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评论视域中民国出版业的失范问题及其治理策略（二）

盗版和翻印一般意义上都是指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或授权，私下对出版物进行复制、重印再发行营销的出版行为。自近代新式出版业以来，盗版翻印就如影随形。梁启超主持广智书局时就曾喟叹“欲求确实之版权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1]进入民国后，盗版翻印更是屡见不鲜，日渐泛滥，甚至成为了一部分出版从业者的主业。他们手段精妙，方法多样，几近以假乱真。中华书局吴铁声曾撰文揭露了图书翻印内幕，“著作者自己要出版一部作品，把稿件交给小印刷所去排版，等到全部稿子校定之后，这家印刷所就自己多打一幅纸型；然后把正文印好，封面换过，定价改低；有的甚至将书名，编著者的姓名都改变了”，这种不费翻版手续的翻版书，其手段之厉害明显超过其他错漏百出、印刷粗劣的盗版书籍，“这一种翻版书的正文，却与原版书一般无二，而定价比原版书便宜，因为合乎物美价廉的原则，就可以畅销一时。”^[2]盗版翻印的图书也明目张胆地摆放在书店、报摊售卖，店主、摊贩也毫不避讳，正版、伪版、盗版的书籍一齐陈列，价格从高到低，任由顾客挑选。这种公然侵犯作者权利，破坏出版秩序的现象猖狂至斯，而且不断地在蔓延，范围日渐扩大。在出版评论者的笔下，出版界盗版翻印的事实触目惊心，“翻版之风，于是大行，竟由上海蔓延平津，近在市坊屡屡发见，凡稍有价值之书，靡不有翻印伪本，假托乌有之店名，劣纸廉价以贱售，考其内容则割裂拼凑，不复成文，亥豕鲁鱼讹误百出，著述本旨，荡然无存，反动思想，间杂其中”。^[3]

盗版翻印的图书质量低下，“错字百出，纸张不良，页数错乱或遗漏”^[4]，堪称出版界的“毒物”。刘半农也惊诧于北平书摊中夸张离奇的盗版翻印现象，在北平一地就有三四百种翻版书籍，把上海各书局销行较佳的书籍几乎一网打尽，“有一本叫郭沫若著孤鸿零雁记，翻开一看，此书原为已故诗人苏曼殊所著”，“我还顺便翻了一本中国文学史，面上注明为上海泰西书局出版。谁知其内容即为泰东书局曾毅所译的中国文学史”，他慨然叹道：“总之，我所看到的书，不是翻印上海版，便是冒充名作者著……其著者书店名目之冒充乱命，实使无甚判断能力的读者目眩眼花。”^[5]杨寿清贬斥这些恶劣的“东剪西贴，拼凑成书者”的翻印盗版行为，称之为“这实是中国出版界上的一个污点”^[6]。陈西滢也在其《闲话》中论及民国图书盗版翻印现象之普遍，出版商侵犯版权之随意。“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税同盟，所以翻印或翻译不问版权是不大要紧的。可是他们待中国的著作家，也一样的凶恶”，“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剽窃了去。”陈西滢对书商巧取豪夺作家版权，任意翻印的行为嗤之以鼻，大加呵斥，称他们是“著述界的蠹虫”，“蠹虫不除，著述界是不会有健全的希望的”。^[7]这些深受盗版翻印之苦的作家、文人、出版商们的集中声讨，直接推动了1932年北平市政府与上海新书业公会联合执法，展开的一场疾风暴雨式地扫荡行动，“搜获翻版书籍三大间，共计二百余种，约计数万册之多”，非法奸商们“遂乘机纷纷运往外埠，或秘密收藏，以图灭迹”^[8]，北平的盗版翻印活动得到了有效的遏制。1934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还颁布了《书业取缔翻版办法》十条，以联合自律，相互监督的方式限制日益猖獗的盗版翻印行为。

对大众消费者来说，性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对于出版业来说也是如此，性永远是吸引读者购买的法宝。“一本书本来只能销五百份，有了女人的肉，可以销到一万份；一种报本来只能销一千份，有了画报——充满了女人的肉——可以销到五万份或几十万份”，“出版界的人们对于女性美在特别的用心描绘，买书的人们对于女性美也在特别的留神赏玩。真的，这是‘肉感’二字促成二十世纪的出版界一个花花绿绿的现象……书中，报中，杂志中，充满了肉，女人的肉！”^[9]民国时期渲染肉欲声色的涉性淫书在市井间广泛传播，流布广泛，是出版“性”潮中浮现出的一股黄色浊流。一些出版商以传播新观念、普及性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生活方式为借口，出版淫书，从中牟利。“近来以介绍性智识自命的定期刊物，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增加了好几种，如《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多的不及半年，少的是最近一二月或一二星期内才出现的”。^[10]这类刊物名义上是介绍和传播科学的性知识和性文化，实际上滥竽充数，以猥亵与玩赏的意味和细腻与肉麻的笔法搜集、描绘才子佳人、风月场所、闺房之乐和淫邪之事。“现在性的教育日趋重要，而我国此类书籍大抵皆猥鄙不足观”^[11]，“文字多幼稚欠通，取材则非谈嫖经，即谈赌学，以及吊膀子，轧姘头种种门槛，下流社会之黑幕，总之，无奇不有，而以诲淫为主。”^[12]上海的美的书店，以“性读物”为招牌，推出性育小丛书系列，出书达十多种。由道林纸印刷，定价仅为二角，一年之间，总共卖出了几十万本。美的书店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老牌出版机构同俦并称。当时市场上还有一种“弄堂书店”，专门编印、销售充满色情成分和低级趣味的《房中秘》、《性库》、《桃色新闻》、《书淫艳异录》等图书，涉性淫书的出版一时风靡且日渐公开化。“近年谈性之书，汗牛充栋，作者多自命张竞生，书中人物，亦不外小江平董二嫂之类。其中有《花魔》等书，一出再出，竟至五集，闻系在北方撰述，而寄沪出版者。此类书籍，以前两年为最盛时代，当时津埠各大商场，竟有公然陈列者，且巧立名目，层出不穷”^[13]。严肃的、正经的、有价值的社科书籍和文学书籍销路不畅，淫秽的书籍却无不畅销，“专售淫秘书籍之爱丽、好运通、青华、交通、中央各书店无不利市十倍，门庭如市”^[14]。有读者直接将上海书店云集的四马路文化街称之为“野鸡窟”，行人经过外滩或者附近的马路，都可以看见许多书摊上都放满了中文本的、英文本的淫邪书刊在公开售卖，触目皆是淫靡猥亵的书籍，蝶恋蜂狂，艳词浪语，蔑视情操，悖离人伦，败坏社会风气。血气未定，不谙世事的青年人如果读到这类书籍和刊物，禁不住引诱，一旦逾轨犯错，就会丧身败家，后果不堪设想。时人将淫书害处总结为三端，“荒废金钱，节省借债而不惜；荒费时间，弃功课、抛正业；流入淫邪，最易引起不道德之情感”，“其毒甚于猛兽，戕害青年生命，教师尤须留心，家长应当注意。”^[15]  但不可否认的是，舆论界对淫书出版严厉批判的同时，存在着“脏水孩子一块倒”式的极端做法，对《性史》等宣传性教育、性科学的书籍等同于淫书。这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性书”与“淫书”的笔战，张竞生、周作人、梁漱溟、吴鸿举、郑宾于等都参与其中，他们呼吁对出版“淫书”进行处罚前，必须进行公正客观的图书审查与鉴定，以避免误伤。报刊上关于性书、淫书的分辨之论则一直在延续，其中不少评论文本所做的分析、论证、探索对今天涉性、涉黄图书的治理与处置仍然具有巨大的参照价值和理论意义。另外，在对“淫书”笔诛墨伐的同时，人们意识到这类低俗读物对青少年的成长危害最大，从而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读物的深入讨论，涉及到儿童读物的内容、形制、生产、改造与审查等多个方面的议题。商务印书馆童书编辑张若英曾在一篇评论中总结了如何编辑一本优良童书的要点，提出童书要适应儿童心理，适合儿童的程度。这种类似于儿童分级出版及阅读的主张，也被当时的出版商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1935年出版的《全国少年儿童书目》就按读者年龄、知识的深浅程度对图书进行了分级，采用书名前加注数字的方式，“1”代表最低年龄层次，适合学龄前的儿童，“2”表示小学低年级，以此类推。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时间里，国民党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儿童读物的管理政策。这都可算是出版评论对“淫书”泛滥进行关注、批评的延伸影响和间接效果，反映了出版评论对现实出版积极的能动作用，能够有力地推动出版净化和出版物品质提升。

1. 出版评论视域中民国出版业的失范问题及其治理策略（一）

2. 曾建辉 | CDIO理念与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革新

3. 《连线》杂志的成功之道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启示（三）

4. 《连线》杂志的成功之道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启示（二）

5. 《连线》杂志的成功之道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启示（一）

曾建辉，文化传播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著有《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