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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花篮里插了百合
——怀念戈宝权先生（下）
戈宝权先生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回想起来，戈先生发表这组介绍《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文章，跟我还有一点浅浅的关系。大约是 1976年初，当今颇负盛名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专家罗宗强主编天津的《南开大学学报》。因校友张小鼎推荐，罗宗强约我在该学报开辟《鲁迅研究资料》专栏，两个月供一篇稿，报酬是20本样刊。我连续写了几篇，颇感学力不济，专栏难以坚持，便请戈先生鼎力相助。这样，戈先生的《谈〈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一文就在《南开大学学报》1977 年第4期上跟读者见面了，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好评。此后，罗宗强便经常向戈先生约稿，促使他又写出了关于《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俄文译本、日文译本和世界语译本等文字。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就成了《〈阿Q正传〉在国外》一书的主体部分。戈宝权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上发表的《谈〈阿Q正传〉俄文译本》
当然，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以上粗粗概括的五点。比如，我们编撰《鲁迅大辞典》时，曾请戈先生撰写一些介绍鲁迅著作外文译文的词条，戈先生放低手眼，慨然允诺，亲自介绍了一些鲁迅作品的斯洛伐克文、丹麦文、塞尔维亚文、冰岛文的译本。遗憾的是，这部辞书经磨历劫十余载，始终未能跟读者见面，而该书的主编和数名编委却先后作古。看来，重病中的戈先生在有生之年，恐怕是难于看到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辞书公开问世了。戈宝权参加《新华日报》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商量工作后在报馆会议室合影。左起：李中和、许涤新、戈宝权、华岗、潘梓年、周恩来、陈家康、薛子正
谈起戈先生的病，我记得有近七年历史了。由于积年的过度辛劳，戈先生1992 年底在赴美探亲时发病，赶忙坐飞机返回北京。因为他自1957年之后即不从政，专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早在1938年已经入党，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在医疗方面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连住院、吃药都要靠现职在身的亲戚帮助。幸而戈先生将他珍藏的两万卷中外文图书捐赠给了他的故乡江苏省，在南京图书馆专设了“戈宝权藏书室”，因此南京方面才给他以江苏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和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荣衔，妥善地为他解决了住房和医疗问题。记得1996年6月他从北京去南京治病之前，我曾到位于北京东城东罗圈胡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他，看到一代风流人物病成这种模样，又听到他和他夫人的倾诉，心中十分难过，便写了一篇题为《感伤之行》的短文，想借此为那些卓有贡献而晚景欠佳的知识分子呼喊几声。不料文章刊出时，题目却被改成了《安于清贫的老人》。是的，安贫乐道是中国儒家的教义，它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能自得其乐，虽“一箪食一瓢饮”而处之泰然。但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安贫乐道法》，指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所以，我以为还是面对现实，少发空言多谋改革为好。
1983年戈宝权与夫人梁培兰在北京合影
由戈先生的病，又想起了去年春天因被痰堵住而被迫切开喉管的巴金老人。据说老人清醒时曾说：“我是在为你们活着。”的确，一个老年人长年辗转病榻，那种痛苦是难以言状的。但照料戈先生的保姆告诉我，戈先生为人极好，总是独自忍受着折磨，而尽量不把劳累带给照料他的人。最近，因为他能跟医生配合，病情还略有好转，人胖了些，头脑也有了清醒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马上挂长途电话请他夫人转达我的祝福。但我也清醒地知道，想要戈先生疾病痊愈，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得的毕竟是不治之症。不过，戈先生在86年生涯中留下的文化业绩却是永恒的，就像那象征着永恒的美和生命力的百合花。四十多年前，戈先生翻译过普希金的《玫瑰》一诗。诗中写道：“玫瑰凋谢了，这曙光之子。不要说：‘青春就这样衰萎了！’不要说：‘这就是人生的欢乐！’要向花儿说：‘再见吧，我怜惜你！’并且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那儿开放。”戈宝权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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