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干小学校史资料中，有一张第一届毕业生合影，拍摄时间为1933年，毕业生们在前排席地而坐，校董黄膺白、沈亦云夫妇与校长郑性白以及任课教师端坐于后，经辨认，前排左起第六位为第一届第一名陈秀达。对于每届毕业生中的前三名，由校董会发放奖学金，以资助升学。陈秀达因在莫干小学毕业时名列第一，连续三年每年得百元奖学金，升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又以学业、操行、体育成绩均在90分以上，得该校奖学金25元。校刊《初杭》曾刊登陈秀达书写的一副对联：“青年具武德，白首怀高风。”
莫干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六为陈秀达）
陈秀达，1919年出生，籍贯浙江天台，莫干山永利号陈永利长子，自云“达本莫干山乡土之产”，在湖州读过两年私塾后，转入莫干小学，后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杭州高级中学。1938年春，日军进攻浙西，杭州沦陷，杭州高级中学和南迁的嘉兴中学高中部及其他中学的高中部合并成立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简称“联高”，校址设当时的丽水县碧湖镇，借用民房上课，师生吃的是杂粮，照明用桐油灯，但学风丕振，抗日情绪高涨。陈秀达求学期间，在班主任崔东伯的指导下，学业更加精进，在护校行动中，多次参与保护转移图书、教学仪器，跋涉于乱山丛，意志得到培养。
离莫干山后，陈秀达对乡情颇切关怀，当读到报上载吴盛芳之《生死边缘的莫干山》，认为用笔非纪实，遂作文驳斥有二，其一：“莫干山中外避难居民救济会之组织实迫于所需，盖当时四方难民奔集，适值严冬，啼饥者有之，号寒者有之，状至为惨，乃有在山热心公益之人及美国教士合力筹划，当时工作之最迫切者为赈施衣食及分配住屋，并设立学校——其中课程，悉依部颁之。此等工作进行于烽火之下，自非易举，其中种种非先生等所得想象也。后以经费问题，难以持续，辄向难民之富有者捐募，亦情理之常，读孟子有‘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亦此之谓也，何先生文中有难民不但没有享到好处，且‘捐了钱去接待鬼子’等语，达不知此话作何解也？且莫干山为难民区域，省府黄主席（黄绍竑）亦有电报往焉，此等名正言顺之组织何无故诬为维持会之流耶？即人事方面，今春该会会长郑性白先生曾奋不顾身，领导莫干山三百壮丁协助军队往破坏公路，此万人所共睹者。”末云：“恕达才薄，重之过火。青年人第一须要诚实，先生岂‘术不厌诈’乎？读先生文令人懊丧若此。虽然达曾目睹于彼，效劳之君子终效劳焉，不为稍馁也。”
等到联高毕业季，恰逢当年全国高校暂缓招生，陈秀达曾赴福建省气象台工作。1941年7月前的一天，崔东伯亲自打电话叫陈秀达回校，告知拟推荐保送他去国立交通大学深造。
过去的名校是很有影响力的。交通大学在战时迁至贵州平越（今贵州福泉），因陋就简，继续办学。全校为两院三系，即唐山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矿冶工程系，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铁道管理系。平越地处贵州高原，凭依福泉山，犀水发源于此，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地方上竭尽所能为交大师生创造基本条件和安宁环境，并想借交大之力，帮助建设一所初高中兼办师范。陈秀达就读于铁道管理系，系主任许炳汉学识渊博，中英文造诣都极深，从不西装革履，总是一件灰布长衫，一副朴实无华的学者风度，嘉言懿行足为学子之示范。陈秀达和陈湖等很多同学都曾在课余入校地共建的学校兼课，其间，陈秀达还负责过教务处工作。
1944年夏，陈秀达获准提前一年毕业，毅然带头报名参军，当上了译员。这批大学生在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培训三个月后，分到来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部队任随军翻译。陈秀达所在的部队常驻昆明巫家坝机场，因陈纳德将军将此作为其指挥部，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因而以“虎穴”闻名。一年之中，陈秀达随机组屡次飞越“驼峰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在这条血与泪构筑的交通线上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因功由上尉三级晋升为少校二级。他曾眼睁睁地看着同行的机组失事坠毁殉职，而倍感无奈；更为早晨还在一起运动、吃早餐的伙伴，起飞后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空空床铺，而无比痛惜。战争的残酷，使他一生中从不看战争影片。在参加完著名的日军芷江受降仪式后，陈秀达选择了转业回乡。永利号的老邻居、莫干山张和记营造厂经理张樟法之子张俊先，从小就非常仰慕邻家大哥哥陈秀达，曾亲眼见到抗战胜利后穿着戎装的陈秀达回莫干山。
国立交通大学欢迎陈秀达（后排右三）等同学从前线转业合影
陈秀达退役后，由交通部分配至铁路系统工作，历任上海铁路局第二秘书室外事秘书、上海总站行包房主任、上海总站副站长等职。1946年，沈亦云考虑莫干山的事业应交给本地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揽校友参加校董会，使校友参加所喜欢的工作。陈秀达是《亦云回忆》中出现的仅有的几个莫干山年轻人之一，沈亦云如是期许：“第一个在大学毕业而已经任事的陈秀达应首有资格，经同仁商讨后，决定再待一年，迨其更为成熟。秀达在战后第二年参加校董会。”陈秀达与培养他的母校莫干小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自参加校董会后，莫干小学的书本、文具等物品大多由他在上海采购，在铁路上办妥托运手续，运到杭州艮山门站转小火轮达三桥埠，由学校派来、早已等候在此的乡民带回庾村。
1948年春，陈秀达与杭州姑娘陈漱芳在上海结婚，爱生如子的沈亦云由衷地高兴，专门请两位新人吃了一顿饭。可以说，沈亦云是看着陈秀达一点一点长大的。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50年2月，沈亦云决定从上海南下香港，陈秀达一路护送至杭州，途中请沈亦云吃了一份客饭——一盘蛋炒饭外加一杯牛奶。1971年11月，沈亦云在美国去世，《亦云回忆》此前已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碍于国内无渠道看到此书，陈秀达辗转通过海峡对岸的亲戚购得一本原版书，一直用心珍藏。1984年，陈秀达回莫干山，遇莫干小学校友、曾到过沈亦云上海家中的姚正禄，得知钱昌照出资修复黄膺白墓之事，特至黄膺白墓前徘徊思忖良久，并给钱昌照、沈性元夫妇去信致意。沈性元从北京复信，告知此事托黄膺白侄黄嵩林在办，已请老艺人烧先姐夫、先姐瓷像，是为象征性安葬的第一步，以后待先姐骨灰请回，再行叶落归根之实。此信中特征求陈秀达意见，有“作为师生情深的秀达同志，这般作法，以为然否……请协助葬礼”数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秀达从上海铁路局退休后，应杭州商学院《国外商业译丛》杂志社邀请，担任了多年的审稿工作，同时积极参加交大地方校友会活动，热心于海内外老校友的联络服务。
2003年，陈秀达去世，其子陈星汉延续了祖辈、父辈对莫干山的无尽的爱。2018年，在黄膺白、沈亦云夫妇进山九十周年暨黄膺白墓修复验收仪式上，陈星汉代表当年曾受教于两位先生的部分故旧、师生、好友以及他们的后人致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的学校教育是能够影响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乃至辐射一个地区的。
（本文初发表于《百廿情怀：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建校120周年校庆集萃》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