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柯嘉豪教授的《器物的象征：佛教打造的中国物质世界》一书
柯嘉豪教授(John Kieschnick)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系的教授，是世界闻名的汉学家。本书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书中讨论了佛教的传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方式，角度非常新颖且具有启发性。柯嘉豪教授说：「虽然佛教怀疑感官享受和弃绝物质世界的态度总是无处不在，然而如果我们抛下这众多繁奥的教义和义理，转而看一看佛教被实践的方式，就不难发现物质性物品在佛教中的重要性。」
在此书之前，西方学者撰写中国通史时，除了提到佛教在思想、信仰以及仪式等方面的激荡外，很少强调佛教曾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很少留意佛教的流传与物质文化间的关系，因此本书在西方的佛教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而此书对从小就习惯佛教存在的中国读者来说，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引领读者从一个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佛教对我们日常物质文化的影响，促使我们思索宗教物品在信仰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内容出乎意料地生动有趣。再者，「如果不是作者从普通常识中撬开那一丝缝隙，我们或许也就想当然地接受了那些所谓的『常识』，丧失了挖掘物品背后精彩故事的契机。」
以下是正文:
很多中国的佛寺是由饶富资财之人捐献给僧众的宅邸改造而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的佛寺以中式建筑风格为主。因为其中的主要建筑原为民宅，因此也就不可能彻底改建成风格迥异的印度式佛寺。很显然，只有富有之人才有能力把整座宅邸捐赠给僧众，而要维持一座佛寺，常常必须捐赠大片耕地。
再读《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不难发现因触动心怀而做出类似规模捐赠的人士。据这本六世纪的著作记载，有时候太监、各部署高官、不明身分的「异域人士」、将军、贵族、皇帝，甚至在一例中是两名富裕的屠户，都曾舍宅为寺。虽然很多时候作者并没有罗列他们捐献的理由，但凡有记载，十之八九都与功德有关。秦太上君寺为六世纪初宣武灵皇后所建，「为母追福，因以名焉」。还有一些寺院，则是为皇帝和皇子的先考追福而建的。
上文提到有一佛寺为屠户捐建，这个例子说明修寺院的功德除了能为先人追福，也可减轻自己造孽带来的报应。据记载，一位叫刘胡的人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礼部尚书的长随并从事商业屠宰，一日他们听到即将被宰杀的猪以人声乞命，兄弟四人为求「阖家人入道」，舍宅为归觉寺。另外一则轶事说有妇人梁氏，夫死不治丧而嫁。其夫亡灵现身斥责，妇人惶惧并舍宅为寺。
要查考这些轶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能。刘姓屠户是否真的为减轻杀生罪孽而建寺，是否真有梁氏妇人为安抚先夫的魂灵而舍宅为寺，还是这些故事是佛寺传说不断被炮制的产物？一切均不可考。但是，这样的轶事至少让我们看到向寺院馈赠房舍与田地，被视作改变自己命运的有力武器，无论自身或亲眷过去造了多大罪孽，皆可以金钱偿付。
在后来的朝代里，皇帝及皇族人员继续为追福亡人而建造大型寺院。唐太宗为亡母建寺并将功德回向给母亲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据说太宗自称弱年失怙，未能事亲，如今只有「庶凭景福，上资冥佑。」唐朝另一位极为热衷捐建佛寺的皇帝是唐德宗。据说他最初是因为三位宰相的谏言而对佛教发生兴趣，这三位官员同为虔诚的佛教徒，为修庙事宜殚精竭虑。一次德宗问：「佛言报应，果为有无？」三人奏言：
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
从以上两位唐代皇帝生平中截取的例子，很好地凸显出佛教功德观念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层面，即功德观念不只包含可以把功德回向给特定个人，同时也包含了提供广泛的庇护；不仅可以福荫子孙，也可护庇王朝。除了帝王，没有人能捐建占地面积广阔的佛寺―特别是有的佛寺规模浩大，院舍鳞次栉比，可容纳成百上千的僧众。直至宋朝，仍有关于人们「为积冥福」而舍宅建寺的记载。不过，更常见的还是地方精英阶层捐建佛寺的情况，而后所有成员都会因其贡献而获得功德。
修葺或重建破败的寺院也可以积累功德。至少有一位宋代的作者认为维修一座旧寺可以获得非同一般的功德，并在经卷中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依据；但是一般而言，供养人似乎并不认为捐建新寺与维修旧寺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差别。但是，抛开功德不谈，建造一座崭新的寺院总是比修补一座破庙更振奋人心。与大规模重建寺院的做法互为表里，这种价值观形成中国佛寺受忽视―被破坏―又被重建的普遍模式。
在中国，真正的古寺极其罕见，因为佛寺常因意外火灾，偶尔也会由于政府迫害而破坏殆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僧人常常宁愿任由寺院逐渐败落至无可收拾的地步，然后发大愿心去募集款项再从头建起，也不愿平时尽心尽力加以维护和整修。每当重建佛寺或主要的修缮工作竣工，当地官员或文人就会托人重新撰写寺志，详细记述该工程的情况并附上施主之名。其后寺志会被勒于石碑之上，立于寺中供人瞻仰。在地方志、名家文集和碑帖录中，我们能发现成千上万条此类纪录，它们既提供大量与佛寺历史有关的资料，也呈现出当时施主的捐献心态。
虔诚的施主为积福德而捐建佛寺的例子，很容易被大量效仿。随着佛教功德观念深入人心，寺院遍及庞大帝国的每个角落，佛寺志也不时描绘出一幅佛教大获全胜之景。一位宋代作家如此写道：「自佛法入中国，而海内山水之胜率为浮屠氏有之。」他认为向寺院捐献财物的盛行，部分原因在于僧众的信誉，「浮屠氏之徒，其用财也，一发不欺，以为欺则有报也。」而其他人多将佛寺的兴盛归因于功德观念深入广泛的传播，而非僧众的信誉，因为「大则车金辇玉，总是善缘；小则披草抽氊，无非胜果。」
还有人警告，只有慈善才是治愈贪心的良药。 「故当世导师必破人爱欲之萌而起人喜舍之意，使人皆知『情田』、『福田』之说而内自得焉。」凭借建寺，佛教之福田被深耕密种，僧众和施主俱可从中获益。不过，虽然大多数虔诚信徒仍旧继续宣讲功德教义，并不断颂扬乐善好施的人将会坐收福报，但是也有人对这种与物质联系过于密切、并常被教条式运用的教义表示疑虑。
七六七年，唐代一位颇有权势的太监将自己的一处产业捐为寺院，「以资章敬太后冥福」，章太后即代宗皇帝之母。代宗随后也同意拆掉几座宫中的房子以便给新寺提供建材。一位名叫高郢的耿直官员闻讯大怒，立刻上书劝谏：「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元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在另一道奏折中，高郢提及「古之明王」，即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的古代明君，讲述他们「积善以致福」的德政，并于文末结语批评代宗之支持建寺，称「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这样的批评来自佛教传统之外，似乎是完全否定了佛教功德观念。另有一些人则转向佛教义理与实践之间存在的表面上的矛盾之处。通晓佛经的文人目睹巍峨壮丽、粉饰一新、佛像林立的新寺院，不由得质疑这种做法是否与佛教「简朴」和「四大皆空」的教义背道而驰。施舍木材、油漆和大片宅地是否真能确保获得西天极乐？给付建造费用和捐赠地产究竟与觉悟之本质及「空」之真理又有什么关系？
宋代赵汝谈曾受邀为重修的一座寺院撰写寺志（出资的施主以此项功德追荐亡妻）；在文章中，他对佛教与财富搅扰在一起感到不安。他说，不同于这类现实事务，他被引导相信「瞿昙之学，本以苦空寂嘿，离物观心，以求所谓圆觉了义。」对他来说，此类崇高的义理似乎与僧众、施主之流专注于建造佛堂与布施钱财的世俗事务以换取来世的福佑与好运相去甚远。
诸如此类的忧虑随着唐末宋初禅宗思想的兴起而涌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菩提达磨传说基本成型。根据传说，当他与梁武帝相遇时：
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我们对菩提达磨这位历史人物所知甚少，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上面这段对话并不是历史真实，很有可能是在晚唐时期被杜撰出来的。这则故事反映了禅宗倡导直接、不藉由任何行为―不管是打坐、念经还是修庙积聚功德―来获得的觉悟。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理论取向也对佛像造像和象征性物品的合法性发起挑战。作为与达磨祖师同时代的人，也作为中国第一位匡扶佛教的帝王施主，梁武帝出现在该传说中有其理所当然之处。事实上，他建造了几座佛寺，誓愿将所获功德（至少是其中一座庙的功德）回向先母。达磨祖师批判梁武帝的故事跟禅宗斫佛像、焚经卷的故事同样振聋发聩，因为其攻击的正是佛教最为珍视也最根本的教义。
到南朝时期，这个已被当作真人真事接受的传说故事闻名遐迩，引发了不少焦虑，这些情况也被寺院相关资料记录下来。比如，十三世纪的林希逸在《永隆寺重建记》中记述道：
昔达磨语梁，以造寺功德为小果，有漏之因。是盖有所讽而言也。若皆以为可废，则误矣。吾闽僧寺最多，十数年来隳败者半。有弃而不葺者，辄借达磨之说以相解。余尝笑而悯之。
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禅宗对捐建寺院这种保留态度，难以匹敌经卷中连篇累牍的颂扬捐建功德的经句，再加上传统的强大力量―在一般人观念中，地方望族给寺院捐赠被视作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不管是为了确认他们在地方上的地位，还是确保一个新近过世亲人的福祉。
但对少数公开敌视佛教事业的人来说，佛教以操控功德观念积累财富的做法不但荒谬，甚至惹人厌恶。作为宋代排佛最为激切者之一，欧阳修曾说过，在为建造事宜筹资时，佛教徒比道教徒更有优势。
至其好大宫室以矜世人，则其为事同焉。然而佛能钳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趋者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净远大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则常以淡泊无为为务。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独兴。
欧阳修的看法自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同时也很敏锐地察觉到佛教教义在业报（祸福）和修建寺院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性，而其他为修建书院和道观等筹款的人并不具备类似的优势。一位明代批评佛教的人士则更进一步，不仅对比丘们巧舌如簧鼓动信众的能力感慨万端，更把关注这种世俗之事看作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标志，所以他写道：
「夫佛固不足信。」然亦必入山林，捐嗜欲，绝念虑，坚忍定静，然后于所谓性者有见，而其教可明也。今崇以巨刹，瞻以沃壤，日接乎嗜欲之途，欲其精修勤奉，以冀福利，则愚也甚矣！
然而，针对功德这一理念的批评非常罕见，即使是对那些不遗余力反佛人士亦是如此。在批评佛教的文章中，文人更愿意关注与本体论和道德相关的哲学层面，抨击僧人因自我修行和个人觉悟等自私念头放弃对家庭和君王的社会责任。矛盾的是，佛教既强调社会责任（通过慈善及施主的无私来体现），同样也强调一个弃欲绝俗的佛教理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才能让其寺院在中国社会根基牢固。
推荐阅读
我们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