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教育纪录片导演、谈话节目主持人。
人们很难一下子，把这3个标签联系起来，因为这三者所关注的话题是如此不同。
然而，它们又有着相似的共性：创作者。
这就是周轶君。人们用“万花筒”来形容这位曾经的驻加沙记者：继写出《离上帝最近》《走出中东》这两本书后，她又走遍欧亚，观察异国教育，拍出了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去年，她开启了全新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
当然，二十年来，她还有一个更为人喜闻乐道的身份：《锵锵三人行》的常驻嘉宾。
从中东到欧亚，从政治到教育，我们好奇的是，一位创作者，在与世界无数次的碰撞之后，会如何理解自身所留下的痕迹？
最近，《他乡的童年》第二季上映，在一个夏末的午后，我们与周轶君聊了聊天。
一早，周轶君被手机消息吵醒。
“已经宣战了”
“我们困在耶路撒冷”
“还能去机场吗”
那是去年10月7日， 以色列宣布开战的第一天。
发消息的朋友在当地旅行，原定第二天的航班回香港，现在情况难料。
“我建议他早上特别早，就是凌晨的时候，去机场。以我对哈马斯的理解，它都是最大可能性造成人员伤亡。从它的角度去理解，它不可能在凌晨没有人的时候对空旷的街道发射火箭弹。我说你赶紧趁这个时候，赶紧走。”
朋友从战火中逃了回来。这样的有惊无险，曾是周轶君的日常。
2002年到2004年，她在巴以冲突的前线，做战地记者。一天夜里，以色列空袭，全城停电。很快有爆炸发生。她得马上去现场。但不认路，开车出门，路边有两个小孩，对当地情况很熟，她说：“快上车，给我指指那个地方在哪儿。”
中途，一个小孩突然掏出一把枪，对准周轶君。
周轶君在中东报道的时期
枪支、人肉炸弹、空袭扫射，在加沙是家常便饭。今天这边出门赶集的邻居，被空袭炸死；明天，就会有志愿者去以色列的公交车上引爆炸弹。血债血偿。人类原始的仇恨，在这片土地上无限循环。
来之前，新华社想给周轶君上保险。无一例外，都是拒保。“就是去送死。”
她是上海人，小时候爱听摇滚乐。班里同学一放假，就去周轶君家里听唐朝乐队。九二年，《编辑部的故事》出现在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影响了一代人。
高考结束，她的分数不错，想去北京，但她那一年，清华北大人大，都不在上海招生。
那年上海自主招生，为了把好生源留在当地，清北被安排到第三批录取，这些好学校索性撤走了招生名额。
周轶君先是给北大招生办写信，人家回信说：“你的成绩不错，但我们实在没有招生名额。”但她铁了心，要去北京。后来，去了北二外。
她还记得，在北京念书那会儿，有个教英文的校长，在操场上跟她聊天，说女孩喜欢漂亮、时髦、可爱，这都挺好的，但最终，“Girls should go beyond all of these”。
这句话烙在了周轶君心里。几年后，她进新华社工作，和所有怀揣新闻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渴望经历和荣誉”，想去战争一线。社里担心她是女生，一个人，太危险。她在申请信里写道：“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就这样，她去了中东，成为当时国际上唯一常驻加沙的女战地记者。
那是千禧年初，媒体对她的形容，是“铿锵玫瑰”。如同所有俗套的故事一样，她因为女性身份，在当地被小孩扔石头，被骚扰，以及，没有军官会跟这位女记者握手。
“所谓的性别弱势强势，比如小孩就对我扔石头，骚扰我，那太常见了，那种时候你必须忘了你是女性，就是这样的。你要是成天想着，我是女的会不会被人欺负，那你别干了。我对那些事情是很麻木的，因为，你要是在意那些事情，那别的事情都别干了，天天就想，你就去哭吧。”
以军扫荡过的土地，两头牛倒毙路边，使人忍不住掩鼻
游行开始前，周轶君爬电线杆去屋顶上架机位
加沙人瓦迪的家，他在一次空袭中被炸伤，口袋里要养15口人的工资全部被摸走
那两年，她白天到处去事发现场，晚上写稿发稿，加沙如同一个高压罐头，当地人每天生死未卜，没有任何娱乐，见过的面孔，接二连三地离去，她唯一的解压方式，是看《老友记》到天亮。
新闻成就记者。5岁的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美联、法新、路透……各路记者蜂拥而上，闪光灯响个不停。从太平间出来，周轶君听一个记者抱怨，巴以题材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
任何一位战地记者，无不是以新闻理想为最高信条，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此地。然而，当鞋子染上红色的血迹，第二天换新鞋，又被染红，周轶君无法再去简单地向往“经历与荣誉”。
“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起就根深蒂固的巴以冲突，历经五次中东战争，再到去年的宣战，持续到了现在。
那座周轶君住过的公寓，红色阳台，面朝地中海，在这场战争中被坦克炸了五层楼。今年7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遇刺。周轶君在加沙时见过他好多次，他总是给亚辛推轮椅。为了采访亚辛，周轶君多次联系过哈尼亚。
2003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接受国际记者周轶君采访
周轶君镜头下躲避炮弹的加沙的小孩
“你就看到，你认识的一个人给炸死了。”
记者是记录他者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者反向构建了记者的私人经验。
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周轶君强调“现场”的意义。观想与亲历，是两回事。前者发生于头脑，后者是集市里的气味、灼热的光线、踩空了的战壕、面前这个人的眼神。
“现场”，以一种无法剥离的形式，永远留在了她身上。
中东之后，她入职凤凰卫视，去了阿富汗、乌克兰、埃及、利比亚……
那是在世界中建立记忆支点的过程。气息、触感、味道、朝你笑对你吼——在进入的一瞬间，他者就不再是一大块模糊的概念，而化为无数碎片，构建起个体的记忆。
世界由一个外部对象，转换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
对象化的概念，可以被轻易划分范畴。事件被定性，立场被申明，仅凭逻辑就可推演出不容置疑的结论。然而，复杂的经验层次，指向了记忆与理解；却难以指向简单的审判。
在现场，她记录下了哈马斯的葬礼，也记录下了以色列村庄里的故事。观察，而不审判。报道发回社里，同事调侃：“妇人之仁，没有大是大非。”
“芬兰 日本 英国 印度 以色列”
——咖啡馆的纸巾有些软，写下的字迹并不清晰，但周轶君和同事一拍即合：这就是她们要去的国家。
去拍摄那里的孩子，孩子们所受的教育。
小孩儿，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听上去远没有地缘政治、国际局势来得宏大深刻。《他乡的童年》播出后，有《锵锵三人行》的粉丝遇到周轶君，说：“你拍的成人的节目我都看了，小孩的嘛，就不看了。”她一笑，说我没拍过成人节目呀。
周轶君小时候梦想当相声演员，存满的第一个储钱罐，她去买了一本3块3毛5分钱的《独角戏集锦》，在家反复背诵。成为母亲之后，她遇到了那个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应该如何，从头塑造一个人？
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几乎就在一两代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高速的发展、如此瞬息万变的观念迭代。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家长，面对下一代的教育，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虑，也比任何时候都要迷茫。
创作者，未必能够给出答案，但必须要对自己诚实。她决定回应这份困惑。
从2018年11月起，周轶君以独立内容制作者的身份，找钱、找人、找机器、安排行程、联系学校。演职员表比她过往的所有节目都要短：从制片人到导演再到主持人直到脚本，全是一个人。
摄影师和翻译，都要在当地找。拍摄印度那一集时，周轶君暗自庆幸：当地宝莱坞影视行业成熟，应该问题不大。结果对方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现场需要多少把椅子，来维持秩序？她才意识到，原来拍电影，跟拍纪录片，完全是两回事。
她是拍纪录片的“小白”。临时组成的摄制组中，有7个不同种姓、不同民族、几乎没有效率可言的当地人，几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完成了曾以为“问题不大”的这一集。
2024年年初，周轶君在新西兰的芒阿唐伊小镇，与妈妈孩子们的合影
但她有一种兴奋。事实上，当开始拍第一个国家芬兰后，投资人就撤资了。但周轶君决定做下去。
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兴奋，也是她小时候读闲书发现新世界的兴奋。
“不光是教育，是对人的理解，对于社会的理解，我觉得跟我熟悉的东西全是相反的。”
那种进入一个陌生的现场，允许自己从头到脚被染透，在碰撞中摸清自己形状的感觉，又回来了。
周轶君在新西兰学校中体验户外课程，感受其无拘束的文化（来源：优酷视频 《他乡的童年 第二季》）
周轶君在法国小学中体验哲学课程，捏橡皮泥表达何谓幸福（来源：优酷视频《他乡的童年 第二季》）
曾经，在利比亚，卡扎菲的新闻部把所有外国记者关在酒店里，天天开会，冗长而繁杂。有次，与会者半昏半睡时，主持人说：“下面请我们的某某领导来讲话。”周轶君下意识地想要鼓掌，但拍了第一下她就清醒了，只见身边坐的都是各大国际媒体的记者，于是她赶紧忍住。
教育如同刻刀，雕刻出每一个成年人的形状。那部听上去不严肃也不深刻的儿童纪录片，在播出之后，出乎所有人意料，以开播豆瓣9.2分的评分红了。
在评论区，我们看到：
“大二那年专业课老师放给我们看了一个小片段，彼时对于师范、教育等还是只有朦胧概念。我想大概就是那段视频点亮了我的职业选择。虽然网络上不乏对于此纪录片过于理想化的批判，但美好的愿景总是可以靠一代代教育者去实现的。”
“几年前偶然一个瞬间看到周姐姐的纪录片，决定报考教育硕士。今年在经历暗无天日的修改论文后，终于顺利毕业了。”
“谢谢小君君出了第二季，感觉我和我的孩子是和这个节目一起成长起来的。第一季的时候他还是个toddler，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我看这个节目又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感触。”
没有任何一部片子、一本书、一个艺术作品，可以在一瞬间改变社会。我问周轶君：“做内容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场冒险。”
创作者是内容的第一个观众。在赫尔辛基的小学活动里，周轶君看当地老人和小孩子们画对方的脸。
老师递给一旁的周轶君画纸，周轶君不好意思地笑着接过来：“我不太会画画。”
老师摆摆手： “这不是重点。”
周轶君像小学生一样在手指间晃动铅笔，画完之后，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画一张脸，你能相信吗？”
邻座的老奶奶画得旁若无人，周轶君问她：“你学过画画吗？”
“没有学过，但我喜欢画画，我小时候很喜欢。”
周轶君去跟老师讨论，画画其实更多是自我表达。老师点头：“是的，每个人都可以画。因为这些画不是用来互相比较的。”
毫无预兆地，周轶君哭了起来。
周轶君在赫尔辛基的小学中感受芬兰儿童的创意与自由（来源：优酷视频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
周轶君加入赫尔辛基的小学活动，第一次尝试画画（来源：优酷视频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
小儿子趴在拉杆箱上，带着哭腔说：“妈妈，别走——”
周轶君感到进退两难。临时来替班的外婆说：“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
周轶君不认同这个理由，她觉得糟透了，但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解释。
在中东那会儿，她对换电灯泡、修车，都游刃有余。但有了孩子之后，她开始面临一种新的考验，一种无法靠“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就能够通关的考验。
周轶君拍摄《他乡的童年》期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成为母亲，是把一个人从社会身份不断拽回到生物角色的过程。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自己哺乳，出差去论坛，每天跑礼宾部借小冰箱保存奶水。她全职写作的那一年，她待在家里，丈夫说每个月给她发工资，但有时候会忘。
最近，她又在做新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有一期聊起女性，曾是《半边天》周末版的主持人张越说道：“其实独立女性有一万种样貌，她可能不结婚，她可能早早就结了婚，她也可能结了100次婚。”
周轶君在德国儿童博物馆，聆听小朋友们展品背后的故事（来源：优酷视频 《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周轶君在新西兰小学里畅快地“玩”（来源：优酷视频 《他乡的童年》第二季）
对周轶君影响最大的人，是妈妈。
小时候，周轶君家住普陀区，每天早上六点，妈妈准时和周轶君出门跑步。跑完回来，母女俩去街头的百年老店，吃一碗羊肉面，开始新的一天。
有时候在家，周轶君有不爱吃的饭菜，剩在碗里，都是妈妈替她吃掉。
但是母亲不允许女儿不优秀。周轶君数学不好，每次考试没考好，听到妈妈自行车到楼下的声音，想到接下来的事，都会心里一紧。
甚至有时候，尺子会被打断。
但周轶君成绩总体是好的。有时候也兴高采烈，拿了100分回家，妈妈会说：“你怎么不考两个100分？”
周轶君爱唱歌，家里人听她唱，提醒她说跟背书一样，太难听。她就再没唱过了。几十年后，她在赫尔辛基的小学活动上，看一个老奶奶旁若无人地画画，便问人家：“你学过画画吗？”
“没有学过，但我喜欢画画，我小时候很喜欢。”
“每个人都可以画。因为这些画不是用来互相比较的。”
那一瞬间，周轶君回到了童年。
如今她有了自己的女儿。班上老师布置半命题作文《我很___》，女儿写《我很牛》。周轶君笑着说，这人格太强大了。
前些天，周轶君陪女儿过暑假。旅行的路上，女儿说饿了。周轶君说：“正好，你还有中午剩下的汉堡。”女儿说：“那都挤扁了，不能吃了。”
“我说它只是看上去不好看而已嘛，你饿了可以吃的。她坚决不吃，非要吃别的。最后那半个汉堡是我吃的。”
“我当时就想起我妈来了。我小时候的剩饭都是她吃。”
“一方面我理解，我应该教育孩子，她自己剩下的东西要自己吃。但另一方面，妈妈对于小孩来说，小孩可以有一点点放肆和撒娇。尽管我非常警惕这种存在是什么，绝不是宠爱。在人的一生中，在妈妈那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你是可以有一点点放肆的空间。之所以我能那么吃剩下的半个汉堡，因为我妈那么做。我甚至觉得我女儿昨天没有吃，但她以后有了小孩，她也会这么干。我女儿有一天会理解，我在干什么。”
我问周轶君，她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长大成人的？
她说：“你要听实话吗？”
“其实就是我妈去世之后。”
“我的童年结束了。”
图片来源：受访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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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沙小荔
出品人：董云燕 | 监制：徐宁
编辑：邵一雪 | 撰文：卡西
设计：张晓晨 | 编辑助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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