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书籍传播的历史贡献（一）

我国最早书籍都是官府典籍，清以来学者章学诚、章太炎等称为官书。所谓官书制度，就是“书在官府”，民间无书，官府垄断所有书籍的一种制度。官书与官书制度鼎盛于西周，衰落于东周，结束于汉代。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周代上千年历史，分西周与东周。东周又分为两个时期，前者为春秋（前770—前476），后者为战国（前475—前221）。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官书作为历史上唯一书籍，官书制度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制度，都是孔子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官书是天子的政治工具，是贵族特权等级的标志，由此决定官书不准公开流通，作品不准公诸于众，总之不准公众传播。再者，官书制度下无法建立将作品在精神上或名义上视为作者所有的观念，亦即无法建立著作权观念。因此从出版学看来，官书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1]出版学归纳这三大特征，是官书与汉以来书籍的基本区别。官书三特征对文化活动的影响至为重大。首先，官书作为书籍因不能公众传播而无法成为社会传播工具，所以只要存在官书制度，书籍就不能成为社会公众可以利用的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思想家或著作家都无法利用书籍或文字作品传播思想或学说。其次，官书制度下不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社会观念，必定对作者及其著作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在作品中形成一种特殊的著作权关系。由此可见，官书制度与官书三特征对社会上的文化活动以及思想家的影响与制约，可谓无所不在，非常重要。本文以官书制度为历史背景，从出版学观点诠释孔子所作所为，考察他与官书制度之间存在的既接受又叛离、既继承又变革的复杂关系。以出版学观点重新认识孔子是作者的一种尝试，或可为重新认识先秦诸子以至先秦学术文化提供一个新途径与新思路。

远古时代的官书制度是在史官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史官文化大概产生于中原地区最初国家政权建立以后，以西周为鼎盛，它的基本特征是官府对文化的全面垄断。全国所有学校都是官办学校即“官学”，此外没有别的学校；所有学术都是“王官之学”，此外没有别的学术；所有书籍都是官府典籍即“官书”，此外没有别的书籍。官府对文化实行这种铁桶般的全面垄断，就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社会根源是政教合一。巫与史，本是原始宗教首领与文化“先知”。华夏先人在氏族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巫史成为朝廷重臣，天子通过以巫史为首的宗教文化官员，将教育、学术、典籍等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样全面垄断文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垄断宗教，借宗教的力量强化政治，巩固统治，就是所谓政教合一。世界上凡有政教合一，必然产生这样那样的文化垄断。我国史官文化就是商周时期政教合一的产物。此外，史官文化还与政治上的世卿制、经济上的国有制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成为这种文化垄断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与垄断相始终的史官文化，它的三大基石便是：以官学制度垄断教育；以“王官之学”垄断学术；以官书制度垄断典籍。年代久远，官书制度究竟如何垄断典籍，详情难知，下面仅以有关《周易》与《春秋》的两件事略作说明。

其一，“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这一年，距孔子出生121年。后来，孔子办私学以六艺为教材，《周易》是六艺之一。

《周易》本是周王室卜筮之书，据说西周初年就有。《左传》这则资料说明，陈国在此以前没有《周易》其书。要是在西汉，连普通太学生也可以通过传写或其它方式获得《周易》。那么，这位“陈侯”为何要靠东周史官将《周易》从洛阳王室偷偷带给他呢？“陈侯”作为一国诸侯为何不能像汉代太学生那样任凭自己意愿获得《周易》呢？今天从春秋时的“陈侯”与汉代太学生之间的上述区别，可知先秦官书与汉以来书籍之不同。春秋时的“陈侯”身处官书时期，而官书制度之垄断典籍，首先是禁止贵族私家觊觎典籍，因为当年民间连读书识字的人也没有，有可能觊觎君王典籍者，唯为诸侯与贵族。天子是全国典籍的最高拥有者，像“陈侯”那样的诸侯拥有什么典籍，要按礼法等级由天子赐予。天子没有将《周易》赐陈国，“陈侯”就不能拥有《周易》。人们多知道鲁国拥有周成王赐予的《周易》，鲁国距陈国不算远，要是官书允许传写，“陈侯”想要《周易》，只需派人到鲁国去抄就行了。可是从“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这件事，说明《周易》不准传写。实际上，不仅《周易》不准传写，所有典籍都不准传写。官书制度下的典籍，是天子的政治工具，是贵族特权等级的标志，故而一概不准传写。例外者大概只有《诗》《书》《礼》《乐》，它们因为早就是官学教材，贵胄子弟人人要学，这样才成为例外。官书不准传写，就是不准公诸于众，不准公开流通，总之是不准公众传播。在社会学看来，书籍可以在公众间传布是一种自由。汉代人获得了这种自由，所以汉代太学生可以传写《周易》或其它书籍；这种自由，春秋时连“陈侯”也不能享有。从这样的对比，约略可知官书制度之垄断典籍。

其二，孔子说：“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以六艺为教材，《春秋》是六艺之一。可是，孔子说过这样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若是汉代以来的办学，将史书作为教材是普通平常的事，那么孔子修订鲁国史书《春秋》作为教材，为什么说“罪我者其惟《春秋》”呢？孔子何“罪”之有？对此，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解释说：“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又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3]这解释是有根据的，《史记·六国年表》也说：“史记独藏周室。”^[4]“史记”指史书；“独藏周室”意为秘藏官府。古代史书“秘不示人”的原因，除了官书不准公诸于众，还因为史书载有对君王与贵族的褒贬之辞。因此，王室与诸侯的史书数量虽然很多，一概秘藏官府，严禁外泄，连高官也不准随便阅读。周官学从不以《春秋》为教材。孔子以前，申叔时主张以《春秋》教楚国太子^[5]，叔向以《春秋》教晋国太子^[6]，史籍所记仅此而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将《春秋》作为私学教材，胆敢将严禁外泄的史书流布到民间，故有负罪之感。“罪我”云云属于官书制度下的特殊心理反应，汉以后已无法理解。这也说明孔子在民间办学，动辄得咎，决非易事。

从上面两例，可以对官府如何垄断典籍获得一些感性知识。史官文化的服务对象是君王与君权，它通过官学制度、王官之学、官书制度三者构筑了全面垄断的铜墙铁壁，将庶民完全彻底地排除在外，即使是“陈侯”那样的贵族要读官学教材以外的典籍也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就官书而言，它早已不是原始书籍，早已成为一种合格的书籍。按理说，书籍是一种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具有促进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可是，只有公众传播的书籍才能成为传播工具；不向公众传播的书籍，只是记录文字的载体而已，无法成为社会传播工具。从书籍文明看，官书三特征都是消极因素，其中最大的消极因素就是不准公众传播。如前所说，典籍是天子的政治工具，是贵族特权等级的标志，所以不准公众传播又是官书制度的生命所在。只要官书制度存在，书籍就无法走向公众传播，也无法成为公众可以利用的传播工具。可见，春秋以来我国书籍事业的根本方向是，变革官书制度，走公众传播之路。

历史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东周以来，王室式微，诸侯崛起，礼崩乐坏，社会变革遂成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全国战乱频仍，社会变革愈演愈烈。旧制度、旧秩序不断趋于瓦解；新制度、新秩序不断萌生并成长。西周坚持以垄断治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实行全面彻底的垄断；垄断者为天子与少数世卿贵族。西周是少数大贵族的自由天堂。东周以来的社会变革必须以冲破大贵族垄断作为首要条件，因而社会变革的过程，成为冲破大贵族垄断、争得某种自由的过程。孔子作为鲁国布衣，本与完全排斥民间的史官文化不相干。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将他推上历史舞台，为他成为与史官文化分道扬镳的伟大思想家准备了条件，从而使他与官书制度产生了一系列复杂关系。

先看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

东周以来，西周的贵族寡头政治亦即世卿政治，以“陪臣执政”^[7]为标志，逐渐走向衰落。到公元前594年，鲁国行“初税亩”，表明私田逐渐被社会认可，世卿世禄的经济基础——公田制不再稳固了。公元前542年，孔子10岁，郑国发生一件大事：子产“不毁乡校”^[8]。子产（？—前522）是郑国政治家。“乡校”为地方官学，有资格进“乡校”的人为下层贵族。按周制度，下层贵族不准议论时政。子产“不毁乡校”，是允许下层贵族在“乡校”发表与当局不同的政见，亦即向下层贵族开放言论自由。寡头政治与言论自由，两者水火不容。子产向下层贵族开放言论自由的客观原因是，以前那种寡头政治已行不通了。再如，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9]；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10]。这是将刑法中一种（不是全部）铸于铁鼎，公诸于众。按周制度，刑法由贵族掌控，不向社会公布。将刑法公诸于众的直接受益者，是在官学受过教育的中下层贵族。“铸刑鼎”说明，执政当局期望获得中下层贵族以至庶民的支持，说明诸侯治国不能再由几家世卿贵族说了算。社会变革的浪潮，接连不断；变革的方式大都是革故鼎新，是渐进的改良。在这种新形势下，孔子在民间办学，旨在培养与官学有别的新型人才。办私学这件事本身，就是冲破官学垄断而争得的一种自由。世卿制的瓦解，寡头政治的衰落，以及其它社会变革，都为孔子在民间办学提供重要条件。

再看文化领域的变革。一是“文化下移”，另一是人文精神发展壮大，说明史官文化已走上无可奈何的衰落之路。

以往史家所说“文化下移”，指天子掌管的文化“下移”地方诸侯。史官文化主要为君权服务，所以西周文化机构集中在首都镐京。《史记·历书》说：“幽、厉之后，周室式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11] “告朔”意为天子每年向诸侯颁布历法，诸侯使用天子所颁历法是君权权威的标志。“幽、厉之后”的“君不告朔”，表明东周君权走向衰落，由此造成的“畴人子弟分散”，是“文化下移”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畴人”或称“畴官”，指子孙世袭同一官职的宗教文化官员，这里指执掌天文的官员。这句话的意思是，东周以来，天文官员纷纷离开王室，有的到了中原诸侯国，有的到了夷狄之邦。与“畴人子弟分散”类似，还有司马迁说“司马氏去周适晋”^[12]，意为史官司马氏离开东周王室而到各地诸侯国谋职。史官概为“畴官”，而且是学术水平最高的“畴官”。跟随史官一起从王室流向诸侯的，必有王官之学，或有王室典籍。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13]，大概是典籍流入诸侯最多的一次。凡此种种，也包括“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都是所谓“文化下移”。为此，孔子慨叹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4]就“文化下移”而言，只是将文化的王室垄断演变为诸侯垄断。然而，西周文明因此从中央扩散到地方，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还削弱了官府对文化的控制力，为孔子与其他人冲破官学制度在民间办学创造可能性。孔子将六种官府典籍作为私学教材，据说他还到洛阳王室读过典籍，这类事情只有史官文化衰落以后才有可能，春秋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史官文化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离开宗教就没有史官文化。殷商最重宗教，事事占卜，处处问神，甲骨文可证。西周初年，周公倡导敬天重德，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此有所变化。敬天，是敬崇宗教；重德，包括重人伦。敬天重德的结果是人伦越来越受重视，最终促使政治与宗教两者渐行渐远。从西周到东周，已有政治家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或说：“天道远，人道迩。”^[16]春秋年间的政治家，不再俯首听命于“神”与“天道”者越来越多，逐渐重视“民”与“人道”的作用。国家政治不像以前那样严重依赖宗教的结果是，削弱了政教合一的基础，又使人文精神得以萌生并发展起来。在史官文化垄断裂缝中产生的人文精神，大都以崇尚自由为基本特征。人文精神越发展，宗教作用就越小；人文精神发展壮大的过程，成为政治与宗教从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迫使史官文化走向自己历史的终点。孔子不是人文精神的首创者，他是人文思想最重要的发扬光大者。公元前六世纪，孔子高举人文精神的大旗，集中表现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远见与品格。

春秋至战国数百年社会变革，最终实现了从商周社会向秦汉社会的彻底转变。孔子恰逢商周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革，这是他的幸运。可是，他离这场社会变革的最终完成，至少还有三百来年，还很遥远。孔子生活的时代，政治垄断与文化垄断的铜墙铁壁虽已出现裂缝，然而铜墙铁壁依旧还在。寡头政治依旧还是政治领域的强大力量，史官文化依旧还是文化领域唯一的庞然大物。孔子从事文化活动的最大困难，就是垄断之无所不在。垄断越多，自由越少。孔子要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冲破垄断，争得某种自由；否则，必定一事无成。从孔子本人情况看，他具有继承商周两代文化的独特优势，又是勤奋好学，博学慎思，顺应了历史变革的要求，凭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不断冲破垄断，不断取得成就，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巨人。（待续）

【责任编辑：张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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