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沙涨村在1980年以前一直没有电话。但自笔者记事起，薛史大队部一直有个小型的插孔式电话交换机，有一部摇把式旧式电话。因此，当年故乡的人把拨出电话称作“摇电话”。虽然大队部有电话，并很可能乡亲们在辛庄公社范围内可以免费通话，但除了大队干部，一般乡亲们几乎没有人用电话与亲友联系过，有事即步行前往亲友家面谈。
从笔者记事起，我们村就有有线广播，一个喇叭装在一个精致的木匣里，挂在村中央的一个木质电线杆上，声音很小，需要靠近电线杆，仔细听才能听清楚广播的声音。1970年前后，我们村家家通了有线广播，各户均在自家的土墙上，挂了一个喇叭，学名应该是动圈式纸盆扬声器。各户通有线广播后，对当年尚贫穷、缺乏钟表的沙涨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每天早晨、特别是严寒冬天的早晨，有线广播准时准点响起的《东方红》乐曲，起到了召唤孩子们起身上学的作用。
在此顺便说说所谓“三转一响”。三转一响是我国上世纪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名词，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或钟表和收音机等四种家庭物品。当年故乡的姑娘们个个明事理、识大体，如果她们当年顽固坚持家有三转一响的择夫的标准，估计沙涨村的男青年没有一个能娶上媳妇。我们村周围有户人家，为了娶媳妇装门面，东借西贷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平时舍不得骑，放在家里最整洁的屋子里，用一幅“太平洋牌”大床单盖得严严实实，媳妇娶到家后不久又将自行车卖掉了。
直至1980年，故乡沙涨村30余户人家，不包括在城里吃“吃商品粮”人，旧自行车只有2辆，其中1辆脚踏板损坏只剩两根铁棍，缝纫机只有2台，其中1台是陪嫁，大小收音机不会超过3个，马蹄式钟表不超过3只，其中1只是生产队的公产，乡亲没有一个戴手表。关于手表，故乡曾有如下一段半真半假的笑话。
我们村有位笔者的远房叔，1970年前后曾在陕西化肥厂（简称陕化厂）做过几年临时工，他当时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陕化厂工人如果作业期间从高空坠落，同事们为了试探坠落者到底是真昏迷还是假昏迷，往往会故意大声喊：你看看，你看看，这一下（方言音hā）把娃的手表摔日塌了！“日塌”为陕西方言，意思即“损坏”。也就是说，手表当年在收入比农民不知高多少倍的陕化厂工人心目中，也有特别重的分量。
另外，故乡当年的初中、高中教学，也特别重视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物理学课程中设有农村急需的“三机一泵”，即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的有关知识。笔者在故乡的小涨初中读书期间，便知道了柴油机的四个冲程，即所谓“吸压爆排”。在咸林中学读高中期间，知道了电动机有二极、三极、四极甚至八极，极数越多转速越低。但是，不记得在中学阶段学习过拖拉机和水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992年版《华州志•大事记》载：“1980年，华县塬区和沿渭河各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4年，改人民公社为乡（镇）建制，全县有11个乡，8个镇。”按此记载，本文涉及的机械和电气化所对应的时间段，与故乡人民公社化的时间存在着对应关系。笔者认为，在人民公社化期间，故乡和全国一样，曾为我国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但也在此期间开始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的生产力因此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据说，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均是研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专家。笔者认为，故乡实行过的人民公社制度，对故乡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利用畜力和人力作业的木犁、木耧、石磨、石碾、辘轳、纺车、织布机、油坊机械，等等，属古老的传统机械，本文未涉及它们。
（2024年10月17日起笔于威海，10月21日成文）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