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佛教的女性

正在湖边打坐的比丘尼。‍

佛教在其历史的进程中，缓慢地向东扩展，从印度到中国、缅甸、泰国、越南、韩国、日本。最近，佛教又开始跨越大洋传入美国。每一次的扩展，佛教的表现形式都会根据当地的文化发生变化。佛教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并没有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发展成一种适合西方文化的明确形式。传统佛教的许多方面需要做些微调，才能在西方社会的复杂结构中被接受。在现代西方佛教徒看来，最具挑战性的传统佛教领域之一就是性别问题。在大多数亚洲佛教传统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被赋予较低的地位。西方佛教徒则因为社会意识的背景，他们普遍认为男女平等，应该在各项事务中享有平等的机会。这种东西方佛教徒之间的意见分歧，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关系。

作为一名女性西方佛教徒，我自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对男性修行佛法可能影响不大，但对我自己修行佛法却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我决定借这个机会，通过这篇文章来探讨上座部佛教中女性的角色。上座部佛教是所有传入美国的佛教宗派中最古老、最传统的。为了了解当前的情况，必须先了解其历史背景。因此，我将从探讨佛陀时代女性在佛教中的角色开始，并追溯女性在上座部佛教中的历史角色，一直到现在。

那么，在佛陀时代，女性的地位如何呢？佛陀生活在公元前约500年，位于古印度的北部。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女性似乎处于极为从属的地位。她们一生都在服务他人。一个典型的女性，为出嫁前为父母服务并听从父母，出嫁后为丈夫及丈夫的父母服务，而老年则为已成年的子女服务。女性通常由父母为她们选择丈夫，偶尔也会提供几个求婚者供女性选择。文献中也提到过偶尔有女性未经父母同意私奔。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女性都只能按照父亲的意愿嫁人。

一旦结婚，女性应当听从丈夫及夫家的安排。妻子做饭、打扫卫生、生育孩子、照顾家庭。女性只能在男人吃完之后才能吃饭。如果丈夫对妻子不满，便可以打她或将她赶出家门。离婚可以由丈夫发起，而妻子则没有这个权利。妻子应为丈夫生育子女。如果没有孩子，丈夫常常会另娶妻子。已婚女性若有外遇，则会被处死，而丈夫则不受惩罚。也有丈夫将妻子赠与他人作为“礼物”的情况。女性的地位几乎低到仅仅是财产的程度。

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是女官（即官妓）或妓女——这些女性往往别无选择。还有许多女性是最底层的仆人或奴隶。她们必须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每天辛苦工作。没有主人允许，她们不能结婚。奴隶女性无法拒绝主人的性需求。如果主人愿意，她们可能会被打死。文献中也有记录奴隶女性被主人经常和无情地殴打，以至于自杀。

无论身处何种角色，女性的权力远远不及男性。正如Janice Willis所说：“她们最多只能算是帮手，最坏的情况下是负担，但无论如何，她们始终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女性很少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她们被男性告知该做什么，并一生为他人服务。

这便是佛陀成长和教化的社会背景。在这种文化中，佛陀作出了当时极为激进的声明，阐述了女性的潜力。当阿难尊者（佛陀最亲近的弟子）询问佛陀时，佛陀曾说道，女性也有成为阿罗汉的能力。如果女性遵循出家的道路，她们可以像男性一样完全开悟。佛陀在经文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并以战车的比喻来说明佛教之道：

“‘正道’是道路的名称，‘无畏’是你所要到达的地方。你的战车名为‘无声行进’，配有‘正道之轮’。良知是其扶手，警觉是帷幕，佛法是其驾驶员，我所言的是，正见引导的道路。无论男女，这辆车将引领他们前往涅槃。”

因此，我们发现佛陀教导说，女性不仅可以达到与男性相同的开悟水平，而且女性也遵循相同的道路到达那里。佛陀并没有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异。然而，在这些声明中，他似乎认为男女之间的任何差异在追求解脱中不重要。

佛陀践行了他对男女平等的信念。他建立了比丘（僧）和比丘尼（女僧）两个僧团。两个僧团的修行方式相同，大多数戒律也几乎是相同的。佛陀也教导男女信众，他愿意教导任何愿意学习的人。佛陀相信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阿罗汉，这一信念得到了他的女弟子们的验证。

然而，在《巴利经典》中所描绘的佛陀形象，并未总是验证女性修行的努力。在一段常被引用的经文中，佛陀的继母大爱道长老请求出家。然而遭到了佛陀的再三拒绝，于是，她剃掉头发穿上袈裟，带领了一群释迦族的女子从迦毗罗卫国出发，走了一百五十多由旬的路来到维萨利，途中她们吃尽苦头，双脚磨破了，身上盖满灰尘，她们站在寺院外的走廊等候佛陀的召见，阿难尊者被她们的决心和真诚所感动，并为她们向佛陀求情。佛陀最终同意为这些女性授戒，并为出家的女性特制了八条规定，称为“八不可违法”，是为比丘尼种种戒律的开始。但是该戒律也使比丘尼的地位明显低于比丘。他还警告说，在佛陀入灭后，正法本可以持续一千年，但由于女性出家，只能持续五百年。

为什么佛陀在面对为女性开辟一条通往解脱的道路时，表现的如此犹豫和悲观呢？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这一事件从未真正发生，而是后来为了合理化比丘尼地位的变化所虚构的，以使佛教制度更符合社会上可接受的规范。换句话说，佛陀认为男女平等，他设立了比丘和比丘尼两个平等的戒律，而在佛陀去世后，社会无法接受女性与男性平等，因而必须采取措施降低比丘尼的地位，这段故事便成为了合理化变化的解释。这种对佛陀犹豫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经文直到佛陀入灭四百年后才开始书写，这为小的变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然而，也有一些这些现代学者认为，佛陀对女性的教导的故事，准确地反映了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些学者认为，佛陀本人显然意识到社会在接受独立比丘尼团体时可能面临的挑战。为了缓解社会对比丘尼的反对，佛陀制定了关于比丘尼从属于比丘的规则，特别是这些规则要求比丘尼表现出顺从的姿态，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削弱她们的修行的能力和走向解脱的潜力。佛陀或许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内，这种安排是帮助女性继续追求解脱道路的最佳方式。

这些学者还解释了佛陀关于其教义持续时间的声明，认为佛陀的意思是，相较于让教义延续一千年，不如在五百年内让更多的人（无论男女）从中获益。佛陀可能认为，如果他允许女性受戒并参与僧团，教义的传播可能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认为社会并不完全接受给女性如此自由的教义。

所有学者都认同佛陀的教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颖观点，即女性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并且她们能通过与男性基本相同的道路达到解脱。尽管对比丘和比丘尼之间的社会平等设有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对僧团的接受。

无论如何，佛陀为女性打开了进入出家生活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女性纷纷选择加入比丘尼的行列。女性加入的原因各不相同。许多女性加入是因为佛陀的教义对她们有深刻的意义，并激发了她们对解脱的渴望。另一些女性，尽管这一初衷对她们同样成立，也有其他动机。例如，有的女性因丈夫或其他亲人选择出家而跟随成为比丘尼，其他则是在丧偶或亲人去世后选择了出家。还有一些贫困的女性，选择成为比丘尼，因为僧团能为她们提供一定的保障。对于生活在宫廷中的一些女性来说，厌倦了世俗生活，她们选择了成为比丘尼。也有一些年轻女性，认为出家生活比婚姻更适合自己。

在比丘尼的行列中，女性比在社会其他领域拥有更多的自由与独立。她们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仆人。大多数情况下，比丘尼们可以自己管理社区，做出自己的决定。她们很少需要听从他人的命令，也不必照顾任何人的物质需求。她们特别被禁止做家务。她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为解脱而修行。一旦她们自己得以解脱，常常会去教导其他女性。

许多女性确实通过修行获得了解脱，成为了阿罗汉。巴利经典中记载了许多女性阿罗汉的例子，虽然我们相信还有更多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实例。这些女性通常是能够引领其他女性走向解脱的杰出导师。有些女性的教诲被经典所记录，这些言辞展现了她们对摆脱传统女性角色束缚的喜悦与自信。例如，佛陀的同时代弟子之一——比丘尼索玛。在《相应部•索玛经》就有这样一段话：

魔王波旬说到“圣者所达到的证悟极难成就，女人的智慧仅在二根指头 ，圣者所获得的证悟，并非女人的卑劣智慧所能做到。” 

索玛回应道：“当心已达安住而善入禅定时，对正确观照法而道果智慧现前者，女人之身有何碍？在一切处生起的喜贪已灭尽，愚痴暗蕴已被粉碎。波旬！你应如是知晓。恶者！你已被我所打败。”

显然，索玛深信她的女性身份并不妨碍她的开悟，她自信从容地行动和应对。她的表现完全符合佛陀关于“无我”（anatta）——即人类没有固定、永久本性的教义。所有人类的属性都在不断变化，并非固有的、真实的。如果我们看到某种看似真实的事物，比如“女性”，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超越这种虚幻的观念。

巴利经典中女性声音的最大来源是《长老偈》（Therīgāthā）——这本书记录了早期比丘尼的开悟之歌。尽管《长老偈》可能经过了僧侣的编辑，但它仍为我们提供了对早期比丘尼在获得自由后的喜悦的宝贵视角。例如，一位名叫穆塔的比丘尼写道：

“我已解脱，我已解脱，我摆脱了三种束缚：研钵、杵杖和我的愚昧丈夫。我摆脱了生死轮回，以及一切将我拖回世俗的锁链。”

比丘尼不仅是早期佛教中极为重要的女性群体，俗家女性对佛教早期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皈依佛教的女性并没有选择加入比丘尼的行列，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女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开悟，少数甚至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教这个年轻的宗教运动来说，富有的俗家女性的经济支持尤为重要。这些富有的女性不仅捐赠了豪宅，还为寺院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为僧侣提供了必需的僧袍、钵盂、食物、药物等物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在印度佛教的初期七、八个世纪，佛教得到了许多富有皇后们的赞助，这些女性为寺院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佛教徒的政治地位。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没有这些皇后的帮助佛教是否能够存活，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如果没有她们的支持，是不可能像当时那样蓬勃发展的。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为比丘和比丘尼提供食物的捐赠，都是由俗家女性完成的，因为她们在传统上负责准备和提供食物。因此，僧侣的日常生活必然需要与俗家女性发生互动。然而，由于比丘应该保持独身，这种持续的互动可能会引发较大的问题。俗家女性成为了僧侣欲望的诱惑和目标。为了防止自己的欲望，僧侣们发展出了对女性的厌恶哲学。例如，在《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卷五，III，56）中，僧侣们被警告：

“僧侣们，即便见到行走中的女性，也应保持心志专一，以免心神迷乱。无论女性是站立、坐下、躺卧、笑语、歌唱、睡眠、疾病或死亡，都应避免让她们成为扰乱心志的因素。僧侣们，若有人正确地指出：‘这完全是魔障的罗网’，确实如此，女性亦可能成为魔障的罗网。”

许多僧人出家时所处的境况证实了这一观点。丈夫常常为了出家而抛弃妻子和孩子。由于妇女得不到多少经济支持，社会地位也大大降低，她们常常试图挽回丈夫。尽管这种将女性视为诱惑者的观念有助于僧侣们抵抗诱惑，维持独身的生活，但它也有将僧侣贪欲归咎于女性的负面影响。这种厌女观念也为限制比丘尼自由提供了理论支持。

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制度在佛陀圆寂后的几个世纪经历了什么变化？这个制度在几个世纪内繁荣发展。据称，公元前三世纪，在贾姆布地国（Jambudipa）曾有96,000名比丘尼聚集。这显然是夸大的数字，但这一制度显然曾经非常兴盛。

同一世纪，摩诃因陀（Mahinda）法师和其他一些僧人从印度来到斯里兰卡，将佛教传播给当地人民。他向许多人传教，成功地将他们转化为佛教徒，并在斯里兰卡创建了比丘僧团。当地的阿努拉皇后及其宫女们听闻了摩诃因陀的教义，被他的智慧所打动，她们希望成为比丘尼。然而，摩诃因陀告诉她们，按传统，只有十名比丘才能为一名比丘授戒，而为比丘尼授戒则需要十名比丘和十名比丘尼。于是，摩诃因陀派人向他的姐姐桑迦米塔（Sanghamitta）求助。桑迦米塔是印度的比丘尼，她带着11名比丘尼来到了斯里兰卡，并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开始了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

在斯里兰卡，比丘尼们传播佛教并从事护理工作。到了公元五世纪初，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前往中国，建立了一个尼姑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比丘尼的记载逐渐减少。到了公元三世纪，印度几乎没有关于比丘尼的记载，尽管我们知道，比丘尼制度在印度至少持续到了公元七世纪。同样，关于斯里兰卡比丘尼的记载也不多。

我们确知的是，比丘尼被认定为国王的庇护对象，她们的寺院通常建在大城市的围墙内，以便受到（理论上的）保护。最后一次明确提到比丘尼是在十世纪末。到那时，比丘尼的数量已经不多。她们大多受到王朝政令的控制，主要从事护理和其他社会事务工作。看起来她们已经很难保持最初的精神独立性和追求解脱的自由。

公元十一世纪，斯里兰卡被南印度的乔拉王朝（Colas）征服，乔拉王朝摧毁了所有寺庙，杀害了比丘和比丘尼。直到1070年，乔拉王朝被击败后，新政府努力恢复佛教。政府成功邀请了一些来自缅甸的僧侣，恢复了比丘僧团，但比丘尼的僧团已经不复存在。（此时，佛教几乎在印度消失。）由于需要十名比丘尼来为一名比丘尼授戒，斯里兰卡的比丘尼授戒停止了。从此以后，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制度就不再完全存在。

因此，在过去的千年里，女性上座部佛教徒只能过着俗家生活。她们唯一能从事的主要宗教活动是对比丘的支持。虽然俗家女性的支持对于佛教制度的延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是否有助于女性达到涅槃则值得质疑。

显然，并非所有斯里兰卡女性都甘心于仅仅按照传统的俗家生活方式去追求佛法。到了十九世纪末，斯里兰卡出现了一批放摒弃俗家生活，发誓遵守十戒（最基本的僧侣戒律）的女性。这些女性被称为“十戒女”（Dasa-Sil-Maniyo，DSM）。截至1984年，斯里兰卡约有2500名这样的女性。

这些女性的生活方式与比丘尼非常相似。对大多数人而言，她们看起来像比丘尼。她们剃发，穿着橙黄色的袈裟，和比丘尼的形象几乎一致。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导佛法、打坐、参与佛教仪式。然而，无论是“十戒女”还是斯里兰卡人，都坚称这些女性并非比丘尼，因为她们没有按照传统程序，得到十名比丘和十名比丘尼的正式授戒。

由于无法获得正式受戒，十戒女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传统上，俗家人通过向僧侣供养获得更多的功德，而向俗家人供养所获得的功德较少。因此，俗家人通常没有强烈的宗教动机来支持十戒女。这导致十戒女生活贫困。据最新的报告称：

“其中大多数没有适当的住所，没有生计来源，无法获得制作袈裟的衣物和材料……也没有机会提高她们对佛法的理解。”

斯里兰卡政府正在尝试解决这一不幸的局面，但我不确定这一努力取得了多少成功。

斯里兰卡还有一小部分女性自称是真正的比丘尼。她们和比丘住在同一个僧团内。该僧团的主持指出传统的比丘尼戒律仅仅是一种习俗，旨在鼓励制度稳定，以此来解释这些女性为什么可以自称为比丘尼。他认为，佛陀仅仅教导僧团生活，而并未详细规定戒律，因此，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僧团中的女性要正确理解佛法，并发誓遵守僧团规则。正是这些才使她们成为比丘尼。然而，大多数斯里兰卡人并不接受这一观点。这支现代比丘尼队伍似乎不太可能壮大。因此，斯里兰卡女性面临的两个主要选择是继续过俗家生活，支持比丘，或成为边缘化的十戒女。

那么，西方如何呢？上座部佛教是如何融入西方女性信众的生活中的？美国有一些女性过着类似于十戒女的生活。这些女性穿着像尼姑一样的衣服，接受十戒，但并未正式受戒。她们通常面临与十戒女相似的问题。那些独自生活的比丘尼常常难以自给自足，往往不得不做一些工作来维持生计，才能有地方住，吃得上饭。做工作违反传统的比丘尼戒律，但这些女性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工作。她们常常很难获得佛法指导。

一些比丘尼生活在寺庙或禅修中心。她们通常经济状况较好，有定期的佛法和修行指导。然而，她们不得不定期向比丘低头。西方女性比丘尼必须让比丘先吃饭，必须在佛法课程中坐在后排，无论比丘的修为如何，她们必须向所有比丘鞠躬。西方女性并未在文化中习惯对男性低头，因此这些传统常常引起极大的反感。有些女性如此专注于禅修实践，以至于她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她们所处的性别歧视结构。其他女性则极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性别歧视，并尽力忽视它，以便从实际的修行中获益。这些女性往往将被要求的谦卑视为一种修行，但她们常常无法避免对比丘们无需承受这种谦卑感到不满。尽管佛陀教导男女走同一条道路通向开悟，但女性和男性却走着略有不同的路。

一些女性脱离了传统的僧侣道路。这些女性经过上座部佛教冥想的深入训练后，成为了独立的禅修和佛法导师。她们继续遵守佛教的基本戒律，但不再遵循对女性的传统限制。她们只对那些她们认为比自己更进步的人鞠躬。她们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地方，穿自己喜欢的一些衣服。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结婚。她们教导男女们。她们常常教授传统的上座部冥想方式，但有时也将其与其他佛教宗派的实践相结合，甚至与其他宗教的实践相结合。她们经常用自己的语言讲解佛法，摒弃了传统的解释，更适合美国普通信众的语言。从传统的上座部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可以说是叛逆者，她们与大多数上座部佛教徒差异巨大，不足以被视作完全的上座部佛教徒。

然而，我怀疑，这些女性，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很可能指引了美国佛教实践的未来。她们打破了不同佛教宗派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传统佛教语言和世俗美国语言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俗世生活和僧侣生活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传统的男女角色界限。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打破界限的做法，我认为，与佛陀最初的教义非常契合。尽管传统上座部佛教的做法可能无法在未来的美国佛教中存活，但我有一种感觉，至少最重要的上座部佛教传统部分会得到保留。

作者：Karen Andrew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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