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才馆长常提起我的岳父。我的岳父王化民，1926 年加入共产党，是我党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1927 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中共华县县委农委书记。1928 年 2 月他和潘自力、张金印（慕陶）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 5 月渭华起义爆发，他任中共华县县委代理书记。渭华起义失败后，他一家遭敌残酷迫害，但他革命意志不减，坚持隐蔽斗争。解放后，我岳父王化民历任高塘、城关区副区长，高塘、侯坊购销社主任等职，1969 年被迫害致死。沧海桑田，他在周围人的记忆里逐渐消褪，时至今日有谁还能记得起解放初高塘塬上赫赫有名的“二老”之一王化民！岳父已去世数年。我成婚后，因和他有着翁婿这种特殊关系，一些熟悉他的长辈多给我讲岳父的人生经历，讲他革命的动人故事，讲渭华起义，我也留意翻阅渭华起义的有关资料，因此我比同龄人对渭华起义了解得要多。渭华起义的波澜壮阔，烈士的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恶霸豪绅疯狂镇压残酷杀害革命志士的血风腥雨，这些场景时常在我头脑里浮现，我被深深地被感染着，影响着。上世纪 80 年代初．宝才叔到任文管所，干劲大，信心足，立志干一番事业，大刀阔斧地修复渭华起义旧址进而有意发展为纪念馆。我得知后，心里一阵一阵的热，和妻一起去了趟文管所，观红院的砖铺标语，瞧那口烈士殉难井，抬头又眺了眺那两棵有着沧桑记忆的参天百年老槐，遍及院子里的物物件件，在记忆里搜寻岳父当年在这里的革命踪迹，百感交集。宝才叔在这里工作，我顺便去拜访了他。他和我的父亲很熟，关系要好，也多少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李馆长十分健谈，他向我说他跑省上、地区和县上遇到的艰难，谈文管所有好多事要做，就是缺人的困惑。他问我，“你现在干啥？”父亲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当时协助父亲编纂《古汉语通假字字典》，我回答了他。李馆长向我谈了文管所雇用临时工的待遇，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和妻用目光交换了意见便爽快答应了。就这样我以临时工的身份步入了文管所，开始了跟随李馆长风雨的艰难征程，同呼吸，共患难。我初到文管所，文管所与高塘中学为地盘相争早已尘埃落定，修复旧址因观念不同发生争执而产生的不快也已过去，与渭南县为纪念馆户落谁家的争端已成定局，奔波北京两年的许多故事被人们传颂着，演绎着，人们在翘首企盼“题词”，文管所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过去了的一切，皆成了文管所的一段历史，成了更多人的记忆。李馆长是创建渭华起义纪念馆的中流砥柱已是不少人的共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好汉，是英雄，形象日益高大，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被人们渲染得有了神话般的色彩。![]()
李宝才与他的“革命老人”在一起，前排从左至右：薛毅、王重、王芾南、候理斋、吕 **；后排从左至右：宋志昌、张炎、孙耀祖、郑殿华、***、李宝才。
李馆长事业心强，资格老，又性情刚直，无论面对哪级领导，他就顾不上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直来直去。不少时候，他从省上、地区、县上回来，不论他办事顺心还是不顺心，回来他都要对我说，我成了他倾诉、分享的对象。李馆长到处游说争取支持，重视联系群众，不断地造势，扩大影响，鼓舞士气。他“拉拢”高塘塬上的渭华起义参加者、知情者、后裔，还有地方名人，称他们“革命老人”，他自始至终没有松懈和这些人的联系，常来常往，一道为渭华起义旧址鼓之呼之。热情接待从北京、省上和外地前来瞻仰的烈士后裔、领导，向他们汇报情况，诉苦，争取帮助。每年清明前几天，他联系、组织青少年学生并邀请县委书记给烈士扫墓，祭奠革命先烈，让渭华起义参加者给他们做革命传统教育。每逢 5 月初，连续几年召开纪念渭华起义座谈会。基建工程能不给工程队的尽可能的不给，他叮咛单位管工程的同志把一些活有意地给家庭困难的渭华起义后裔，给曾经帮助过文管所，给过文管所工作方便的人。这些人都说文管所好，都说李馆长人好，文管所的工作难度小了，进展也变得顺畅了许多。在单位，我较擅长文字也年轻。李馆长只要出去寻访烈士家属或起义知情者，都要带上我，要我做记录，做现场录音和后期整理，塬上我跑遍了。要去洛南寻找赵雅生、唐澍两烈士的遗骨，李馆长带着我。那时正值初春二月，山外乍暖乍寒，秦岭深处却是冷风刺骨，寒气逼人。初到洛南，第一晚我们住县招待所，炉火旺，李馆长中煤毒，第二天恶心、头晕，异常难受，我劝他休息，他执意不肯。我们人生地不熟，行动艰难，跑党史办，找民政局，好不容易到保安镇雷家院村，再步行了 5、6 里路到碾子沟，可当地村民就是不配合。李馆长急中生智，佯装他是赵的外甥，说找到遗骨，准备背回老家安埋，感动了他们，才免受其阻。挖出遗骨．我们带的包裹布不够，李馆长顶着渗人的寒风毫不犹豫地脱下他的大衣。李馆长知道文物、文史资料对充实文管所内涵，进行传统教育现实意义的重要。每收回一件文物，他都要我分类登记，妥善保管，他最信任我。他要我把渭华起义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作为工作的重心，一定要编书出版，文管所不能没有正规出版社的书。在文管所的那几年，受李馆长矢志奋斗的工作精神影响和鞭策，我工作着，也快乐着，精力从未有过的旺盛和充沛，编写了《渭华起义》，其中囊括渭华起义简史、陕东特委、西北工农革命军、苏维埃政权、陕东赤卫队、英名录等 6 部分内容，十几万字，荣获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史资料优秀图书一等奖。又撰写了《渭华起义人物小传》，渭华起义旧址陈列室展板的所有文字也出自于我的手笔。1989 年华县编修《华县志》，我主持撰写了县志第 20 卷《渭华起义志》部分，与县政协联合编写了《大革命时期的华县农民运动》。我每本书的初稿完成，李馆长都要拿去审阅。李馆长工作尽管十分繁忙，但他对以文管所名义所出的任何文字资料，那怕是陈列室展板上解说词，从不马虎，严格把关，有疑问、有争议的问题都要考证、订正，从不含糊其词，从不人云亦云。他知道党史资料严肃性的重要，他懂得肩上历史责任的重大。我们的任务也很急迫，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全单位熄灯最晚的就是李馆长和我。“题词”到单位已是 85 年岁末，文管所真正大张旗鼓地建设也就两年时间，数家建筑队进驻，摊场大。临近渭华起义 60 周年纪念大会，几个工程要扫尾、验收、结算。又有道路的绿化，场景的美化，陈列室的完善，大会的停车、接待，事情头绪多，每件事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懈怠。李馆长常常白天马不停蹄，晚上还要找同事了解情况，人走了，他还是不能上床休息，处理白天不能静下心来处理的文字工作，又要筹思第二天的工作进度安排。![]()
李宝才陪同领导步入会场
那些天，我眼看着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精神日渐不支，真担心他撑不住，倒下去。李馆长毕竟到了普通公职人员退休的年龄！他硬撑到了纪念大会的结束后，一些北京老人、外地领导留住在渭南行署招待所，李馆长带着我和李志海一起又赶到渭南，他想召集这些人座谈，征求他们对文管所后序工作的建议，借以再密切关系，为文管所的后序发展要工程款项铺垫，后因行署会议安排不便而搁置。我们带着遗憾只好和他们坐坐，叙叙旧，次日依依惜别送行。李馆长那种忘我工作，重情重义的品质感动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我至今难以忘怀。他退职离休，还住在纪念馆。每临清明、节假日有不少人来纪念馆瞻仰、游览，这些人照样还是要去见他，他的房间常常客满为患，新馆长却少人问津受冷落。他虽然离职，但仍操心单位的事，“指手画脚”，新馆长心里极不舒服。又一任馆长即将赴任，他和我同事，这时我已是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李馆长对我有恩，对华县人民有功，我送这位馆长到办公室门口，对他说“你上去（纪念馆在塬上），我只叮咛一件事，务必照顾好老馆长！”多少年过去了，看着纪念馆的变化，看着高塘镇乃至高塘塬的变化，常回忆起我和李馆长工作的那段岁月，没有李馆长，哪来的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