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在佛教传播史中占据独特但常被忽视的位置。相比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这些上座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中南半岛国家，海洋东南亚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信仰从未成为主流。然而，这一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群体多年来不断适应当地社会和文化环境，并在当代探索与年轻一代建立联系的创新传播方式。
学术界对海洋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少数群体的关注较为有限，但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步兴起。这些少数群体的存在不仅反映了佛教在移民、跨文化交融中的动态适应性，也为探讨移民如何建构和调适宗教身份提供了宝贵视角。通过适应多元文化背景，这些群体展示了宗教传承、文化保护与创新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
与上座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相比，在海洋东南亚，佛教通常是少数宗教（新加坡除外）。该地区的佛教徒大多信奉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海洋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徒主要是非土著的少数群体，包括当地华人社区，以及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移民群体。他们通过建立宗教机构、举行仪式活动、使用本地化及非经典的宗教文本，发展出新的宗教实践形式。这些努力旨在维系移民身份，确保宗教信仰的延续，并吸引年轻一代的信徒。
早期，当上座部佛教徒从南亚和中南半岛迁移到马来群岛时，他们将宗教信仰和仪式实践一同带到了新的居住地。这些早期的锡兰移民社区必须根据当地可用资源调整宗教活动，同时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这种互动塑造了佛教在该地区的发展。斯里兰卡佛教寺庙作为文化中心，不仅提供精神支持，还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活动功能。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与中国大乘佛教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宗教实践的流动性，也反映了移民社区应对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
类似地，泰国佛教徒在殖民时期迁徙至海洋东南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佛教在新加坡的扩展得益于泰国与新加坡佛教机构和社区之间紧密的宗教联系，以及新加坡华人佛教徒对泰国僧侣所进行的法术仪式与佛牌的需求。这一现象表明，跨国宗教网络与本地化的精神传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塑造新加坡华人和泰国移民群体的宗教身份。在新加坡，宗教仪式与宗教物品比经典教义或文本在普及泰国上座部佛教方面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相比之下，泰国佛教徒早在19世纪就已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扎根。吉兰丹在1909年割让给英属马来亚之前，一直处于暹罗（泰国）的统治之下。吉兰丹泰国佛教徒对仪式实践的重视远超对教义知识的关注，挑战了传统的佛教领导权观念，展现了一种深植于本土文化的宗教权威形式。这种实践表明，佛教的身体性与表现性维度能够成为促进社区凝聚力、构建少数群体身份的强大工具。
上座部佛教少数群体为研究移民群体如何建构和调适宗教身份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缅甸移民一般被认为在19世纪通过殖民贸易网络将上座部佛教传入该地区。例如，新加坡曾有缅甸佛教社区的记载。类似地，马来西亚槟城的达摩嘎拉缅甸寺（Dhammikarama Burmese Temple）也在此时期由缅甸移民建立。缅甸佛教寺院在印度尼西亚的兴建则是更近期的现象。例如，2000年代初，印尼僧侣坎提达罗法师（Bhikkhu Khantidharo）发起倡议，在东爪哇巴图市的一座佛教精舍中建造缅甸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的复制品。这些例子展现了缅甸佛教在海洋东南亚的跨国特性。
尽管印尼土生华人僧侣吉纳拉克希塔法师（Ashin Jinarakkhita，1923–2002）并非第一位在印尼弘扬上座部佛教的僧人，但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致力于推广上座部佛教的印尼籍僧侣。他自认为自己既非大乘僧侣，也非上座部僧侣，而是两者的结合体，这种身份在僧侣中极为罕见。他旨在推动佛教的“印尼化”，以确保其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印尼得以存续。他创立了“佛陀乘”（Buddhayāna）运动，提倡一种适合印尼多元文化与语言的本土“印尼佛教”（Agama Buddha Indonesia）。
在印尼“新秩序”时期（Orde Baru，1966–1998），吉纳拉克希塔法师迅速调整策略以确保佛教的延续。他提出“Sang Hyang Adi-Buddha“的概念，将其作为佛教版的“至上神”，以符合印尼“五项原则”（Pancasila）中“信仰唯一真神”的宗教要求。尽管这一非经典的“至上神”概念被苏哈托政府接受，使佛教得以维持国家承认宗教的地位，但也引发了上座部僧团的批评，导致印尼僧伽内部的分裂。这种张力揭示了少数宗教群体在主导性政治与宗教框架中生存的内在挑战。这一过程中的佛教身份重构，体现了宗教适应的动态性与情境性，同时也揭示了印尼佛教社区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在现代佛教实践中权威与正统性之间的广泛争议。
近年来，印尼当代佛教乐队的兴起，标志着佛教实践与传播的新变化。这种变化突破了传统的仪式与教义限制，转而通过流行文化作为宗教表达的媒介。例如，“True Direction“率先以现代音乐风格传递佛教价值；“Sadhu United”模仿基督教礼拜乐队模式，调整佛教实践以吸引年轻信徒；而“Buddhist Worship“通过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展示了音乐与科技在吸引技术精通的一代方面的潜力。这不仅体现了上座部佛教应对文化变迁的灵活性，也表明年轻佛教徒对宗教身份的重新定义。
上座部佛教在印尼及其他海洋东南亚国家的活跃存在，彰显了佛教徒如何适应并调整至当地条件，其发展已超越了中南半岛上座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格局。
作者:谢明达
谢明达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福海佛学研究学者及副教授。他同时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佛学研究小组的创始主席，并担任 GL Louis 宗教多元研究集群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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