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波 周百义丨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出版实践——以大型文献丛书《荆楚文库》为例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不断深化，“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已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目标。近年来，全国各地区相继启动了以古籍整理为主体的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这些工程在实施机构的设置、丛书编纂规模、文献收录范畴与时间范围以及传播载体等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尽展奇瑰。各地政府将这些出版工程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中频繁提及。本文以《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为例，探讨大型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何以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盛世修典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大规模整理文献已从学术层面上升为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新时代的出版机构出于自我完善的考量，大多会自觉选择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内容开展精品出版，以践行传承发展文化的使命担当。中华文明璀璨恢宏，历久弥新的关键在于能够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形成了灿烂多样的地方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下，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充分展示这些多元的地域文化魅力，是实现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1.修史立典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系统性、科学性较强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相关工作，进行了多次规划，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多项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以来，古籍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强调了“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要求“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历代文献作为文化观念的载体和文化兴盛的标志，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最终都需要依托出版工作来实现其价值。文献整理出版与时代主题的互动，促进了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因此，做好古籍出版工作，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2]。

      除全国性的文献集成外，区域性的图书汇编也同样重要，众多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正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组织出版的，《荆楚文库》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清末民初，湖北的王葆心、甘鹏云、傅岳棻、张国淦、卢木斋等人就编纂了《湖北书徵》《湖北文徵》《湖北诗徵》《湖北先正遗书》等，但这些集成本多编而未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在荆楚文化研究和出版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楚学文库》《世纪楚学》《荆楚文化研究丛书》《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尽管这些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规模较小，无法全面展现荆楚文化之广博。前贤们将世代累积的荆楚文献集于一处的理想，囿于人力、财力和社会条件等一直未能实现。如今，随着国家实力提升、社会财富积累、学术文化日趋繁荣，各级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日益重视并在政策措施和经费保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编纂一部能够全面展现荆楚文化的内涵和价值，集荆楚文献之大成的大型历史文化丛书，成为承接前人余炽、让荆楚文脉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

2.出古入新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观照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出版业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征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3]。古籍整理出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良好的现实基础，它不仅为出版选题与出版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是出版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在新时代古籍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之际，出版业应乘势而上，在出版规模上实现突破，在编校质量上精益求精，不仅要重新发现历史经典的时代价值，而且要充分发挥出版“经典化”的功能，打造更多可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更重要的是，当前古籍出版要关注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以更新颖的表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显然，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深耕力作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出版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我国图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以各大型中央、地方出版集团为主，尽管在选题和市场选择上，相同专业方向的出版单位似乎并无显著差异，但长期以来由于地域、历史等方面原因所形成的资源差异比较明显。一般而言，省级地方出版机构的专业分布相对均衡，总体上仍以出版所在地区的相关出版物为主，作者资源也相对集中于本地区。以《荆楚文库》的实施为例，湖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文献资料丰富。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拥有经验丰富的文献整理及研究机构，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拥有完善的编辑团队和强大的出版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与繁荣。将湖北的历史典籍整理成编，展示湖北文化发展成果，厘清荆楚学术发展源流，为当代人提供信息，为后代人保存史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省的需要，也是全省学人尤其是出版工作者的夙愿。相对于零散或小规模的出版活动，大型地方文化出版工程的出版周期长、投入大，但在政府等各方面保障下，出版机构能够以此项工程的实施为引领，与省内其他出版机构形成合力，更大范围地发挥本地区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这不仅锻造了新时代人才队伍，也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3.乡邦文献整理是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要求

      作为一个文明整体，中华文明必然是由一个个具有强烈地域性文化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或文明组成的。地方文献承载着中华文明共同的文化观念等信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表明，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文献蕴含丰富的内容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价值，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文献的编纂、整理和出版，为保存地方特色资料、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方特色、传播地方形象、助推地方学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程度和研究深度不断拓展，人们对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以往相比，当前的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涉及的文献形态更加丰富，整理方式更为多样化，传播方式更为创新。这些特征在各地实施的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中显现，充分诠释了各地区优秀文化在统一的文化有机整体之下的多样与多元。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中的“文献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予以解释，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为“文，典籍也。献，贤也”。各地大型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基本上都在“典籍”和“人物”上做文章，二者都与地域相关联。《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主要包括“三类作者文本”和“两类文献”。前者主要包括历代鄂籍人士的著述，长期寓居湖北人士的代表性著述，以及外省、异国人士考析、研讨湖北的著述。后者主要囊括上述三类作者的已刊传世文献，观照并发掘荆楚出土文献、民间文献等未刊文献中有学术价值的内容。与其他地方仅整理出版旧籍不同的是，《荆楚文库》兼采今人研究成果。总体而言，不同地区大型文献丛书的出版，基本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古籍整理形式，开始向书籍以外的档案、报纸、影像、拓本、票据、簿籍等拓展，文献的收集也从一般收藏机构向海外、民间等更广泛的领域展开。当前地方文化研究对象已从古籍、建筑、文化遗存等物质形态延展至对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非物质形态的理性探讨，并呈现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趋势^[5]。因此，大多数丛书不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来分类，而是基于文献的实际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分类方法。例如：《荆楚文库》收录出土文献、民间文书等；《八闽文库》专题汇编契约文书；《齐鲁文库》设特色部分“红色文献编”；《新疆文库》出版了民文文献等。这些都是基于本地区文化特色而实行的差异化选择。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各地大型文献丛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对各地地方历史文化的梳理和总结。

      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专项资金支持，各地相继推出大型文献出版工程，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弘扬和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6]。大型丛书出版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又凸显了文化作为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发展。文化记忆不会自动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再地重新商定、确立、传介和习得^[7]。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正是新时代下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编纂出版活动成为文化建设的活水源头，二者协同发展。以《荆楚文库》工程的实施为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赓续历史文化根脉，提炼展示精神内核

      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楚辞中的“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与风格独特的楚系文字、浑厚凝重的青铜器、五音繁会的楚乐、绚烂多彩的漆器等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当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地冲出夔门，楚人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鸣将惊人”的不凡抱负也随之奔涌而出，浸润着灿烂的荆楚大地。地处长江流域腹地的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和历史核心区，在继承先民精神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不断丰富着荆楚文化的内涵。时至今日，这片广阔土地上激荡着的，除了历史悠久的楚文化，还有三国文化、巴土文化、首义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这些文化相互交融，将荆楚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荆楚文库》在摸清文献家底、编制工作书目的阶段，就从“地理上的湖北”和“文化上的荆楚”两个维度来把握收录作者的籍贯，在揭示荆楚文化发展源流的同时，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实际，避免了荆楚概念的泛化与局限，其目的便是出于赓续历史文脉的考量，留住荆楚文化的根与魂。《荆楚文库》成果的陆续推出，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荆楚文化的主要特征——尊天重人、尚和贵诚、狂放达观、兼容并蓄、守正图新也随之凸显。随着海内外的图书捐赠与传播活动的推动，《荆楚文库》被更广泛地利用，也真正让生生不息的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延续到文化创造中，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荆楚贡献^[8]。

2.搜集抢救文献资源，积蓄文化发展力量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 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丛书之重要，也正因为其系统性规模及“搜残存佚”之功用。各地大型文献丛书在设计论证之时，无不将搜集与抢救文献资源作为主要的编纂目标。一方面，由于古代文献的形成和流传等原因，越是反映特定区域文化特色的地方文献，其保存状况越零散，有些甚至属于偶然性或一次性的出版，一旦发行即成为绝版。即便到了印刷工业化的近代，许多文献的印刷发行量也极少，几近湮灭。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大型地方丛书的出版，收录范围已经超越了以往的传世文献，尽可能地收集一些未刊行的文献，甚至文字记载以外的资料。即便这些资料不能用于纸质图书的出版，也可以制作成数字资源进行保存和传播。此外，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被纳入丛书中再版时，也有必要根据新的材料进行修订。对地方文献资源的搜集与抢救，与社会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和研究紧密相关，而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出版，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地域文化、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荆楚文库》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收录了湖北出土的简牍文献，还整理了手稿、日记、民间文书等资料。例如，《朱峙三日记》此前仅有手稿传世，朱氏后人及研究者一直希望将其整理出版，但因资金等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虽然有的出版机构曾选择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内容进行整理，但该部分内容仅占整体内容的一小部分。在此次的出版工作中，编辑团队将62年的日记全部整理成10册出版，对于研究清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风俗史具有极高的价值。又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建民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努力搜集并整理了《湖北民间文书》，这些文书数量庞大、系统性强、内容丰富，在长江中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弥足珍贵。该书涵盖土地、房产交易、房产抵押、土地租佃、水利灌溉、赋税徭役、商贸往来、公私借贷等方面，为史学、法学、文献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此外，《荆楚文库》对《熊十力集》等图书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对研究著作《湖北教育史》等书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版本。

3.挖掘文史资料价值，赋能区域文化建设

      大型地方丛书的编纂出版，不应仅限于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更应注重对这些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其资政之功用，并探索文献赋能各领域建设的可能性。湖北地处长江流域腹地，历代产生了大量反映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荆楚文库》收录了近20种长江水利治理相关文献，如《长江图说》《荆州万城堤志》《荆江堤志》《襄堤成案》《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两湖水利条陈》《峡江滩险志》等。这些文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长江历史文化资源，深入阐释了长江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而且为湖北省创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对历史上饱受水患的湖北而言，这些历史资料中的治水经验，也能为当前的水利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荆楚文库》整体上分为甲、乙、丙三编，其中乙编为“方志编”，应收尽收湖北省历代旧方志，所收录版本中，部分需要从中国台湾、日本等地获取或补配，一些孤本方志也在此次整理中得以公开，如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嘉庆年间《应城县志》稿本。作为以一方之事为主要内容的史书，方志相较于其他文献具有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丰富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编纂时间连续、内容相对科学严谨以及体例完善且不固定等方面^[9]。在当前湖北省努力创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的工作中，长江沿岸地区的方志记载的大量内容不仅有助于阐释国家公园的文化价值，甚至可以直接用于公园建设。例如，湖北境内长江沿岸地区的方志中关于古市镇、古村落、码头、驿站、寺塔、会馆、衙署、园林、水利工程等的记载，对于公园建设中历史景观的重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此外，方志中关于碑记诗文、地名文化及“十景文化”等的记载，如清同治年间《黄陂县志》中记载的“黄陂十景”，均可助力于地方的旅游开发。

4.多方协力推进文献编纂，完善文化体系构建

      在实施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时，不同地区不仅在内容收录和整理上因各地文化资源的差异而各具特色，而且在实施主体及路径选择上各有不同。《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与其他大型丛书一样，由出版部门主导，在全省配合、政府财政支持、专家学者参与，以及出版机构的全力投入下顺利开展。为此，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均由省委的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工作委员会由财政、文化、出版、档案及部分高校等相关部门组成，并下设办公室；编纂出版委员会的成员主要为文史哲等多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并下设编辑部，负责具体的出版工作。与部分省份的文库出版主要由省内古籍出版机构承担不同，湖北过去没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因此采取了在《荆楚文库》编辑部的指导下，由省内已具备相当基础的12家出版机构设立专门部门参与，同时相关印制、发行单位积极配合的工作机制，以确保出版的品质、效率和规模。可以说，《荆楚文库》工程是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实施的，它开创了以大型项目为抓手，以出版高质量发展为要求，奋力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从内容上看，《荆楚文库》虽然以古籍整理为主，但也充分利用了以往的相关出版成果及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统一规划，推出了以研究、评述荆楚人物、历史、风物为主的现代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等，其中风物类研究内容可延续至当代。为确保丛书内容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荆楚文库》还设计了一些填补空白的主题，遴选合适的作者进行编写，如相关专门史的撰写及工具书《荆楚文化大辞典》的编纂等。可以说，《荆楚文库》在发挥传统优势、尊重历史格局的基础上，以出版工作为牵引，尽可能在文化建设的各领域进行布局，它积极联系全省各文献收藏单位，古籍整理、研究、保护机构，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展开合作。在促进工程整体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动了文化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文化体系的构建。

      各地一系列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的启动，与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相协同，这不仅是对“盛世修典”这一深厚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还体现了出版工作者的文化担当与使命。然而，从各地区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出版机构急于推进项目而忽视了基础性工作，如研究论证不够深入、文献普查不全面、过分追求图书的规模等，文献重复收录较多、对最新学术成果吸收不足等问题出现，甚至存在图书编校质量低下等现象，这些都对丛书的整理出版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并最终助力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实践运用的重要课题。

1.充分论证规划，保证学术性与开放性

      在正式出版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之前，出版机构应在全面开展文献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论证，并编制工作书目。在专家的主导下，编辑团队在论证工作中需明确丛书的编纂目标、设计编纂体例，如影印与校点、整理与研究等，既要兼顾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又要注重吸收已有成果。出版机构应从实际出发，根据编纂出版能力和政策经费保障等进行长期和短期规划。为保证丛书的编纂出版质量，《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总体上以学术性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大众性。在制定工作书目时，既要注重相对稳定性，又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荆楚文库》相关机构成立后，面对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和浩如烟海的古今文献，首要任务是确定《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宗旨。为此，编辑部组织编委会等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将“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湖北研究资料系统，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作为《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宗旨。这一宗旨既符合“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又符合湖北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在确定编纂出版宗旨的同时，专家们结合荆楚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湖北文献的现存状况，制定了编纂出版方案，并明确了总体内容以及甲、乙、丙三编各自的收录范围和出版形式。之后，编辑部的专家们在广泛搜罗文献和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用一年多的时间编制出《〈荆楚文库〉书目》，框架初具，要籍毕陈，成为工程实施的路线图，为后续出版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统一协调部署，注重系统性与协同性

      《荆楚文库》容量大，品种繁，编纂出版工作必然出自众手。为确保文库编纂体例和各项标准的统一，《荆楚文库》编辑部需要进行统一部署和实施，协调编纂、整理、编校、印制、物资、储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荆楚文库》正式出版前，编辑部需要制定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相关环节的操作进行统一规范。编辑部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制定了《〈荆楚文库〉编辑出版管理规定》《〈荆楚文库〉古籍点校条例》《〈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整理类〉内文版式规范》《〈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新式著述类〉内文版式规范》《〈荆楚文库·研究编〉内文版式规范》等文件。这些规定、条例和规范主要涉及编辑、印刷、发行等相关部门，包括图书选题的申报与实施、古籍点校工作、民国旧籍的整理、内容提要的编写要素、编辑体例、内文版式、图书出版流程、印刷物资和生产流程、印刷与精装质量的整体及分项要求等。随后，编辑部又组织了多次培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在正式出版后，编辑部结合实际情况，在相应阶段又补充制定了其他规定。这些文件的制定与严格执行，确保了《荆楚文库》工程的顺利实施。

3.强化质量保障，坚持科学性与专业性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与出版，要真正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支撑，就必须在保证高质量上下功夫。在进行充分论证和统一部署的基础上，《荆楚文库》的所有编纂与出版工作都是以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为核心展开的。首先，在编制书目时，《荆楚文库》编辑部就坚持以文献具有的“四性”(历史性、学术性、经典性、代表性)或“三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文学价值)作为入选的标准，之后再由编辑部与承担出版任务的出版机构共同选择合适的整理者或作者。其次，在书稿进入正式整理或写作阶段前，出版机构需要将提纲、样稿和目录送交编辑部专家审核，经同意后方可实施。再次，作为一项科学、系统、复杂的工作，图书出版的流程管理对保障质量尤为关键，其中最主要的是责任编辑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严格执行。对此，《荆楚文库》编辑部全程跟进各出版环节，切实加强对出版社的管理，要求各单位按流程做好生产进度记录。图书在付印前还要将付印清样送交编辑部专家审核，并经编辑部主任同意后才能安排下厂印刷。针对具体图书或问题，《荆楚文库》编辑部还会组织开展专门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最后，高质量的图书最终仍有赖于出版机构编辑的反复打磨，部分出版机构抽调骨干编辑根据书稿情况增加多个校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荆楚文库》的质量。

4.适应时代需求，兼顾社会性与创新性

      新时代背景下，大型地方文献出版工程的实施尽管主要以古籍整理为核心，但也需要顺应时代需求，更加注重社会性，并创新出版和传播方式，使更广泛的群体能够共享出版成果。《荆楚文库》的编纂与出版采取了纸本与数字化同步的方式，以提高丛书的利用率，并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遵循“兼收并蓄，古今并举”的原则，实行开放式运作。《荆楚文库》经过数字化改造，既适用于新媒体和网站的数字化传播，同时也对受纸本规模限制的荆楚文献、当代学人研究著作等进行数字化加工，构建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多版本、全品种的数据库。为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实现古籍的大众化传播，《荆楚文库》采取了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的方式开展相关工作。除了对历次海内外捐赠及书展首发等活动进行宣传，《荆楚文库》还邀请电视台制作《荆楚文库·书人书事》系列纪录片，记录丛书从立项至今的重要节点。每年精选七到八种图书，不仅深入挖掘和普及解读图书内容，还记录出版过程。这些纪录片在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使公众得以了解这项文化工程，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多样化的现代传播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数字时代的发展，促进了荆楚文化精髓的广泛传播和接受。

责任编辑：李萌

出版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