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入北大拜师——门老头自传之五

读研，去哪里读研？自然是回母校北大。

一九七八年，北大为文革之前的“老五届”打开了两个专业进修的大门。一个是“回炉”，回原系把文革之前丢失的三年学业补回来。不用考，只要册籍有名即可。另一个就是读研，选择专业，提出申请，经过笔试、面试，合格后在名额的限定下，以考试成绩按序录取。

老头喜欢老子，报了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全国申报者139名，只取5 名。不是百里取一，也差不了多少。老头行吗？不行也得碰，机会难得呀！

考试科目共四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

决定考研的时候，离考试也就三个月时间了，不能分散兵力。政治和基础课老头就不复习了，就那样吧，答不准也能瞎蒙。主要精力花在了外语和中国哲学史专业上。

外语，老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学的俄语，只是没有学好。大学毕业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把书全卖了，单词忘得光光了。还好，老头堂妹王秋英是同届山西大学毕业生，三册俄语教材与老头用的一个样，北大版，正好收入怀中背。这个堂妹也就成了老头心中的女神。

专业书，榆次市委宣传部倒是有，可是内容却一点都没看过。没办法，只能从头啃。还好，宣传部领导够宽容，免去了老头下乡调查和支援农忙的任务，只管授课就行了。

剩下就看老头的运气了。运气如何？真不怎么样，悬乎得很！不信你就往下看。

1.试卷被寄丢

“文革”之后全国第一次研究生统一考试，好像是1978年的5月中旬举行的。一共考了两天：第一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外语；第二天上午是基础理论，下午是专业理论。我报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

考场设在榆次四中，离老头家四五里地，骑自行车得十几分钟。

榆次市的考生有近百名，分在两个大教室，老头的座位在第一个教室的第一排。

第一天上午，进了考场，坐在我的座位上，等待发卷。每个人的试卷都不一样，因为试题是所报学校各自拟定的。

一份一份又一份，试卷发完了，没有我的，监考的老师不敢怠慢，赶忙去找。十多分钟后回来对老头说：“王老师对不起，您的试卷没寄来。”

监考老师认识，市教育局的齐武，榆次市的象棋高手，门老头的好朋友，对此问题当然会尽心的。没寄来就是没寄来。

老头的心一下凉了。“可怜呀，王德有！读啊读，盼啊盼，等来的竟是一场空。可悲呀，王德有！不是不努力，不是没能力，而是天错地差，上天注定。”老头坐在那里，好生自悯！

“算了吧，榆次也不错，市委也不错，领导也不错，同事也不错，比起过去，够好的了！就这样生活下去吧！”没了办法，只好自慰。

坐了一会儿，心境平和了许多。随之有了一种观赏考场的好奇心。全国第一次统一考研的考场，那是什么样？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观赏的。监考的老师可以，但他们担负着责任，没有闲心。只有我老头，一个闲人，却能在考场里左顾右盼，这大概也是考试史上的一大奇观。

出于这种好奇心，老头才没有离开考场；因为没有离开考场，老头的命运也才扭转了方向。半个小时后，考试负责人匆匆闯进考场，满头是汗，第一句话便是“王德有还在吗”，冲着监考的老师问。听说我在，他才如释重负，擦擦汗，找口水喝，然后走到老头的面前轻轻说：“真对不起，试卷邮寄可能出了问题，市教育局正在与榆次县联系，看你的试卷是不是寄到了他们那里。请你耐心等等。”就这样，一个小时后，老头的试卷送来了，是邮局把送往榆次市教育局的卷子送到了榆次县教育局，两局相距好几里。

老头的考试时间延长到了中午一点半。

十二点静场，把老头请到了二楼的一个考研室。大大的，有四五张写字台，台上还放着书，也不怕老头偷着看资料，门一锁，监考的全撤了。

这种考试场面大概殿试的时候都难见。

一点半，门开了，齐武来收卷，对着门老头笑。说：回家吃饭吧！两点考外语，别着急，赶不上晚点没问题。

吃饭？哪有这心情！不过家是必须要回的，因为得拿俄语词典。当时考试可以查词典。

饭没吃，也没迟到，坐到考场的座位上肚子却在咕咕叫，连旁桌的考生都能听见，不断地看老头的面色，以为病了。

俄语试卷下来了，一共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语法题，40分；后一部分是俄译汉，60分。

老头扫了一下俄译汉的文章标题，《流血星期日》，一下乐了。这篇文章北大俄语教材中有，不用看它，背也能背下来，要译成中文，大概15分钟就能完成。于是老头把精力全用在了语法题上。“如果没有笔误，起码能拿90分。”老头这样想。

两个小时过去了，语法部分复查了好几遍，确定无误后，老头长长出了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可一读那《流血星期日》，却惊出一身冷汗来。要知道，题目虽然别无二致，行文却是大相参差，生词几句就有一个，不查过不去，一查就费时。时间到了，才刚译了不到一半。没办法，只好交卷。

当天晚上在家自判外语试卷。语法没问题，能拿40分。俄译汉，译了近一半，其中有些单词来不及查，按着上下文的关系瞎蒙一个，扣些分，可能得个26分。加起来就是66分。有意思的是，入校以后查分数，果然如此，真够神！

没考好，录取的希望不大，该干吗就干吗吧！

大约是6月份，机关干部都在市委大院清理杂物，起砖铺油，老头低头蹲着干得满头大汗，突然一个大大的信封伸到了他的眼前。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的面试通知书。教育局的考官送过来的，他悄无声息，要给老头一个惊喜。教育局就在楼里，近水楼台先得月。

哈，还有这等好事？老天爷真是眷顾！当场市委的同事们就哄了起来。

全市近百名考生，笔试通过、通知面试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榆次市委宣传部的王德有，北京大学；一位是晋中行政公署科技局的，中国科技大学。能不哄吗？

不过，先别高兴，这只是过了笔试。还有面试呢，能过关吗，真不好说。

7月份北大面试后才能见分晓。

2.面试瞎忽悠

北大面试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七月中旬。老头住在三十八斋的学生宿舍。

当时的北大是工农兵学员主事，哲学系办公室设在了学生宿舍中，方便教学互动。

老头下午面试，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李中华过来了。

李中华是谁？哲学系的老师。大学的时候他比老头低一届，一九六九届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留校了。研究生招考，他也报了名，笔试通过，参加面试。

他过来是向老同学汇报面试情况的，他的面试刚刚结束。

他说，面试由张岱年为首的七人导师小组主持。先让考生从题签中抽出两道题来，稍做准备，按序回答。答完后再由导师提问。他抽的第一道题是“韩非是如何改造老子之道的？”……

老头自小喜欢老子，《封神演义》中老子一气化三清，多来劲呀！李中华的通报极大地刺激了门老头的神经，饭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静不下来。“韩非是如何改造老子之道的？”“韩非是如何改造老子之道的？”这个问题老在脑子里翻腾，再后是一层一层的答案，像在电影的银幕上滚动。

这种状态真糟糕！原本想睡上一觉，储备精神去应试。这下可好，无论如何睡不着，昏头涨脑。心中暗骂李中华，就是你扰乱了老头的心境。

当时正值夏日，天气很热，面试考场设在俄文楼的一间普通教室里。室内没有布置，张岱年、朱伯崑、邓艾民、楼宇烈、许抗生……，几位考官和考生一样坐在带写字架的椅子上，像是在与考生交谈。张先生下着蓝裤，上着白衫，手摇纸扇，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清癯，凝重，话不多，但说出口来一板一眼，似有决定考生命运的分量。

按规矩，老头从诸多题签中抽出了两个。

打开第一个，乐了：“韩非是如何改造老子之道的？”哈哈，是不是真有神灵在护佑，要不这个题怎么会一中午在脑子里翻腾呢？如何回答？老头胸有成竹。因为他比较喜欢老庄，平时多有琢磨。

再打开一个，这下惨了：“简述严复的哲学思想。”我的天呀！老头原本就没有把严复视为哲学家，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思想家，说到哲学，只有片言只语。现在要谈他的“哲学思想”，岂不是要老头好看！

不及多想，先把会说的说一通。大概用了二十多分钟，条分缕析，抑扬顿挫，从老子、韩非各自对道的表述，到老子与韩非之道的异同，娓娓道来，考官们不住地点头。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毕，老头停在那里。或许是在等待考官的评论，或许是在等待侥幸，希望因第一题答得顺畅而免答第二题。不过却未如愿。

张先生没开口，楼宇烈老师说：“好了，你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

这下老头的口齿可就不那么伶俐了。“严复是近代著明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演化论方面……还有逻辑方面……”他在努力为严复架构哲学体系，说话吭吭哧哧、吞吞吐吐，一副不能不说又不敢出口的样子，还把严复的“内籀”、“外籀”误读成了“内榴”、“外榴”。

老头讲完了，张先生侧过头去向几位考官探问：“是不是现代汉语把‘籀文’的‘籀’改读成‘榴’了？”

几位考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置可否。老头赶忙检讨说：“没有！没有！是我读错了。”

张先生转过头来，面对老头说：“严复的哲学思想，你讲了不少。能不能把它归纳一下，用几个字点出它的本质特征？”

老头想了半天，不得要领，只好老实地说：“说不来。”

楼宇烈老师面带微笑，轻柔地说：“不要紧张，就几个字，人们经常说的几个字。”

老头1968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原本满脑子的哲学概念、哲学术语，可是此时此刻却成了一片空白。他恨严复，怨就怨姓严的那杂乱的思想，若不是它在捣乱，老头怎么会乱了方寸！

张先生看老头实在说不来，便开口了：“经验论。”

只三个字，就把老头点醒了。忙说：“经验论！经验论！经验论有两种：一种是唯物主义经验论，一种是唯心主义经验论。严复应该属于唯物主义经验论。”

看着老头急于表达的样子，几位考官都笑了。

面试结束了，一切都完了，一点希望也没有，快点回家吧！

他来的第一天就去哲学系办公室看望老师。虽然十几年不见，老师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王德有。聊了一会，老头向老师索要笔试分数，这在当时并不是秘密。老师给了他一个面试学生名单，上面有分数。

当年全国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共有139名，笔试完后，前20名进入面试，最后取5名。

老头考分，俄语66分，政治72分，基础理论82分，专业理论76分。排在第6名。

这个名次，本来就在录取名额之外，再加上面试的狼狈样，希望在哪里？回家！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八月份竟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入校之后才知道，哲学系一共招了28名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7名，西方哲学史7名，数理逻辑4名，中国哲学史10名。加上为人民大学代培的数理逻辑1名，戏称二十八个半。

中哲不是招5名的吗，怎么变成10名了？

因为考的好。

后来张岱年先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这10名中哲史研究生为“十大才俊”，不舍得放手了。人才难求，于是扩招成了10名。不仅取了10名，第11名也取了，转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因为比马哲第7名的考分高出了很多。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老头糊里糊涂混进去了，第6名，学号6号就是他。这叫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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