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是理性思考的代表，但为何他们有时也会陷入邪教信仰的陷阱？《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作者莎拉·高曼和杰克·高曼通过丰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揭示了人们在面对复杂信息时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因素。
他们指出，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受到情绪、社会认同和权威的影响，从而偏离理性判断。书中详细分析了魅力领袖如何利用这些心理机制，制造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和敌对感，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和操控。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如何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提高科学素养来抵御这些影响。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人类心理复杂性以及如何在信息纷杂的时代保持理性的人们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读物。
一般来说，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往往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口若悬河、高超的沟通技巧、强烈的“你”“我”意识，以及能引出强烈情绪的高明手腕。
所有领袖都必须制造出一种“我们”的感觉，但与其他类型的领袖相比魅力领袖不仅会创造出一种更强的“他们”的敌对感，还会塑造出一种强烈的“我们”的群体感，这种群体感强大到足以让人们排除其他认同。也就是说，团体的“我们”会变得十分强烈，置身团体中的人会感受到他们对团体的忠诚度远胜于对其他团体的认同感。
魅力领袖的概念是由社会学先驱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的，韦伯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任职于德国，他指出：任何社会都有三种权威：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以及理性合法型权威。根据他的见解，魅力领袖是在正式法律体系之外得到他们的权威，往往被视为“超人”，或是能够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与气质”。此外，魅力领袖本质上都是革命分子，他们常常来自“社会边缘”，对既定社会体系有强烈的冲击。
1960年代，一位学者指出魅力领袖的4个特征：“撩拨重要的文化迷思、拥有被人们视为英雄的非凡功勋、展现‘特异或强大能量’的特质，以及深谙能言善道的技巧。”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大多数人擅长游说的艺术，展现了出色的修辞技巧，并把自己抬举为典范，认为自己正在抗衡另一边的群众。
一直以来，把邪教当成现象来研究并不少见。这些研究通常有一个一致的结论，那就是：邪教成员往往有惊人的教育水平，且看起来是很理性的人。事实上，他们的智力通常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例子显示他们是被从大学校园里招募来的。
人们被灌输想法后进入邪教，可能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软化：人们被锁定，受邀参加会议，并且受到邪教成员的关注。第二阶段是顺从：尽管被招募者仍心存怀疑，但他们开始尝试邪教成员的一些信念和行为。第三阶段是内化：被招募者开始相信邪教成员的想法，并且与团体越来越契合。最后一个阶段是巩固：被招募者开始不惜一切代价效忠邪教。有时我们在新闻上看到邪教成员酿成悲剧，如大规模枪击或自杀，就是出现在这个阶段。
邪教领袖确实是个极端例子，他们有许多人展现出的自恋达到病态的程度。然而，有些邪教领袖的特征在一般宗教领袖身上也很常见，但这些特征和魅力领袖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引人注目的是，邪教领袖倾向于把不是他信徒的人和外人明白指为“敌人”。当然，常规的领袖也许不会用这么直白的方式表示，但他们确实会在团体内部制造出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精心地运用团体心理改变个人需求、偏好和意见。因此，比起正常的宗教领袖，邪教领袖会制造更强的“我们”与“他们”之分别感。
此外，邪教领袖最声名狼藉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人们与社会隔离起来，这种隔离包括空间上把人们移到偏远之处，或是限制他们与亲友联系。虽然并非所有邪教领袖都会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但他们确实常常创造出一种让人们非常认同团体意见的环境，让人们不受外在一切事物的影响，包括理性和其他观点。
绝大多数的魅力领袖实际上都是说服者。比如：曼德拉（Nelson Mandela）利用他的魅力，说服他的追随者摧毁南非的种族隔离；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善用他的吸引力，说服古巴人在一段很长的经济萧条及国外贸易受到制裁的时期，追随并支持他。除了口才极佳且善于操纵情绪之外，说服者往往十分了解团体形成和认同的心理特征，他们同时也深谙个人心理。
心理学家提出说服的两个途径：中央途径以及边缘途径。当人们仔细审视一个信息并被它说服时，这种说服就是通过中央途径完成的。然而，未经审视的信息仍可能具有说服力，这就是边缘途径出现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听者会动用许多线索来判断自己是否要被说服。例如，某个研究显示，对一个特定主题非常了解的人，完全不会被一堆立论不扎实的说法给说服；但如果是对那议题不太了解的人，更多的论证就很容易说服他们。
而相对于正常的领袖，为了火上浇油，魅力领袖几乎从不和人们理性的那一面说话。魅力领袖喜欢诉诸情绪来说服我们，这是他们获致成功的原因之一。任何一个开过公司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就诉诸人的理性脑不会让你获得太大的成功，这样做人们不仅不会喜欢你，你的公司运作起来，也不如你鼓励员工用感情思考并想象愿景来得好。理性论述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有重要地位，但研究指出，当把情绪脑放在优先位置时，公司领袖可以发挥得更好，公司也会比较成功。
魅力领袖主要是和我们偏情绪的那一面说话，如此追随者比较容易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绩效也会更高。比起为效率高但魅力平平的领袖工作的人，邪教教领袖的追随者会有更长的工作时间。有些组织的运作重点在于事务性的执行工作，这类组织比较不需要宗教领袖型的领导风格。但如果成员对领袖的顺从依赖大量的道德判断和较少的物质报酬，那么这种组织就需要魅力领袖来凝聚共识。
如果没有考虑到围绕在这些魅力领袖周围的团体心理状态，我们就不算完整讨论过这些魅力领袖。当人们加入团体后，他们的决策和理性思考能力有什么改变吗？个人如何加入团体？而当他们越来越认同团体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形成一个团体是人类最自然的天性。在当今的世界里，引发人们组成团体的诱因特别丰富，想一想，现在只要点击微信、小红书和许多社交媒体的按钮，就可以轻易加入一个“团体”。这降低了传统上团体形成的障碍，包括地理位置的隔阂以及需要时间投入。
心理学家说，人们把自己归类为团体成员，就足以产生团体行为和心理。人们把自己视为团体成员的第一步，常常被称为“去个人化”。此时，自我开始以团体成员的身份现身。这个过程会让人们把他们的自我形象当成团体的心理表现，而不是个人的心理表现。
加入团体是一种极具适应性的行为，世上许多原本可能让我们觉得复杂难解的现象，都因此变得可以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加入团体后，我们便放下了必须自己深入议题才能提出意见的状态，因为我们认为团体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当有其他意见不同的团体出现时，照理说我们对自己团体的认同会动摇，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当人们遇到和他们看法相左或很不一样的团体时，他们对团体的认同也会矛盾地增强。例如，在一个研究里，两位研究者把人们按性别分组（男生一组，女生一组），或是四人一组（每组两男两女）。比起按照性别的方式分组，四人一组的分法更容易让受试者以性别来定义自己。当女性面对男性时，她们会比只和其他女生在一起时更明确地以女性来定义自己。如此，当宗教领袖试图强调对立立场的存在，甚至试图紧盯住它们不放时，这些领袖就是在有效地刺激团体心理。这样做便能在有不同团体出现的情况下，强化自己团体的认同。
这些非理性或错误认知，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满足社会目的而存在的，它让我们能在社会里行走，并顺从能给予我们保护、压力释放、金钱利益和其他生存优势的团体。我们可以在体育团体的粉丝里找到简单例子说明这一点。
体育团体的成员认为，出于一些超凡的力量，他们的队伍应该赢得冠军。他们会买有队伍商标的运动套衫、T恤和帽子，并坚持他们的队伍是最棒的。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的队伍的确比其他队伍更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有什么超自然力量会在这种事上选边站，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体育团体看成非常不理性的一群。然而，这些团体的作用在于把原本没有共通点的人系在一起，给人们机会把自己和更大且不同的团体牵连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经验让人满足，也的确会帮球队老板带来很多收入。
除了能提供成员实际的好处之外，团体还能给予深刻的心理帮助，尤其是安慰。当然，可以想见，人类的个性可能都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我们是社会性、群居性动物，谁都不想离群索居。当我们觉得害怕、担心和痛苦时，我们本能会寻求他人的安慰。正如萨斯维尔说过：“我们在情绪升高下和其他人讨论许多议题，很少会把重点放在分享真实的信息，而是更多放在安慰、处理压力和仪式性的连结上。”
神经科学家确认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社会联系，其中涉及催产素荷尔蒙，这种荷尔蒙有时被称为“爱的荷尔蒙”；与团体建立联系会刺激人类大脑释放催产素。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拉（Colin Camerer）指出：“（催产素）似乎会限制社会互动里被背叛的恐惧。”根据动物研究，催产素会降低杏仁体活动，借此降低被背叛的恐惧。因此，荷尔蒙也可能让人在置身团体时产生“被爱”的感觉，无论该团体是否用误导的信息来喂养他们。
在面对邪教成员或者教主使用说服技巧时，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可能抗拒他的说服吗？
虽然人们对说服的研究远多过抗拒说服的研究，但心理学家仍发现我们有可能避免被说服。人们可以组织出相反的论点、预先提醒自己即将有说服性的信息出现，以及在听过说服性的信息后与采取行动之前先独自思考，以对抗这些说服性的说法。
就像疫苗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置身在较温和的说服里，以取得对抗说服的能力，然后就能产生出相反的论点。应对技巧可以帮助人们把他们对信息的情绪反应和理性评估区分开来，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信息上，而不是去注意说服者试图强调的部分，并了解说服信息源自哪些连锁事件，或是判断说服者的目的和手法。
人们获得信息的情况、对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的分心程度，全都会影响人们思考反对想法的能力，而这些反对想法可以避免他们被完全说服。当你越疲累、压力越大、越忙碌，你越可能被说服性信息给说服，因为你已经没有力气想出更好的想法了。
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处理说服性信息以及所相信的偏见，有助于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在一项实验中，当受试者已被一个边缘途径说服（例如演讲者的权威），这时若提醒他自己可能有偏见，他便会更小心检视信息，并在解读信息时带着较少偏见。
抗拒说服需要自觉和批判性思考，这不必然是一种直觉或天生就有的能力；但是，学习这种批判性思考对任何人的生涯或人生都有帮助。因此，中学和高中课程可以花更多时间培养这种技术。学校与其花很多时间要孩子死背，不如教孩子思考复杂问题的技巧，学习如何分辨有瑕疵的实验设计或有问题的说法，意识到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些说法，以及自制有效的反面论证并检测这些想法。
多花时间在辩论技巧上，要求孩子就他们直觉上相信的事情彼此辩论，或甚至只是教孩子看出说服背后的措辞和心理学，这些都有助于人们发展出有用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培养批判性思考并且意识到认知陷阱与偏见，不仅能帮我们认出有问题的科学论述，也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决策者、思考家以及更有见识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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