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佛教，似乎有必要将佛教之前的印度宗教思想做一说明。建立印度文明的是雅利安（Ārya）人，他们越过兴都库什山（Hindūkush）之险阻进入印度，大约是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但在此之前已有原住民居住于印度，即所谓的文荼（Muṇḍa）人、达罗毗荼（Draviḍa）人等。特别是达罗毗荼人，人口多，又拥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所以即使为雅利安人所征服，成为奴隶阶级而吸收到雅利安人的社会系统中，也对印度文化的形成给予有形无形的影响；尤其可看见宗教思想的女神、蛇神或树木崇拜等，对后世印度教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达罗毗荼人与雅利安人混血而成为印度人，然而现在的印度半岛南部仍有纯种的达罗毗荼人，且使用达罗毗荼系的语言。不过在雅利安人入侵以前，则有其他民族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建构了印度文明（Indus civilization），这大约是在西元前2000年前后1000年间。这个文明活动的地方，以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Harappā）及牟桓鸠达罗（Mohenjo-daro）两都市较有名；然而根据其后挖掘研究，知道这文明是分布在更广阔的地域。由出土文物可知这民族拥有青铜器文明，且建构了井然有序的都市。出土文物的宗教相关物品中，有不少与后世的印度教关系颇深，然而这文明在广大的地区持续了1000年，之后突然完全消失，因此并不清楚这个民族和其后印度文化的发展究竟如何结合。
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在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Panjāb）地方定居下来，成立了以黎俱吠陀（Ṛg-veda）为中心的宗教（约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主要是以天空、雨、风、雷及其他自然界力量为神而崇拜的多神教。之后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起，雅利安人更向东推进，占据了阎牟那河（Yamunā）与恒河（Gaṅgā）之间的肥沃土地。
这地方因土地肥沃而物产丰富，也无外来侵略的敌人，所以在长久的和平中发展了丰富的文化；后世成为印度文化特征的种种制度，大致是在这个时代（约西元前1000～500年）确立下来的。紧接着黎俱吠陀，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成立了沙摩吠陀（Sā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三吠陀，继而完成了阐述祭祀方法的《梵书》（Brāhmaṇa，西元前800年左右），及哲学思索成果的《奥义书》（Upaniṣad，西元前500年左右）。
这时代的雅利安人分部族而生活，以农耕、畜牧为主，但工商业也日渐发达，可是大都市尚未成立。随着职业分化的进展，也确立了四姓（varṇa）之差别；即主持祭神的祭礼之婆罗门阶级（Brāhmaṇa），统率军队而从事政治的王族阶级（Kṣatriya，刹帝利），在其下从事农耕、畜牧、商业、手工业等的庶民阶级（Vaiśya，毗舍），及被赋予侍奉上三阶级义务的奴隶阶级（Śūdra，首陀罗），这成为后来多歧分化的种姓制度（caste）的根源。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不能结婚及一起饮食。
随着雅利安人的发展，引起了部族间的对立及统合；小部族逐渐统合，而发展到推戴拥有独裁权国王（rājan）的王国。部族的战争中，以当时最强的部族婆罗多族（Bhārata）与普鲁族（Pūru）之间的战争最有名；其最终结局成为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而流传后世。当时的国王以毗提诃国（Vediha）的旃那迦王（Janaka）最有名；毗提诃位于远离婆罗门教的「中国」（阎牟那河与恒河之间的国土）之东方，亦即雅利安人已由「中国」向东方发展，扩展到了恒河的中游地带。随着国土的扩大，王族的势力也强盛起来，而与原住民的接触融合更加深一层，产生了与西方婆罗门中心的文化相异的王族中心的思想文化。佛教的开创者乔达摩，正是出现在这个时代。
佛教的创始者乔达摩（Gotama）出生于西元前500年左右，这时代的中印度正处于社会、思想的转换期。佛陀出生于这个社会的变革期，可说是佛教在全印度能顺利发展的一个理由。北印度虽信奉吠陀的宗教，尊重婆罗门的权威，但在中印度新开发的地区，婆罗门的权威则尚未确立；这地区武士阶级的势力还很强盛，婆罗门则甘于处其下位。
雅利安人自北印度向中印度发展的过程中，小部族逐渐统合起来，王国也跟着变化。当时中印度有「十六大国」，这些又再统合成更少的王国，特别是占有中印度西北方的憍萨罗国（Kosala，以舍卫城〔Śrāvastī〕为首都），及占据恒河中部之南方的摩竭陀国（Magadha，以王舍城〔Rājagṛha 为首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摩竭陀国，虽是当时的新兴国家，但最后统一全印度，开创了印度最早的王朝；其中以农产品为主的丰富财力，或许是摩竭陀国强大的有力因素。总之从这时起，具严密意义的国王出现了，而国王的权威也受到重视。
恒河流域酷热多雨，物产丰富，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农民及地主。随着物资的丰富，工商业及手工业跟着繁盛，都市也发展了起来，而商人及手工业者们组织了商队或团体，商人之首的长者商主阶级（śreṣṭhin、seṭṭhi）也出现了。当时的政治及经济关系在变化，古老的阶级制度则日渐在崩坏中。
接着婆罗门阶级的权威不再受重视，意味着吠陀的自然崇拜宗教已失去了力量；经历《奥义书》梵我一如的哲学，当时的知识份子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于以自然现象为神而崇拜的朴素宗教了。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的宗教相接触而受其影响，也成为促成新宗教思想抬头的理由，且当时中印度食物丰富，因此能养活大量的游行者（paribbājaka）、出家者，所以有志于宗教的人便出家成为游行者，依在家者的布施生活，而醉心于真理的探求。
在食粮丰富、生活安定且缺乏娱乐的古代，青春洋溢的年轻人的生活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不安与倦怠，因而出现了逃避现实而追求彼岸真理的风潮，产生良家子弟竞相出家的现象。
当时有二种宗教家，即婆罗门与沙门（śramaṇa、samaṇa）。传统的宗教徒称为婆罗门，他们信奉吠陀的宗教，执行祭典，同时潜心于梵我一如的哲学，想由此获得不死的真理。他们在年少时代入师门成为弟子，接着进入学生期学习吠陀，继而学成返家，结婚而尽家长的义务，进入家住期。年纪大了以后，再将监护家庭的责任让给儿子，退隐森林，过林住期的生活。最后也舍去森林的住处，进入不住一处的游行期，在行方不定的旅行中终结一生。
相对于婆罗门修行者，这时代出现了全新形式的宗教修行者，即所谓的沙门，意思是「努力的人」，是在古奥义书中未曾出现的新宗教族群。他们舍家而行乞食生活，直接进入游行期，而且在青年时代起就严守禁欲的生活，进入森林从事瑜伽（yoga）修行，或委身于严厉的苦行，想由此体会人生的真理，获得不死。
根据佛教的经典，当时的沙门有六师外道，即有6位有名的宗教家，每一位都统率了弟子群，而被尊为教团之主（gaṇin）。这6位宗教家如下：
不兰迦叶（Pūraṇa Kassapa）
末伽梨瞿舍梨（Makkhili Gosāla）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in）
婆浮陀伽旃那（Pakudha Kaccāyana）
散若夷毗罗梨沸（Sañjaya Belaṭṭhiputta）
尼干子（Nigaṇṭha Nātaputta）
这些人最重视的问题，是善恶的行为（业）是否带来结果（果报）。首先，不兰迦叶主张道德的否定论，认为杀人、偷盗等并非造恶，即善恶的行为并不带来道德的结果。第二，末伽梨瞿舍梨倡导偶然论、宿命论，既无升天亦无堕落，没有因也没有缘；他的教团被称作Ājīvika（或Ājīvaka），佛教的经典里译作「邪命外道」，但本来是「遵守严格的生活法的人」之意，即苦行主义者。在阿育王碑文或《实利论》（Arthaśāstra）中也提到这个教团，到后世也还与佛教及耆那教并列为有力的教团之一。
第三，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主张唯物论，说只有地、水、火、风四元素是实在的，而且倡导道德行为之无力。这种唯物论的传统此后也流传于印度，称作Lokāyata，佛典中译作「顺世外道」，在后世也称之为唯物论者（Cārvāka）。
第四，婆浮陀伽旃那，在地、水、火、风四元素之外，加上苦、乐、生命三者，主张七要素的实在说。七要素是不变的，所以即使杀人，刀也只是从这七要素的缝隙间通过而已，杀人并不成立。婆浮陀伽旃那认定只有这些要素才实在的想法，发展于后世的胜论学派（Vaiśeṣika）。
第五，散若夷毗罗梨沸，对质问并不作确切的回答，而作令人捉摸不定的答辩。其根本原因是对知识存有怀疑及不可知论，也有对逻辑学的反省；后来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的舍利弗（Sāriputta）及大目犍连（Mahāmoggallāna），即是散若夷毗罗梨沸的弟子。
第六，尼干子，是耆那教（Jaina）的创始者大勇（或译「大雄」）（Mahāvīra）。尼乾陀（Nigaṇṭha）是「离系」（远离束缚）之意，即以远离身心的束缚为目的，而修苦行之人，其教团称为尼乾陀派。大雄进入这个教团修苦行，「开悟」而得到「耆那」（Gina，胜者，即克服迷惑的人）的自觉，因此在他之后，这个教团便称作「耆那教」。耆那教前身的尼乾陀派的历史似乎很长，在这一派的二十四祖中，胁尊者（Pārśva、Pāsa，即「胁」之意）被认定是实际上存在的历史人物。
耆那教与佛教同为强势的教团，教理的用语也有许多和佛教共通。耆那教以克服身体的束缚，即肉体的欲望和本能，而得到心灵的自由为目的，因此修苦行，使身体的力量减弱。在此之上更实践以五大誓为中心的严格戒律，特别是空衣派，严格禁止杀生，强调无所有（舍去所有的一切），因此连衣服也舍弃，以裸形来修道。这一派的教理或知识都相当出色，纂集成经典流传到现在；这一派的经典是以半摩竭陀语（Ardha-māgadhī）书写的。
当时得以有如此大量的沙门辈出，正处于时代的思想变革期虽然是重要因素，但不可忽略的是，当时中印度也同时拥有能养活大量出家者的经济能力。中印度位于恒河的中游，是雅利安人确立农耕定居生活的时代，当时中印度的稻米耕作技术进步，粮食丰富，因为是热带，所以食物很快就会腐败，因此煮好的食物如果有剩，一般都是丢掉，也使得依乞食生活而修行的沙门大量出现。
从以上六师的主张，可见当时的大问题是，道德的行为是否导致结果（果报）。这是业（karman）的果报问题，如果有业的束缚，为了得到心灵的自由（解脱），如何断除业便成为问题。这又与轮回的问题相关联；轮回转世的思想在吠陀里尚未出现，它是在《奥义书》里逐渐成熟的世界观，但是轮回（saṃsāra）一语在古奥义书中也还没出现，而在佛陀以后的奥义书里才被频繁使用；亦即在佛陀的时代，这「反覆生死」的轮回观才固定下来。
但若承认轮回，当然得考虑到轮回的主体。业的思想在佛陀之前即已存在，但尚未承认业的果报法则；佛教将这个含混笼统的业观以佛教独有的方法组织成「业的因果律」。耆那教虽然也承认业的果报，但他们倾向将行为的结果当作惩罚（daṇḍa）。
关于作为轮回的自我（ātman、attan；命我〔jīva〕），与作为生存地方的世界（loka），当时有所谓的6两种见解，在佛教的《梵网经》里称为「六十二见」而流传下来。人的心是经常变化的，如果承认在内心深处长住的自我，便出现各种如何掌握自我的意见。耆那教的文献中说有363家的主张，而将他们归为四类，即作用论者（业论者）、无作用论者、无知论者（怀疑家）、持律论者（道德家）。另在佛典中，将当时的世界观整理为三种；即是把一切看作是依神意而动的自在神化作说（Issaranimmāna-vāda，尊佑造说），一切皆是依过去业而被决定的宿命论（Pubbekatahetu，宿作因说），与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论（Ahetu、Apaccaya，无因无缘论）。
佛陀诃斥这三种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及努力成果的见解；佛陀所说的缘起的立场，是超越这三种立场的。
总括以上各种见解，可以分成两种；即自我与世界皆从唯一的大梵流出，转变而成正统婆罗门的转变说（Pariṇāma-vāda）之观点，及不承认此唯一的绝对者，而认为每个要素皆常住，它们聚集时人或世界就成立的积集说（Ārambha-vāda）；这两种想法的基础是在这时代形成的。
修行的方法上，也可归类为两种；即修习禅定，静心以实践解脱的修定主义，与依苦行而断除束缚心灵的烦恼力以解脱之苦行主义。总之，在佛陀出现的时代，是传统的吠陀宗教已失去光辉，但取而代之的新宗教权威尚未确立，许多思想家欲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真理而摸索着的时代。
作者:平川彰
推荐阅读
我们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