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舒伯特也有伤痕｜法国大提琴家克莱尔与她的音乐疗愈

霍华德是一位作家、小丑和艺术家，也是临床心理学博士和自闭症临床医生。他创办的亚当·谢尔顿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医学教育中心专门研究和治疗重度自闭症的病例。

在那次研讨会结束的几周后，克莱尔找到霍华德，并提出和他合作的请求。很快，他们就开启了在亚当·谢尔顿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医学教育中心的合作。

在那里，克莱尔遇到了开篇提到的保罗、阿梅利亚和大卫，他们是一群对音乐敏感的自闭症患者。每次，克莱尔会为一个孩子单独演奏。

克莱尔第一次见到保罗时，为他演奏了巴赫的《G小调第五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琴声响起时，保罗竟然径直走过来，一拳击破了克莱尔的大提琴面板。在那一刻，克莱尔心如刀割，她最珍视的乐器被打破，但她仍没停下演奏，而是换了一首格里格的曲子《索尔维格之歌》，慢慢等保罗平静下来。

和自闭症儿童的相处无疑是艰难的。克莱尔也不知道她的音乐是否有一天能改变他们，甚至治愈他们。她只是遵循自己的心意，为孩子们演奏。

与克莱尔的音乐共处两年后，阿梅利亚不再抓挠自己，听到音乐后，她会温柔地抚摸自己。和外界隔绝的大卫开始回应大提琴的声音，音乐让他找到了站起来的力量，他甚至爬上了钢琴凳，开始用左右手的两个指头弹钢琴，和克莱尔的大提琴进行“一唱一和”的音乐对话……音乐撬动了隐藏在他们内在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

克莱尔好像有种与生俱来的能力，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如何引导，如何用音乐打开局面。

每当克莱尔为自闭症孩子们演奏时，霍华德总会透过玻璃对他们进行观察，当看到保罗开始与克莱尔有了目光接触时，霍华德在玻璃窗后泪流满面，这一进步是他渴望已久的。

霍华德认为克莱尔最强大的力量是不依赖于任何理论，而以直觉去引导自闭症患者。霍华德要求克莱尔不看任何与自闭症相关的书籍，而是通过自己的本能和病患接触。在最初与霍华德共事的六年中，克莱尔照做了。

在与霍华德开启合作些许年后，克莱尔渐渐意识到，除了感受之外，她需要有更系统的专业知识做支撑，拿出量化和客观化的研究成果，她的实验才可以持续下去。

2009年，克莱尔决定攻读图尔大学医学院的艺术治疗专业，并展开临床研究。她希望更深地探寻：人类和艺术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艺术和医学如何能更好地协作？

2011年，在专业学习尾声时，克莱尔开始在巴黎阿莱西亚科里安花园医疗养老院工作，她面对的主要是失智失能的老人。

2012年4月的一天，在养老院，克莱尔遇见一位叫凯斯勒的失智老人。那天，老太太身上的伤口化脓了，她痛苦得哀嚎着。护士尝试帮助包扎，但是凯斯勒太太却激烈反抗，不断尖叫。偶然经过的克莱尔带着大提琴走了过去。她坐下来，开始拉起了舒伯特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舒缓，不断递进的乐章让凯斯勒太太慢慢停止了喊叫，她仿佛进入了音乐中的平和世界，她伸出手臂，护士为她包扎了伤口。

之后，护士笑着对克莱尔说：“一定要再来啊，带上舒伯特的‘绷带’！”这是克莱尔首次与患有失智症的病患接触，也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音乐能够缓解疼痛。

从此以后，她经常为这里的失能失智患者展开音乐照护。

2013年，克莱尔加入巴黎圣佩琳医院姑息治疗科的跨学科团队。在这里，她面对的主要是临终病患，研究如何缓解护理中产生的疼痛和焦虑。克莱尔用大提琴参与的护理工作被打造成一套规范的护理流程，而这个研究项目也被称为“舒伯特绷带”。

护理前，克莱尔会参与医疗护理团队的班组会，了解病患近期的状况和变化。在现场，克莱尔通过观察病患的呼吸、表情，去洞察他们的情绪状态，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调整音乐护理的方式。

在医院，所有人的重心会偏向病患。但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压环境中，参与的人都在与痛苦和疾病做抗争，他们在心灵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克莱尔发现，她的音乐不仅照顾了病患，也安抚了他们的家人和医生。

克莱尔曾遇到过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正在弥留之际，整个家庭歇斯底里，病人的两个女儿拼命摇晃着他们的父亲，哀问道：“你爱我们吗？”然而，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无法回应。

克莱尔坐下来，开始演奏他们熟悉的犹太歌曲。很快，所有人都停止了哭喊，女儿们慢慢平静。尽管她们的父亲闭着眼睛、无法说话，但在音乐声中，他的呼吸逐渐变得深长，仿佛他在音乐中找到了共鸣。

克莱尔一直为他们演奏着，直到她看到病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才决定离开。当克莱尔起身离开时，病人的女儿说道：“快看爸爸，他是爱我们的！”

稍后，当家属从病房里出来时，走向克莱尔，对她说“谢谢”。因为克莱尔的音乐，她们能在父亲弥留于世的最后时刻，与他好好道别。

在涉足“艺术与医学”领域27年后，克莱尔想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她不太喜欢使用“艺术治疗”或“音乐疗愈”这样的术语，她更希望被称为“护理音乐家”（la musicienne soignante）。她觉得这个表达更加全面，她为此而生，适得其所。

从不被允许接触与自闭症相关的知识到与医疗团队共同进行临床研究，克莱尔一直在探索属于自己的“音乐照护之路”。如今，她的工作方式已经得到了更多来自医学界的关注。

2016年，“舒伯特绷带”临床研究项目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克莱尔的音乐护理流程的照护下，在112个病例中，病人的疼痛程度减弱了10%-50%，近90%的病人的焦虑得到缓解，对护理人员的正向效果达到100%。巴黎圣佩琳医院姑息治疗科的科室主任称：“10分钟的‘舒伯特’相当于5毫克奥诺美。”

渐渐地，克莱尔也被邀请到医学院进行授课，她主要传授非药物手段的护理方式。与此同时，克莱尔还在参与其他研究，比如：音乐如何让护理人员们感觉更好；音乐如何能帮助家庭成员重新与病中的至亲建立沟通；音乐如何改变那些失去意识的人的呼吸……

当年，霍华德开启了克莱尔音乐与护理之路，霍华德曾对克莱尔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了问题，我想要你来为我演奏。”而霍华德的命运最终也与克莱尔相连。

2018年，霍华德患上阿兹海默症。从那时开始，克莱尔每年都会去看望他，并为他演奏大提琴曲。霍华德可能无法记起克莱尔的名字，但每当音乐响起时，他会拍拍手，随着节奏摇摆身体，眼神格外专注，仿佛音乐唤醒了当初他和克莱尔共事的场景。

GB = Green BAZAAR

C = Claire Oppert

从事用音乐进行护理这份工作，有没有让你对艺术的理解发生改变？

在音乐护理中的演奏方式，是抵达音乐家本质的方式。在集体演奏中要求配合与精准，因此我们无法改变节奏，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用音乐进行护理，需要回应病人的呼吸，从患者的表情变化中洞察他们的感受，从而调整自己的演奏方式和节奏。

所有的音乐家，内心深处都渴望能演奏出某种与自身产生共鸣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精准而正确地复刻别人，贡献一场了不起的技术表演。

把自己放入其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人性的复苏，是对美与转变的体验。

在照护别人的同时，你是否需要在心理上保持距离感？

我们的角色是搭建一座桥梁，帮助患者重新找到与自己、与家人、与护理人员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分享的循环。作为“护理音乐家”，需要以得当的姿态在场，要与病人保持“专业距离”，但同时显然也要具备同理心。

我更喜欢称之为“参与”而不是“距离”，比起我们经常说的保持得体的距离，我更愿意称之为保持适宜的参与。相比起制造“距离”，“参与感”需要努力培养，也需要自然流露。我确实没有迷失，不是因为我无所不知，而恰恰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临终病房不断地面对死亡会很痛苦吗？你如何处理可能会到来的负面情绪？

确实，这很困难，但同时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让关系变得不过于沉重。我们必须清楚自己角色的专业性，以适宜的姿态在场并参与。

我很感激我所接触的临终病患们，在临终病房从事音乐护理有时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喜悦，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因为死亡是悲剧性的，但在死亡前，那些值得人们分享的真正时刻，让家人们有机会向他们所爱之人好好道别。而音乐可以创造这样的时刻，因为音乐不需要言语。

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总是避开对死亡的讨论，因为恐惧，我们试图遮掩它。然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就像树、叶子或花一样。

当我母亲去世时，我的孩子们都在身边，全家人都和她在一起。虽然死亡确实会带来极端的痛苦，我现在想到母亲时仍然会哭，但这是必须融入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死亡的焦虑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但正是这种对死亡的焦虑使我们能够面对现实，并理解生活的美好。生命是有限的，每一刻都是独特的，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因为直面死亡，我们能够理解生命是一份大礼，我们不该因为不重要的事情而浪费生命。

《舒伯特绷带》

作者：[法] 克莱尔·奥佩尔

译者: 罗琛岑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7月

页数: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