
二排的鮑咪咪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学，莫看他父母身居高位（市委领导），小时候和我们玩的时候一样是衣裳打着补丁下面赤着脚滚得一身泥，在市委大院里还和他一起爬进大礼堂旁边的图书室里偷过书。他的特点是既调皮脑子又转得快，常常搞些恶作剧让人哭笑不得，颇有点小兵张嘎的味道。
刚刚进柳高的时候，他甚至敢作弄老师。那一次，他把从香烟盒里撕下来的铝箔复盖在一个伍分硬币上反复摩擦抚平，再仔细地从硬币上揭下来，便拓出了一个十分逼真的伍分钱拓片，然后复盖在一泡口水上，从外表看那确确实实是地上放着伍分钱。
转身他去拉来了何连长，指着地上那个“伍分钱”说这是捡的要充公。何连长不知所以，便俯身去捡拾，不曾想“钱”没捡到却沾了一手口水。等他抬起身来，鮑咪咪早跑远了。
他整蛊别人的时候很开心，别人整蛊他的时候他也不生气，但是想整蛊他并不容易。那一次，有几个同学背地商量好要玩他一次，计划是等他从食堂打饭出来的时候，守候在外面的我们就一拥而上，乘他不备挟光他碗里的那几片肉。
哪承想剧本是想得好好的，剧情却并不能象我们想象中那样发展，鮑咪咪精得狠，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注意到了那几双不怀好意的眼神，就在我们这帮饿唠鬼一拥而上的时候，他立刻猜到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了。
令大家都崩溃的是他竟然朝着碗里连吐了几泡囗水，饿唠鬼们见状只能悻悻离去，一场周密的“抢刼”就这样在大家的搪目结舌中结束了。
还有一个谁也不服就扶墙的是我们排的曾民强，他是遇事就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架势。有一次他跟别人说倒吊在树上也能吃半斤饼干，并且不用喝水。大家不相信，跟他睹一块钱，要是他吃完了，饼干就相当于白送，吃不完就赔人家一块钱。那时一斤饼干也就几毛钱，有慷慨者当即去柳高门囗边的杂货店买回半斤饼干，曾民强也毫不犹豫地爬上实验楼边的一棵树上，脚勾着树枝用倒挂金钩的姿势立刻开吃。
前半程没问题，他利索地吞下了大半饼干，但是随着囗里的唾沫越来越少，一幅堪比上甘岭缺水的情形出现了，只见他干嚼着却咽不进去，嘴里不断有饼干的碎屑往下跌。围观的吃瓜群众立刻大喊作弊，并且威胁要把掉下来的碎屑扫起来重新送进他口里。
为了胜利他只能强撑倒，颈脖上青筋毕露，翻着白眼把最后一块饼干塞进嘴里，真是个狠人啊！那年头，为了一囗吃的还真的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这一场打睹他赢得极其惨烈，真正的上甘岭般的胜利。但是这不是他惨胜的最后一次，好戏还在后面。
在农扬的时候他不知道为死马又跟吳伟明争起来了，大概意思是他能吃一饭盒猪肉。吳伟明当然不服气，马上掏出一沓菜票，拿过曾民強的饭盒让食堂的人把饭盒打滿猪肉，还特意交待要选肥肉多的打。大概是花了一块多钱吧，肉的份量有一斤多。吃的一方赢了算白吃，输了要加倍赔还吴伟明。
我们一众吃瓜群众是流着口水看完这场打睹的。看着曾民强一勺一勺地把猪肉填进嘴里，吃得满嘴流油，把我们馋得直流口水。我甚至在想:曾民強你认输吧，剩下的我们帮你吃完。
在一连串的饱嗝和噁心以后，曾民强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听说后来他拉了两天肚子，到处找矛司，没晓得是真还是假，也没晓得他扶墙了没有？
当然，他也不是全靠蛮力来取胜的，也有巧胜的例子。他跟一个外号叫“罗土”的同学打睹，说他可以拿鼻子吃粉，“罗土”当然不信，立刻和他到罗池路口的罗池粉店，花8分钱打了一碗素粉，要他当场展示。
只见他从容不迫地坐下来，左手捏着鼻子，右手用筷条挟着粉往嘴里送，吃得津津有味。“罗土”大惑不解，问他这个恁子解释？他左手比划着:这不是拿倒鼻子嘛。右手挟粉往嘴里送:这不是吃粉嘛，哪凯有错啦？
“罗土”大呼上当，白白送给老曾一个早餐。可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字多意被老曾运用得炉火纯青。
南国的春天烟雨朦胧，满山的稔子花开得姹紫嫣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叫声最大的当数布谷鸟，一声声“布谷”“布谷”能传遍几个山头。放眼望去，远处的村庄隐掩在竹林里，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婉延的香兰河绕着山坡缓缓流过。山坡下的稻田里我们插下的秧苗一片青葱，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笔下的“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写照吧。
好山好水好地方，取了个名喊做柳高农场。在农场的时候出过两次事。第一次是因为骑马；住在红砖房的护厂武警配有一驾马车，二排的几个男同学跟那帮护厂的武警混熟了以后，就想骑一骑那匹拉车的马，体会一下“骑马挎枪走天下”的滋味。
那是一匹训过的军马，会认人，看见是穿军装的人就十分服从，那些当兵的骑上克没有事，让它跑它就跑，喊它停它就停。看见这匹马这么乖，二排的马晓峰就打头炮，其余的几个同学准备轮流上克试。但是他们不知道骑马对于没学过的人来讲真的很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这帮骑士一骑上克马就不听话了，看见是老百姓就十分抗拒，要么站着不动，动起来就往树丛里钻，树枝把骑在马上面的人刮下来，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在傍边看着心里想，这匹马还算好讲的了，没有下死手，要是把他们摔成东一块西一块的那问题就大了。
得空的时候蒋世誉和我经常往岭上跑，去找“三月泡”（野草莓）和一种我叫不出名的野果解馋。尽管有人警告讲山上有蛇虫毒物的危险，庆幸的是我们一次也没碰上。
如果你从来不买彩票，那么你就没会晓得死马喊做背时。那个头奖的概率是几千万份之一，哪有更焖容易踩对狗屎的？
偏偏赵建华就更焖容易中头彩。那一天李忠泽告诉我，排里面的赵建华出事了:他赶着农场的牛上山吃草，在山上那头牛没有踩对狗屎却踩塌了一个马峰窝，成群的马蜂“嗡”的一声向肇事者发动了反攻。牛跑了，赵建华却替肇事的牛背了锅。他挨马蜂蛰得鼻青脸肿，痛得只认得嘴里喊妈。
农场里是无法处理这种伤情的，只能紧急联糸二化调了一驾汽车送他克市人民医院。我记得应该是呂強和严峻老师陪他克的医院。呂强后来参军克了部队，七四年我出差途经湖南时在火车上碰见过他一次。那次他正带着一群男女兵下部队演出，在他乡遇故知两人在火车上好一阵聊，这是后话
在教室里打开课本听老师讲课的那小半年，是我在柳高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柳高还算好的了，好歹还上了半年课，市里面其它的学校听讲只上了两三个月，可能是新一连里面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辈不希望儿女白白到学校里走一遭而网开一面的吧。
那时柳高的老教师们基本都从牛棚里面放了出来，郑栩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季阶老师负责全年级的数学，物理课是梁老师和一个老教师，姓什么忘了。梁老师主要负责讲电磁学，那个老教师负责力学运动学。化学老师是个上海人，讲课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英语课根本就等于没开，一直到毕业我只听过三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good morning dear teacher,（老师早上好），good bay（再见）。
严峻老师是我们班的带班老师，还是我们班的数学主讲老师。她是和我们几乎是同时踏进柳高校门的。之前她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文革的原因到部队农场锻炼了一段时间才分到柳高。她比我们其实大不了几多，象个学姐。因为她比较胖，班里的几个男同学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严肥”。这个是王俊峰偷偷讲给我听的，可能至今还有很多女同学没晓得严老师当年背了这么一个绰号。
讲真的，严峻老师跟那些老教师有很大的不同。那些老教师在牛棚里头关怕了，上起课来瞻前顾后，生怕哪句话一不小心讲错了又要回牛棚。比喻讲，运动学里面的牛顿运动三定律，文革后改称物理运动三定律。老教师讲着讲着，习惯性的又讲成了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
而“牛顿”这个词在当时是很忌讳的，那是个西方的老头，你提他干什么？是不是又要复辟封资修？所以上课的时候提心吊胆，经常讲漏嘴了要停顿好久才王顾左右而言它，上课的速度就很慢。类似的还有电磁学的“楞次定理”要讲“电磁定理”，化学课的“门捷列夫周期表”，只能讲“化学元素周期表”等等，硬是要把数理化课搞成革命化课才讲得下克，按现在的网络讲法是“我太难了”“臣妾做不到啊”。
而严峻老师是带着一股老红卫兵的精神气进到柳高的，办起事来风风火火，在教学上也毫不拖沓，快刀斩乱麻地大踏步前进。她没有老教师们的那些顾忌，在课堂上她敢讲勾股定律，也敢讲韦达定理，才不管他韦达是个法国佬又恁子样，“洋为中用”嘛。
她深知我们这帮人能呆在课堂上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象送女出嫁一样扶上轿还陪一程的婆婆妈妈。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座灯塔，在黑暗中给你指一指前进的方向，至于在征途上你恁子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就不是她所能拯救的了，因为她又不是圣母只是个教师。
本着肯用功就能学会，想学会将来一定用得着。而学不进又躺平的将来也不会去用这些数学公式的原则，她上课绝不问大家都懂了没有，只要有人回答对了她提出的问题，她就会直接讲下一个章节，才不管其它人还在云里雾里之中呢。
靠着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她把从初中最基夲的因式分解到一元二次方程，幂函数，解析几何等等高中课程压缩到半年时间硬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至于懂不懂那就靠缘份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那个年头反正又不用考试，你学与不学懂与不懂没有死马区别，只要政治立场够正确，社会关糸好，一路平步青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春去夏来，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我们处在了即将毕业分配的煌煌不安中，新一连的队伍己经大大缩小，七0年冬季的征兵活动己经让很多符合征兵条件或者有门路的同学克了部队，剩下的我们出路在哪里哪个都没晓得。
六月里学校来了几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有人讲他们是广西军区生产师的。学校把我们即将毕业的学生集合起来，由那个领头的军人在会上给我们画了一张大大的饼。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多少人向往着能穿上那身草绿色的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走到哪凯都是那条街最靓的仔。那个军人给我们画的饼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师是穿了军装不挂领章帽徵的解放军，是广西军区直属领导下的一个师。到了生产师就发军装，到了生产师你们就是个解放军战士了。
回想起半年前的那场征兵，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困难重重啊，多少人因为不能去当兵而伤心落泪，如今是天上掉馅饼了，想穿军装竟然变得更焖容易。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多少人写了决心书，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
七月底，柳州市动员了3800多应届毕业生前往生产师，我们排里的两蒋（蒋耀光，蒋世誉），徐国珍等等八九个人皆被选中。那天严峻老师领着全排剩下的同学到火车南站去给远行的同学送行，火车站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在一片喧闹声中她小声地与远行的同学们交谈着。
从她的眼神中我们都猜出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因为前面那批去当兵的同学还没离开柳州就发了军装，而这批去生产师的“兵”却还是穿着自家的衣服走的，这很显然与部队招兵是两回事。
三年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她们到了生产师不但没发军装，1974年底所有的生产师基地还全部转成地方农场，她们都成了农场职工。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天上掉下来的可能没是馅饼而是陷井。
那一年我们这批人没有摊上下乡插队的事，除了克生产师就是进工厂，九月一号，剩下的同学都领到了入厂通知书，我们从那一天起正式告别了柳高，新一连就此告别历吏舞台，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
（这是毕业50年聚会我们班上的部份人，前排左一是本人，左二是文中的李宗泽）
（柳州龙潭公园风光 摄影 金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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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龙潭公园风光 摄影 金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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