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都在谈论刀郎，跟当初他红的时候一样，只是当时人们都骂刀郎，现在都在借刀郎骂别人。每次的热点事件，人们都想把自己理解的快意恩仇融进去，刷刷存在感，带带风向。至少在我看来，都他妈挺无聊的——它只是市侩行为，跟文艺批评无关。
关于《罗刹海市》的各种解读，我没兴趣谈论，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大谈“罗刹海市”的人半个月前可能还不知道蒲松龄是谁呢，为了流量，怎么邪乎怎么来。我高兴的是，中国流行音乐终于有了一首像《美国派》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猜不透心思的歌曲，被不停地解读下去，也算是在流行音乐衰败时代填补了一项空白吧。
我想聊聊一个话题：江湖。
先说一个远古时代发生的小事。1993年，上海《音像世界》发表了一篇署名“李皖”的文章《大陆流行音乐：且待另一场脱胎换骨》。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特别想认识这个人。我问《音像世界》的编辑，李皖何许人也？编辑也不太了解这个人的底细，只是说是一个湖北人，在武汉生活。后来我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有他一个专栏，已经写了好长时间了。当时写音乐的记者和评论家我都认识，唯独不认识李皖，这让我产生好奇心，一定要认识这个人。我问了不少音乐圈、媒体圈的人，结果都不知道李皖。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了一句：“这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想，老头子也好，老太太也罢，我也要认识一下。
那段时间，一些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总会聊到李皖，开始没觉得什么，慢慢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话里话外带着一些醋意。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对同行有这样非议，就是因为人家把乐评写在《读书》这样严肃的文学杂志上而你们的乐评只能出现在报纸的周末娱乐版上？我当时看过不少李皖的文章，文笔秀丽，属于我这种初级文学青年学习的范文。至于他对音乐的理解，我从来就没有跟他一致过，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再后来，人们对李皖的评价就有些难听了。
1994年，《音像世界》在烟台搞了一个活动，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一帮人聚在我的房间胡扯，等着开饭时间，期间又有人提到李皖，说这次《音像世界》也把李皖请来了，然后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一番。这时，有人敲门。我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戴着眼镜，用典型的南方口音问我：“请问王小峰在吗？”我说：“我就是。您是？”“我是李皖。”我赶紧把李皖让进来，冲着屋子里的人喊：“各位，这就是李皖。”那一罗刹那，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尴尬。
后来，我请李皖在我当时供职的杂志开一个音乐评论专栏，结果有好几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请李皖开专栏？”我说难道请你这种不会写字的人开专栏吗？
李皖的谜底揭开之后，他依然生活在武汉这个远离内地流行音乐的城市，几乎不跟所谓的音乐圈有什么交集。那时候人们的公关意识不强，几乎没有什么唱片公司跟李皖有联系。李皖也跟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到卖打口磁带的小店，每次买回几百盘磁带，然后回家听音乐，写文章。
我也是从人们对李皖的态度看出来，原来音乐圈是个江湖，这个圈在我看来大都是一帮鸡骨鱼刺边角下料组成的，整体上文化素质并不高，但毛病不少，都能很快适应千百年来形成的某种最低级的社会关系，既互相抱团取暖，又互相拆台使坏，为了维系面子或某种话语权，拉帮结派，当面恭维，背后捅刀。为了出人头地或蝇头小利，必须各种钻营，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你看他们干什么像样的正事儿。如果你从事与这个行业相关的工作，首先要跟这个行业神头鬼脸的人混熟，唱片界的、媒体界的、衍生界的，或者说要拜拜码头，让人知道你是谁，这样，你干什么事才会获得认可，哪怕你耍流氓呢。但李皖从一开始就没这样，他有自己的工作，不靠这个圈子活着，写乐评纯属业余爱好，犯不着去拜各种码头。但从江湖人的角度来看，你这样就是不懂事，你不懂事就晾着你，就说你坏话。
2014年，我去武汉出差，约李皖见面，我一直想跟他掰扯一些音乐上的话题，多年来，虽偶有一见，但多是各色人等聚会，很少深聊。几杯酒下肚，我们的话题立刻从共同的爱好胆囊炎直接切入到音乐，因为多年来我们俩对音乐的理解一直不一样，这次必须摆在桌面上碰撞一下，而且在此之前我已多年没有跟谁聊过音乐了，特别期待一种畅快淋漓的胡扯。我们从内地流行音乐聊到港台流行音乐，再聊到欧美流行音乐，争得面红耳赤，爽到极点。那天晚上，我听到李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这一点，我跟你不能苟同！”
现在回到正题，说说刀郎。前面说了一堆李皖的事，是想说，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不拜码头，惹来非议，只是李皖在小众范围内，属于内部放映的文艺片，没什么人知道，而刀郎把李皖的故事翻拍成商业大片。
我当年写刀郎的时候曾想，如果一开始他的经纪人李松强来到北京，三跪九叩，打点好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其实每个人塞十块钱红包就能让这帮孙子改变立场（唱片公司一直用这种方式搞定媒体的），就不会出现后来各种羡慕嫉妒恨的风潮了。但他们在春风不度的边塞，没有江湖的思维方式，而负责发行唱片的公司思路更加奇特，他们让唱片店每天循环播放刀郎的唱片，而不是把唱片送到电台。开始，唱片店还不太愿意，后来越放越喜欢放，带动着周边的服装店、理发店、饭馆都跟着放。这种不花钱的营销方式再没有人复制过吧。等刀郎的歌弥漫在大街小巷，发行公司再把唱片送给电台的时候，多数电台拒播——我这么有品位（虽然我的品位多是唱片公司的红包决定的），怎么可以放发廊经常放的歌呢。发行公司也是，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块巧克力啊。
这是刀郎最初惹来非议的原因，最后坍塌到个个都现了原形，跟什么音乐很俗、音乐手法过时毫无关系。
同行嫉妒刀郎我非常理解，同行是冤家嘛。在文化娱乐圈，一个人没有羡慕嫉妒恨心理是很难混得开的。刀郎把唱片时代市场最后一汪水彻底榨干了，520万张的唱片销量，同行出的唱片加一块也赶不上啊。2004年以后，选秀热了，它给唱片公司模式捅了第一刀；几年后，互联网意识到版权可以带来利润，资本用各种压榨的方式给整个音乐行业放完了最后一滴血，唱片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行业大都是一些半吊子人士组成的，哪禁得住这样的折腾。我早在1994年就看到中国流行音乐要完蛋，所以早早离开这个行业，看着这艘船上的人在狂欢中与船同没。
当年刀郎走红出现的酸葡萄现象，不是音乐圈独有，各行各业都一个样。但pH值如此之低，是我没有想到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凤凰传奇”。有一次魏玲花的老公给我讲“凤凰传奇”的血泪辛酸史，让我更明白为什么刀郎“享受”如此待遇了。从音乐特点上讲，刀郎和“凤凰传奇”都属于大众喜闻乐见、媒体叶公不屌的音乐。你走在街上，会发现发廊、音像店、饭馆也在放“凤凰传奇”，但他们二者之间的命运迥异。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走的路不一样，“凤凰传奇”到处走穴，上各种晚会，跟音乐圈的人混得很熟，属于江湖的一份子。既然你已经上了梁山，大家就是兄弟姐妹，所以他们可以免了拜江湖码头这道程序了。刀郎从一开始就没想走四处走穴露脸这条路，只是想偏居一隅，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结果红了。我们还没出手捧你，你他妈就这么红，这怎么可以。
关于那段时期媒体对刀郎的评论，我这里就不再列举了，就是一帮毫无常识和逻辑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手里还握着一把刀，可以杀人，于是动了邪念而已，他们甚至连好龙的叶公都算不上。
这次因为 《罗刹海市》被过分解读，又出现一种新时代现象，一帮人冲着汪峰、那英、杨坤、高晓松下手，这跟当年媒体向刀郎发难一模一样，只是今天媒体沦落了，社交媒体繁荣了，但恶心下作的方式从来没变。
汪那杨高也好，还是什么艺人也好，他们都有发表对某种音乐看法的权利，哪怕是羡慕嫉妒恨的权利呢，这是现今多么珍贵的东西啊。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恶去评判什么没什么不对的，媒体不就爱挑唆他们说这样的话吗。如果当初哪个艺人说喜欢刀郎，他们会认为没有价值，会把这句话删掉。2004年我觉得媒体从业者还没开化，现在看来，只有大众，没有开化，“恨”从来都是一个坚硬的价值观，只是恨的对象变了。那些因为《罗刹海市》发恶的人，不知想过没有，石头转一圈早晚会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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