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之行
1921年卡特还在宿州的时候，因赈灾事务去山东，在火车上读了乐民乐（W. J. Clennell）的《中国宗教发展史》（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其中写到中国的四大发明，激发了卡特探究四大发明历史的欲望。[1]
卡特夫妇从宿州站辞职后，于1922年夏离开中国，但并没有直接回美国，而是在欧亚大陆旅行散心。他们经过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君士坦丁堡，进入欧洲，到了意大利和瑞士，然后来到德国。[2]在慕尼黑，他们见到了从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职位上退休不久的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向他请教四大发明的研究问题。这次会面对于卡特未来的学术道路十分关键，促使卡特下定决心集中力量研究中国印刷史。对此卡特夫人记述道：
我丈夫向这位渊博的学者请教了几天，终于意识到纸的发明是中国给西方的礼物这一事实已无可争议，广为人知，即便在中国之外也是如此。夏德博士自己和其他学者就此问题都有过撰述。火药和指南针的起源，虽然常被归功于中国人，但仍然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如果要得出严谨缜密的结论，肯定需要多位学者数年的努力，还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而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埋没于中国浩瀚的史料和最近在突厥斯坦发掘出来并带到欧洲的出土实物，但似乎一个掌握了进行这项研究所需的语言工具，并具备耐心、训练和能力的人，就能够把这些零散的证据整合起来，条理清晰地加以阐明。[3]
夏德显然认为卡特具备从事印刷史研究所需的这些素质。与夏德的会面既给卡特指明了研究的方向，也给了卡特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卡特改变了旅行计划，推迟了回美国的时间，留在欧洲搜寻各种印刷史文献，研究在中国西北和中东出土的印刷史实物资料，遍访汉学和印刷史方面的专家，为他后来撰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冬和1923年春，卡特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做了几个月的研究，这是卡特旅欧期间收获最大的时期。他在柏林看到了新近在中国西北出土的文物，这些对于印刷史来说极为珍贵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利用。卡特还在柏林研究了在埃及出土的雕版印刷品，对此卡特夫人记述道：
当他通过研究知道古代埃及用来包裹木乃伊的纸上有印刷痕迹时，就向柏林的一位阿拉伯研究专家讨教。这位莫里茨（Moritz）博士说：“你早点来就好了。全欧洲最了解这些印纸的专家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间办公室，回布拉格去了。”几天后我们赶到了布拉格，但格罗曼（Grohmann）教授却又去了维也纳。我们追踪而至，终于找到了这位难寻的教授。当时这些来自埃及的纸张正好藏在维也纳的一个博物馆里，专家可以对着实物讲解，运气简直爆棚。格罗曼博士给予了极大帮助，把那些纸从保管盒里拿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翻译纸上印的阿拉伯文字，又叫来一个化学家对纸张和墨迹进行分析。[4]
这里提到的两位阿拉伯研究专家，是伯纳德·莫里茨（Bernhard Moritz）和阿道夫·格罗曼（Adolf Grohmann），均为当时研究阿拉伯古代文献的领军人物。[5]
此后卡特又去了法国和英国。在巴黎，他得到了此行第二个重大收获，见到了在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卡特的欧洲之行中，与伯希和的交往使卡特最为受益，以至于后来他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题献给伯希和。伯希和不仅是引领卡特入门的老师，还帮他修改了该书的手稿。在巴黎伯希和给卡特看了他从中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活字在当时是最新的考古资料，也是迄今为止极为罕见珍贵的活字印刷术从中国西传的确凿证据。这是卡特第一次见到古代活字实物，卡特夫人对此事的记述虽然有些轻描淡写，但读之却令人心潮澎湃：
谈话进行时，这位法国学者拉开桌上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小盒子，说：“如果你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感兴趣，应该会对这些样本兴味浓厚。这些东西是我在敦煌洞窟的地面上发现的，可以肯定它们要比谷腾堡的发明要早得多。” [6]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卡特亲眼见到了现存最早带有刊刻年份的印刷品、咸通九年（868）《金刚经》。令人惊异的是，他调阅此经时只需办理普通图书的借阅手续。[7]他在伦敦见了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还见到了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卡特与汤因比的会面，由他在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College of Women）工作的姨妈引介。一战后汤因比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拜占庭帝国和希腊现代史，可能在君士坦丁堡做研究时与卡特的姨妈熟识。卡特受邀在汤因比家中共进午餐，汤因比问了卡特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关于四大发明或印刷术方面的，汤因比后来在其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很可能借鉴了卡特的观点。[8]后来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版，汤因比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为该书写了评论，赞誉该书“是一部卓越的研究著作”。[9]得以向众多一流的学者请教，能够看到各种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卡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站到了印刷史研究的最前沿。
（未完待续）
注释
[1] Dagny Carter Murphy, “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7.
[2] Manuscript of Dagny Carter’s “Thomas Francis Carter,” i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ublished b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in 1955, pp.5-6, L. Carrington Goodrich papers, 1890-1991, Call Number: MS#0502, Box 19,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3] Manuscript of Dagny Carter’s “Thomas Francis Carter,” i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ublished b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in 1955, p.6, L. Carrington Goodrich papers, 1890-1991, Call Number: MS#0502, Box 19,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4] Dagny Carter, “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pp.21-22.
[5] 伯纳德·莫里茨（Bernhard Moritz），德国人，阿拉伯研究专家，著有《阿拉伯古文书：从希而吉来的头一百年到1000年的阿拉伯文献收藏》（Arabic Palaeography: A Collection of Arabic Texts from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Hidjra to the Year 1000, Cairo, 1905）。阿道夫·格罗曼（Adolf Grohmann），奥地利阿拉伯学家，著有《阿拉伯纸草与阿拉伯文书基本特征概述》（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arabischen Papyri nebst Grundzügen der arabischen Diplomatik, Wien, 1924）《阿拉伯古文书学》（Arabische Paläographie, Graz, 1967, 1971）等。
[6] Dagny Carter, “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p.22.
[7] Manuscript of Dagny Carter’s “Thomas Francis Carter,” i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ublished b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in 1955, p.7, L. Carrington Goodrich papers, 1890-1991, Call Number: MS#0502, Box 19,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8] Manuscript of Dagny Carter’s “Thomas Francis Carter,” i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ublished b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in 1955, pp.2,8, L. Carrington Goodrich papers, 1890-1991, Call Number: MS#0502, Box 19,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汤因比后来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史》中写道：“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表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1页。
[9] Advertisement of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b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files, 1800-2018, Call Number: UA#0004, Box 53,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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