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元”惨案发生于1941年元旦，因公元1941年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可写成“卅”，惨案发生在元旦，故称为“卅元惨案”。那时我正在咸林中学高中部学习，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分管咸中地下党组织的公开工作，亲身参加了事件的全过程。现将情况回忆记述如下：
1940年底，陕西省政府为了粉饰太平，转移视线，指示各类学校在1941年元旦时，要大张旗鼓地“庆祝所谓胜利年”，并要求密切注意“异党分子”的破坏活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咸中东门 自百年咸林
学校据此通知以班为单位筹备庆祝游行事宜。党组织分析形势，决定回避参加；情况不允许时也可以勉强应付。我就是在王乾亨（同班同学、三青团骨干分子）纠缠下参加了高三二级的社火活动。我和民先队员徐克强同志商量，要他和李增华（民先队员）、张蕴田（三青团队员）三个人扮装“血债要用血来还”的血故事。内容是“日本兵奸污少女，老太婆举起杀敌刀”。其他班级也有我们的个别同志和进步同学参加社火活动。
咸林中学当时在校学生一千多人，1941年元旦游行时队伍很长。当前面队伍已到西关时，后面的队伍还在操场待命出发。我因参加高年级的血故事车，被排在前面。这对我了解“卅元惨案”的全过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游行队伍返校时走到老西门东边（现在的新华书店东），许多伤兵一瘸一拐的在游行队伍前边捣乱，恶言秽语，丑态百出。学生纠察队多次劝阻毫无结果，反而越闹越凶，当时带队的训育主任刘三群老师亲自上前劝阻，不料遭到他们无理殴打。这时在场的同学怒不可遏，除了很快把刘老师抬到血故事车上，护送回校外，其他学生迅速追赶打人凶手。谁料，刚走到廿六兵站医院门外即遭到兵站王志超等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重伤四人。张在田、张钧、时毓琪死在兵站门前，时万杰跑到西城墙警报门内（现在咸中大门南边）停止呼吸，肠子流出肚子外，我们几个把肠子往进送了几次终归无效。
当时的咸中，喊声、哭声、叫骂声乱成一片。教务主任白伯旅老师闻讯赶到现场，以自己的胸口对准兵站持枪人员，才制止住打人凶手的兽性行为。以后听在场的同学讲，当白老师抓住打人凶手的枪杆时，他们质问：“你是干什么的？”白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干教务主任的，要打就向我开枪，不要向手无寸铁的同学开枪。”白老师一身正气压住敌人的邪威，制止了流血事件的扩大。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和晚上，整个学校像天塌下来一样。学生教职工及家长和周围群众来往如梭，校园哭声震耳，大门口节日点缀的五彩花朵，已改为散射寒光的白色小花。
早期的咸中校园 自咸中校志
学校领导束手无策，校长宋尼宣老师见人就哭，训育主任刘三群老师卧床不起，只有教务主任白伯旅老师忙得团团转。其他老师无从着手。整个学校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就在这天愁云淡，人们六神无主的时刻，地下党组织连夜晚开会，动员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进步师生迅速投入战斗，并发起成立“卅元惨案后援委员会”，起草宣言，揭露事实真相，争取社会支持；确定人员，提出条件，与有关方面谈判；接待安慰死难同学家属，领导群众积极进行斗争。
我们的宣言是战斗的武器，是控诉敌人的呼声，迅速引起各地强烈的反应。
在重庆上大学的几个共产党员，以马振民、关汝贞等同志为核心的“重庆咸中校友会”行动最快，他们印发声援母校的宣言，以更加富有战斗性的内容散发各地。一时，声援电、慰问信像狂飙卷雪片接踵而至，连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教育部也不例外。记得于右任老人，还以个人名义向学校发了慰问电。当时学校过厅走廊雪白一片。张志德同志还认真登记摘抄，准备汇编成册，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后因形势恶化，时过境迁，可能早已不存在了。
一天晚上，学校“后援会”突然接到县政府来人通知，说第八行政区专员熊政平要和学生代表见面。党组织指示我和几个同学前往，原来他要和我们一块去查看出事现场。他们带着警卫人员，打上灯笼，到廿六兵站医院沿途去看。除了张在田一个人的尸体躺在医院门口偏东南路边外，其他人的尸体均已转移。张在田化妆的白眼圈色彩还未退。接着又到县政府和我们交谈。我们首先陈述了事件经过，并提出处理意见。老奸巨猾的熊政平无视我们几个年轻学生娃，开始假惺惺地表示同情安慰，突然节外生枝提出两个问题：（一）你们的宣言写得不错，但把“卅元惨案”和“三一八惨案”视为同类是非常错误的，前者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学生的误会，后者是反动军阀对革命学生的残酷迫害，怎么能互相类比？（二）政府一再号召同学们提高警惕，防止异党分子破坏，很难说这次事件没有坏人插手。
我们对付敌人虽有精神准备，但没有想到他竟如此蛮横无理。我们非常气愤，当场予以反驳，要他不要讲抽象理论，要看看血的事实。并要求他第二天到学校向学校师生及死难家属讲明看法及处理意见。他不敢答应我们的要求，谈判直至深夜也没有结果，我们方才回校。通过这次谈判，既使我们看到敌人的色厉内荏，又看到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果然不出所料，随着熊政平的到来，校内一些反动家伙也开始蠢动起来，说什么“刘冒头（诬蔑刘三群老师）醉酒领队是起事的根子”，“庆祝胜利年游行不与军事教官商量，咎由自取”，“代表学校起草的宣言有很大的煽动性，看后援会内都是些什么人”。这些反动家伙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但血的事实，群众的义愤，社会的声援，党组织的领导，形成了巨大的正义力量，他们几经干扰，始终改变不了斗争的局面。
为了加速斗争进程，摆脱敌人拖延、软化和欺骗的阴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们又成立了赴省请愿团。具体人数、姓名已记不清楚，现在能记起的有周至的贾德涵，长安的杜缠桂，他们工作很积极，特别是贾德涵更为突出。
到西安以后，我们住在省卫生处（北院门路东，这是当时省上最高卫生行政领导机关，负责人是咸中创始人杨松轩先生的胞弟杨鹤庆先生），多方联系与咸中有关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如潘源泉、薛道五、李子舟等先生，当时得到他们的教益匪浅。另外，散发宣言，揭露事实真相，争取同情支持，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我们还把宣言送到八路军办事处、通济坊我党出售书刊的地方。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到省府请愿，要求省政府蒋鼎文主席接见代表。但这家伙始终推托不接见代表，经过前后几次周旋，才勉强派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出场，并向我们说他负责转达同学们的意见，相信政府会作妥善处理。至此请愿告一段落，当时我们心情真不好受，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侯门深似海，官大压死人”的感慨。但请愿活动事后证明，对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起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几经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取得胜利，条件是：
①枪决凶手王志超；
②抚恤死难同学家属；
③在学校召开追悼大会，各有关方面派员参加。
为了开好追悼大会，在学校和党组织领导下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开会前，学校让我去做死者张在田的祖父张志杰先生的工作。张先生中年丧子，唯一的继承人只有张在田了。因我和在田是小学同学，便于工作。张志杰老汉表现很刚强，他尽量控制住自己悲痛的感情，赞扬“后援会”的工作做得好。他当场提出把给他的抚恤金捐给学校使用。
开会那天，我代表全校同学向死难同学致悼词。由于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估计到党组织当时的处境和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因此用词和语调都比较温和。
教务主任白伯旅老师代表学校讲话，他带着沉痛而义愤的心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大会？我看有两个意思：一是追悼无辜死难的同学；二是向当代无能的执政者事前开个追悼会……”他态度严肃，言词激昂，如连发重炮打得在场的官员们个个垂头丧气，象坐在被告席上的罪犯，无所适从。真是大快人心。
这个追悼大会开得很成功，是控诉敌人罪行的大会，是公审杀人凶手的大会，是伸张正义为死难同学报仇伸冤的大会，也是抗日战争以来咸林中学地下党组织领导民先队及进步师生对敌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大会。
校长宋尼宣老师对大会非常关心。晚间把我叫去谈会议情况。他高度赞扬同学们在这次事件中的斗争精神和成果，但对我的悼词认为“不解恨”。他说：“我满以为同学们讲话会放几炮，不料让白老师放了。元旦以来我压抑的心情今天才平下来”。他当时还写了一幅对联贴在过厅大门口，原文是：“培植匪易一番苦心付流水，元憝伏法三字冤狱终昭雪”。宋校长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但党组织的处境和以后可能出现的险情他老人家可能想得不多吧。
原文来源：《华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原文作者：凌志耕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