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传统之外的女性命运：最后一代自梳女

“结婚有什么好啊，住在这里（姑婆屋）不知道有多好。”

提起自梳女，很多人会想到几张出自1984年纪录片《自梳女》的经典截图：满头白发的姑婆，对着镜头笑道，“结婚有什么好”“睇到男人憎到但死（看到男人就觉得讨厌）”。这些“一辈子不结婚，活得明白”的姑婆，构成我们对自梳女的第一层印象。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自梳女，另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是1997年的电影《自梳》：20世纪40年代的广东顺德，被父亲卖给地主做妻妾的女主角为了抗婚自梳，与姐妹结成金兰之契。对父权和传统婚姻制度的激烈反抗，以及同性之间的浪漫情感，搭建起我们对自梳女的第二层解读。

再往后，自梳女们成为了一群实践“群居养老”的先锋女性。在现代女性对婚育制度不断更新的反思中，这群百年前就选择了不婚不育、抱团养老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再次得到了互联网的关注和讨论。

但在艺术家浦潇月眼里，这些讨论都不足以概括自梳女群体身上的矛盾与复杂。

2021年，她开始着手挖掘关于自梳女和姑婆屋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广东12座姑婆屋、近30位自梳女和她们的亲朋好友，试图拼凑还原出一个标签之外，更加鲜活生动，也更复杂具体的自梳女印象。

2024年七夕节，Green BAZAAR随浦潇月前往广东顺德的均安镇，寻找还在那里生活的自梳女。

自梳，是女子自己将头发盘成发髻。自己梳起，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女子的结婚习俗：把发辫盘为发髻，意味着她们不再是一个少女，而是进入另一个家庭，成为妻子和母亲。

自梳女们梳起头发，意味着将是否“嫁人”的主动权拉回到自己手中，由自己赋予梳起“终身不婚不育”的全新定义。

当一个女子选择自梳，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里，最有意思的其实是“选择”二字。

“摆七姐”是广东地区七夕节的习俗。

滑动查看

要从这个维度来了解自梳女，或许我们可以先讲一个细枝末节、无名无姓的小故事。

广东西樵的儒溪村，一位90多岁的姑婆曾向浦潇月讲述了家中长辈的经历：一位家境优渥的姑妈，作为“自梳”风潮兴起后的第二代自梳女，所面对的境遇并非电影作品里渲染的“激烈抗婚、愤而自梳”，而是经过了家人的认可，风风光光、大摆宴席地宣告“梳起”了。

这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关于自梳女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但真正形成一股潮流，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珠三角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让珠三角的手工蚕丝业兴起，形成了大量的女性劳工缺口。当地女性因此拥有了养家糊口的谋生之道，也获得了结婚嫁人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自梳。

尽管如此，这个“选择”也并不意味着一条完美的出路。

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位姑妈。在梳起多年后，她遇到了一个我们在讨论自梳女时，很少会聊到的困境：她“反悔”了，想嫁人了。这个“大逆不道”的破戒之举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一度闹到了彼此断绝关系的地步，但姑妈依旧执拗地选择了结婚。

在浦潇月看来，自梳这一有悖于传统观念的行为，能得到当地人的广泛接受甚至推崇，除了自梳女在外赚钱养家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外，与它背后隐藏的“贞洁”意味也不无关系：当一个女人选择了自梳，就意味着她将终身不嫁、不育，保持贞洁之身。而无论如何，在儒家的传统语境里，女子的守贞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与此同时，自梳也成了一座变相的“贞洁牌坊”，禁锢着那些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它的女性。

女性自梳后再想反悔嫁人，与“打破贞洁”无异。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生子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即便有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讲，“自梳”几乎是不可逆的。女性选择自梳的“自由”，远大于放弃自梳的“自由”。

反悔后的自梳女姑妈，最终还是得到了家人的谅解。而两方和解的契机，在浦潇月看来，也是十分微妙的——姑妈在婚后生下了孩子，孩子的降生，让她和家人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欧阳笑19岁就一人过海到香港谋生，在雇主家，她一直工作到80多岁才退休回到家乡。

“这整个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她选择自梳能得到支持，是因为贞洁；她放弃自梳以后被家人反对，是因为打破了贞洁；最后她的选择能被接受，则是因为她打破贞洁以后，终于又能为家里传宗接代了。”

自梳后反悔嫁人的自梳女并不是个例，但大都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斗争，也无法一概而论。这些自梳后的重重转折，或许可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补全我们对于自梳女的想象。“她们对自梳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所谓独立女性对自己婚育状态的自由选择和主动掌控，而更像是一种个人意志在集体意志和社会环境的裹挟下，共同推导出的结果。”

抛开那些传奇色彩的叙事，自梳女的故事依旧充满了戏剧性，却是一种格外混沌和复杂的戏剧性。

而正是这种祛魅后的复杂，成为了一股在今天看来依旧令人感动的力量，推动着蒲潇月不断往前，去探寻更多关于自梳女的历史细节。

即便在今天，当我们讨论“不婚不育”时，也总是绕不过一个问题：“等老了以后怎么办？”对于百年前的自梳女们而言，选择自梳只是一个开端，梳起后，自梳女们的漫长人生中，同样需要面对关于生老病死的恐惧和挑战。

因此有了姑婆屋。

大部分姑婆屋由当地的自梳女集资建立，想搬入养老的姑婆需要先交一笔钱或者赊一件首饰，换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床位，以及过世后得到供奉的牌位。这也对应着自梳女们在梳起后面临的两个最严峻的困境：一是无人养老，二是牌位无处供奉。

为了养老和身后事，一部分自梳女会帮忙养育亲戚家的孩子，或是收养当地被弃养的女孩。

浦潇月在广东西樵的民乐村曾遇到过一个自梳女的养女，人们叫她三姑婆。

三姑婆如今已有95岁高龄，结了婚，也有孩子，丈夫去世后，她自己独居，卧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自梳女养母的肖像。

潇月在中秋节探访三姑婆，想接她去庙里拜神上香，三姑婆说，她不用去，她就在家门口上香。因为养母生前说过，只要女儿在门口上香，她的灵魂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严格意义上说，三姑婆婚后的住所，其实并不是养母的家。但或许在另一种概念里，家的锚点已经不再是祠堂里一方小小的牌位，或者有形的土地，而是真正关切、挂念的人所在的地方。

这大概是自梳女独有的一种关于血缘关系的实践。在传统的父权体系下，资源的占有和传递，极大程度上基于男性血脉的传承。但姑婆屋里的自梳女们不同，她们不仅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有时候也帮忙带亲戚们的孩子。只要有新的生命进入姑婆屋的空间里，她们就愿意抚育其成长。

而那些没有收养孩子的姑婆呢？浦潇月举了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西樵曾有个叫龙华洞的姑婆屋，龙华洞里的最后一个姑婆，就是独自一人死在那里，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的。

“这几乎是所有姑婆，甚至包括我们普通人对独自老去的噩梦。因为无论姑婆屋以什么样的形式运转，永远都会有最后一个人。不管自梳女选择独居，还是搬进姑婆屋，这种最终极的孤独和恐惧都是每个人要面对的。”

除了独自死去的恐惧，自梳女们的另一重恐惧，是死后的牌位无处供奉。这个现在看来有些封建色彩的观念，和封建时期珠三角地区的传统风俗有关。当地女子结婚后归属夫家，死后可以葬入夫家坟地，名字归夫家族谱，但未婚女性过世后，却不被允许藏入自家的祖坟。

当一个女人决定梳起的那一刻，她几乎就沦为了一个概念意义上无家可归的人，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无处安身，无法落叶归根。

几乎所有的姑婆屋，都是在家族村落以外的空间建立的。这种边缘化的地理位置，同样象征着她们和主流村落、家庭之间的关系：不论一个自梳女生前多么有钱，为家庭作出了多少经济和劳动力的贡献，得到了多少人的认可，她们也没有房屋和土地的继承权，甚至不能死在自己家里。

为此，姑婆屋内通常设有“祖堂”，用于供奉牌位，有时还用来放置棺材。姑婆屋内，每当有人快要过世，就会从自己平时居住的卧室搬进祖堂，祖堂成为了一个区隔健康之人和将死之人、用于“预备死亡”的空间，给死去的自梳女们提供灵魂安放的场所。

浦潇月在西樵一座名为益善堂的姑婆屋内注意到，祖堂内所有人的名字，都用毛笔写在一张纸上，是为芳名簿。在世的姑婆，名字上都贴着一张红纸，等她们逝世之后就将红纸撕下。不同于一般的族谱，这些名字之间本没有血缘，因此也不存在长幼尊卑，只是平等地排列在一起。

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而姑婆屋里，芳名簿上，自梳女们死生去来，总算留下一点属于她们的痕迹。

8月，七夕，浦潇月去往广东顺德。这一次寻访自梳女的感受，却与以往有所不同。

94岁的黄瑞云，是顺德均安沙头村唯一一位还在世的自梳女。顺德的自梳女大多下过南洋补贴家用，梳起后就成为了家里的经济支柱，甚至一个家族里两代人都外出务工。黄瑞云二十多岁被自梳女姑妈带往新加坡，去给人做保姆、带小孩，1972年从新加坡回乡，就一直和父母姐妹住在一起。她有11个亲姐妹，但“其他人都结婚了，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单从经历来看，黄瑞云的故事几乎是无数个下南洋自梳女的缩影，并无稀奇之处。浦潇月却说：“在我们所有采访的姑婆里，黄瑞云是对镜头最没有兴趣的一位姑婆。”

作为当地仅剩的一位自梳女，黄瑞云的晚年生活过得并不平静。她频繁地受邀接受了各界采访和拍摄，一次次在他者的注视下讲述着自己的过去。“或许是因为外界的介入太多，讲得太多，这个姑婆对自己的过去都失去了兴趣，甚至是对自己的经历的解读也发生了改变。”

浦潇月发现，黄瑞云甚至会在讲述中篡改自己过去的经历。有时她说自己梳起时曾有过仪式，在新加坡拜过神，这个说法持续了一两年后，又突然改口称“从没有梳起过，只是没嫁人”。两种不同版本的描述，混乱地交替出现在讲述之中，而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她的记忆知道。

这段采访也让浦潇月唏嘘。她想起自己研究自梳女的初衷，最开始，和许多进入黄瑞云的生活，又迅速抽身离去的媒体一样，是带着一种对于“一百年前不婚女性”叙事的浪漫想象。但最终真正吸引她将这项调查持续两年之久的，却是那些并不浪漫、不先锋、不酷的复杂和混沌。

“自梳女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曾经历史中女性所面对的复杂处境。这种处境不只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个体面对选择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的一种复杂状态。在这个处境里，不同个体的选择和她们面对的问题，即便在今天这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里，也能找到对应。”

并非完全没有自主选择不婚的自梳女。在顺德，浦潇月遇到一个下过南洋的阿婆，在问及她为何自梳时，她靠在轮椅上，自在地回答：“没人爱咯。”另一位名叫阿转的自梳女，眼睛受过伤，留下了伤疤，村里人还因此给她取了不太好听的外号。潇月猜测，阿转或许也因为容貌受损，不愿因此将就着嫁给不感兴趣的人，干脆决定不嫁。还有人直接表示对结婚没兴趣。“聪明的都出来打工，不出来的都傻傻的。有人没有主见，父母就打发她们结婚咯。”

除却时代的影响，每个自梳女的梳起，都有她们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理由。“当我们讨论自梳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看到她们作为人的生命性、个体性，然后再讨论背后的文化？”

在浦潇月的描述中，自梳女大多勤劳、节俭、爱干净，就像一群普通人家的外婆。与姑婆们熟悉了之后，还有人问潇月什么时候结婚，记得邀她去喝喜酒。那些纷繁复杂的主义、思潮，与她们漫长的一生相比，反倒显得格外的轻。互联网的喧嚣会过去，正如一度人声鼎沸的姑婆屋，如今大多成了断壁残垣。唯余那些由无数自梳女生命经验留下的诘问，在今天依旧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