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上海有一个Columbia Circle,这和Vienna Circle中的Circle是同一个意思吗?在Vienna Circle中, Circle是指社交团体,一群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人。而在上海的Columbia Circle中,Circle是指一群房产的名称,也可能包含着一个阶层的意思。
Vienna Circle的德文是Wiener Kreis,中文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主要包括领袖人物石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纽拉特、赫伯特·费格尔、汉恩、伯格曼、弗兰克、韦斯曼、哥德尔,等等。他们多是当时欧洲大陆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关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如数学基础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探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等问题。
二,只有通过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才可最终解决传统哲学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维也纳学派通过组织一系列国际会议与发行丛书,与欧美思想相近学者(如德国的柏林学派与波兰华沙学派)相联系,逐渐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然而,随着三十年代中期纳粹主义在欧洲兴起,学派中的犹太学者受到迫害,导致不少重要成员被迫逃亡海外,及至1933年汉恩病逝,1936年石里克遇刺身亡,维也纳学派最终走向解散的结局。尽管如此,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却因此在英美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促成了二战后分析哲学成为英语世界的学术主流。
这本书讲述了维也纳学派的兴起,石里克的遇害经过,学派成员遭遇纳粹迫害的经过,以及二战后成员们在美英的生活和影响力,直至各个成员的去世。
精彩内容摘录如下:【】内容是本文作者所写。
谁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活在维也纳,就会感到自己处于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实体之一的中心。战后要想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就需要进行心理调整,承认地位的降低,采用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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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可不是从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几十年来,维也纳是文学、新闻、视觉艺术、建筑及哲学等领域显著发现的舞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其他天才集群,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公元14世纪的佛罗伦萨,以及18世纪的爱丁堡,维也纳应该在这个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学派的一个规律,就是金钱会发挥作用。文化有时会表现为物质动机的对立面,由更崇高的关注所驱动。但是,它像其它任何领域一样依赖资金支持,程度只多不少。纵观历史,艺术家们都依赖于赞助。世纪末的维也纳是一个庞大帝国光鲜亮丽的首都,这里广有财富,其中一些就陈列在大道巷4号,这是维特根斯坦宫的街道地址。路德维希的父亲卡尔,即这座豪宅的主人,向维也纳的艺术节注入了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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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24岁的哥德尔是一个羞怯的青年,直到9月7日大会的最后一场会议上,他才公开宣布了他在不完全性方面的发现。现场没有引发沸腾,当时大多数代表迷惑不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据说听众中有一个人立即理解了他的成就的性质,他就是约翰-冯-诺伊曼,一位生长于匈牙利的多面手,他是集合论、量子理论、博弈论和计算研究等众多方面的先驱,后来他又协助了原子弹的研发,他只比哥德尔大两岁。现在,哥德尔证明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逻辑学突破之一,也许没有之一。
哥德尔从维也纳来到普林斯顿后,他每天都会陪朋友爱因斯坦散步。他心理脆弱,性情偏执妄想,坚信自己的食物被下毒,最终死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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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有哪座城市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政治性反犹主义的摇篮,那就是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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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曾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行中宣告:“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浓缩了他的裁断:伦理超出了语言界限。这并不妨碍人们竭力陈述伦理真理,但这种尝试会像猎捕幽灵一样注定失败。伦理不可言说,伦理陈述都是胡话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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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喂,你这该死的混蛋》讲述了石里克的遇害经过,枪手约翰-内尔博克在本科时选修了石里克的课,两人相识已有十年,内尔博克因威胁石里克尔多次进过精神病院。大致是因为感情纠葛、精神病和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争论导致他动了杀心,最后因纳粹上台,杀手早早获释。
1936年6月22日,杀手向石里克喊道,“喂,你这该死的混蛋,这就是你的下场!”随后就开抢了,石里克身中四弹,其中两颗子弹直接穿过心脏。
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有介绍,《纽约时报》非常简短,英国报纸也有报道,但当时的英国处于一大堆事务中,其中有对逃亡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追杀,维也纳也有报道,当时的维也纳处于纳粹干扰中。】
“怎么会有人杀害石里克?”愤懑而又茫然的赖新巴哈写道。
石里克的遇害,让奥地利失去了一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虽然生于德国,但石里克选择在维也纳大学度过了他学术生涯最富有成效的十几年。他聚集了一群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领导了一场震撼哲学世界的运动,使维也纳成了对科学和知识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灯塔。
【上文最后一句话对于有些国家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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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持续了几个星期,其凶残程度甚至让德国人都感到惊讶。
如果有心理系的学生想了解人类能堕落到何种地步,那么,极限就在1938年的维也纳。
【第17章 《出逃》详细讲述了维也纳对犹太人的迫害】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发生了。那个星期,一个青年犹太人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以抗议他的波兰犹太家庭被驱逐出德国。此举引发的反应是国家认可的反犹暴力浪潮。......这场暴行波及全国,但奥地利人在恶劣程度上又一次超过了他们的德国同胞,仅在维也纳,就有95座犹太会堂被纵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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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辛普森小姐的孩子们》讲述了辛普森小姐在她效力的“学者援助委员会”(AAC)所做的卓越工作,她和该组织为很多难民学者(1500名)提供了救命的机会,其中16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苔丝-辛普森和AAC帮助过的人中,有几位就是维也纳学派成员。
世界各地的大学因此接收了和大学地位不相称的一大批著名学者。纽约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库克说,“希特勒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摇苹果树,我收苹果。”
辛普森小姐任助理秘书,虽然地位低微,但对AAC来说,这项任命真是如有天助,“具有持久和日益重要的意义。” ...... 辛普森小姐有一种罕见的才能:能够说服别人对她有求必应,她还拥有最惊人的能量、韧性和耐心的储备。据一位同事说,她工作“出奇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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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哥德尔夫妇到了普林斯顿。在普林斯顿,哥德尔很快就和一个人结下了坚实友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两人发展出了一套惯例,每天早上,哥德尔会到爱因斯坦那儿,时间在10-11点之间,每天下午,他们一起走回家。爱因斯坦开玩笑说,“我去办公室,只是为了享受能够和库尔特-哥德尔一起走回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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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流亡后的岁月》引用乔治-克莱尔的话,“请务必再吃一块蛋糕,以纪念我们穿越新旧世界的旅程。”】
不论是何种魔法配方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变成了一个智识和创造性活动的枢纽,如今都已荡然无存。战后的维也纳更像外省,饱受摧残的欧陆之上,一个小国的中等规模首都。维也纳的财富最终会恢复,但它的能量再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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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的一位学生回忆起伯格曼在爱荷华大学时和一位同事的对话,这位同事偶然提到他要飞往维也纳,伯格曼说,“你到了那里,下了飞机,替我亲吻一下地面,然后在上面吐口水。”
无论如何,新的篇章已经开始,这些移民热切地想要定居下来。我们习惯于以为第一代移民会保留母语,事实恰恰相反。伯格曼甚至说都不说德语,亨普尔告诉女儿,他做梦都是用英语做的。卡尔-亨普尔在德国度过了塑造人格的几十年,但他的女儿说:“我父亲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当然, 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美国人,是那种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国际视野、世界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美国人。
......
在美国,随着冷战的爆发,反共成了比反犹更强大的力量(虽然反犹是反共的要素之一)。受怀疑的左派人士中有菲利普-弗兰克,FBI认为他来到美国是为了组织“共铲党高层活动”,因此,两个FBI的人到访了他家。为了表明他不是苏联间谍,弗兰克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给他们看了里面抨击他个人的一段话,“两个FBI的人几乎向他敬礼,然后迅速而满意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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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在1931年经历了第一次重型精神崩溃,并且在奥地利期间就开始表现出偏执妄想,认为有人要毒害他。在美国,这些症状表现得更充分了,有好几段时间,他完全不吃东西。1946年,他出现了慢性消化系统问题,1951年,他因溃疡住院,1954年和1974年,他两度病重。1951年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给哥德尔的医生打电话,告诉医生他收治的病人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
1955年爱因斯坦的去世对哥德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高等研究院的另一位巨擎约翰-冯-诺伊曼也在一年后去世,哥德尔变得越发深居简出。他做可怕的噩梦,梦到被困在维也纳。他仍然有妻子阿黛尔的照顾,但阿黛尔也像波普尔的妻子亨妮,从来没有适应自己的流亡。她受教育不多,在普林斯顿感到格格不入,是学者同济们势利鄙视的对象,他们认为她粗俗,嘲笑她对家具的品味。阿黛尔一定觉得自己就像爱因斯坦的妻子,后者对菲利普-弗兰克说:“当爱因斯坦有失礼之处时,人们会说那是因为他是天才,而如果我是这样,人们会说那是因为我缺乏教养。”
1977年末,阿黛尔在做完手术并住院一阵后,坐着救护车回到家中,发现丈夫几乎虚脱了,妄想程度更加可怕。他被送往医院,但没能抢救回来。1月14日,他去世了,死亡证书上的死因是“由人格障碍引起的营养不良和过度消瘦”。
哥德尔、兰德和魏斯曼的故事虽然不幸,但并不具有代表性。总的来说,学派人物享的福多于受的苦。他们在哲学界素有大胆狂放、热情传道、大力自我怀疑的名声,他们带着这种名声来到流亡国。但意外之喜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善良并且乐于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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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62岁生日的几天后,维特根斯坦就因胰腺癌去世了。“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这是他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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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派成员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们这个地区的哲学家中,后来在哲学圈外最著名的会是卡尔-波普尔。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波普尔比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活得更久,这样,波普尔得以反复申说“他击败了学派”这一不实之词,终至无人挑战。但即使是波普尔,他的名声也是时好时坏,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在科学家中得到的支持比在哲学家中更多。据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的说法,他在哲学圈的地位已降至谷底。他彻底的怀疑论被认为要么毫无新意,要么荒唐可笑,他声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实验在重复1000次时会产生与前面999次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