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纪念林穗芳逝世四周年

林穗芳（1929—2009）先生遗作《自选集目录初稿和编选说明》作于2003年。我与遗作保存者、复旦大学王华良教授商量发表此文，以纪念先生逝世四周年，此意有幸获得《济南大学学报》编辑部赞同。鉴于有些读者对作者可能不太熟悉，还有这遗作本身一些事，编辑部嘱我写篇文章，我欣然从命。

林穗芳，广东信宜人，当代中国杰出的编辑家与杰出的学者。广东信宜林家，为岭南望族，钟鸣鼎食，文风特盛。林穗芳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尤其爱好古典诗词。九岁丧父后家道衰落，正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动荡年代，母亲在艰难中独自肩负抚养重任，勤奋好学的林穗芳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名校广雅中学高中部。期间，聘得一位香港老师为他补习英文，故而在大学读书时就翻译了美国葛力克的小说《唐人街》在香港《华侨晚报》连载，显现优异的外语才能。1947年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1951年毕业。当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有赵元任、李方桂、王力、岑麒祥、詹安泰、商承祚等一流名家，有幸聆听众多大师教诲，为一生语文功底奠定基础。大学毕业时遇国家多难，他跨过鸭绿江，经受了抗美援朝炮火的生死考验。1956年调入人民出版社，直到1995年退休，主要从事外语编辑，最高公职为编辑室主任。^[1]林穗芳乃博学鸿儒之辈，一生布衣，又安于布衣，乐于布衣，为人稳健持重，艰苦朴素，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他的同事、韩语翻译家张明惠悼文中称为“编辑巨匠”、“学术精英”，然而我知他晚年自称 “外语编辑”或“资深编辑”而已，谦谦君子之风可见。

我与林先生相识于1989年湖南衡山的编辑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批评我1988年界定的出版概念局限于雕版印刷，是片面的。^[2]他说，印刷只是出版利用的复制方式之一；此外，当今的电子技术以及古代的手抄等都可成为出版的复制方式。从复制方式看，西方古代有抄本出版，中国古代除了印刷出版，必定也有抄本出版。这些见解令我耳目一新，自愧不如，于是甘愿接受他界定的出版概念。对照他的批评，我意识到自己出版学与西方出版史知识之贫乏，急于亡羊补牢或许是最大的收获。在编辑学的性质、对象、范围方面，我们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都主张以出版编辑为研究对象，乃不谋而合；此外，记得他在刘杲同志以前就指出编辑学为“应用科学”，而我是这“应用科学”说的最早赞同者与积极鼓吹者。我们都认为，图书编辑学与刊物编辑学较为接近，然而与新闻编辑学相去甚远，两者需分开研究才宜于“应用”。我著文认为，将图书编辑、新闻编辑以及电影编辑、电视编辑等硬凑在一起，搞“大”编辑学，因为这些“编辑”差别太大，其结果“或者彼此貌合神离，或者失去各自特点，总之都是没有意义的”。^[3]后来在一次讨论会上，赞成这观点的人主要是林穗芳，或谓“二人转”。在20世纪90年代初抨击市场经济的风浪中，我们对书籍成为商品有利于事业发展持基本一致的看法。在“编辑”概念方面，我1986年著文认为，中国古代所说“编辑”的意思是“编纂”，属于著作活动的范围，与今天出版业中的“编辑”是不同的两回事，故而孔子不是也不可能是编辑或编辑家^[4]，由此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编辑概念的大讨论。1994年，林穗芳著文指出：“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和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代表不同的概念。因此，在探讨编辑概念时必须注意区分作品编辑者（编辑作品的作者）和出版社编辑。”^[5]林穗芳的支持令我喜出望外。同年，我将他上述表述命曰“两种编辑”说，并撰长文《三论何谓编辑》以作响应；1998年又作《古代撰述国史称“著作”考》^[6]，旨在巩固我们共同的见解。

想当年，编辑学会在刘杲、邵益文领导下，团结合作，生动活泼，讨论之风特盛，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段黄金时期。我与林穗芳同属少数派阵营。他自支持我之后，对方辩友大都同时批评我们两人，而我比他年轻七岁，答辩之事非我莫属。像我的《四论何谓编辑——为出版“界说”与刘辰先生商榷》《关于出版概念》《批评与事实——就“两种编辑”答陈仲雍先生》等文章，都是在他建议下由我操笔成文，经他过目再送编辑部。为搜集国际法中出版概念资料，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徐庆凯编审特地从资料室复印了《世界版权公约》与《伯尔尼公约》中译本寄给我。与林先生相较，对方辩友在出版学方面不具优势，再加对古代文史不熟悉，我作答辩颇为轻松，越写越顺手，心想再多些也乐于应付。或为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然而，我并非没有困难，主要是发了批评文章的刊物常常不愿发表我们的答辩。一般说，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此为公平、公正，也是一种自由；只准批评，不准答辩，算不上光明正大，故而君子不为。这种普通道理刊物编者当然知道，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两派都是朋友，都不想得罪；若是非得罪不可，有时以得罪我们为上策，因为我们是非主流的少数派。所以争论越多，我碰壁越多。林先生比我年长，这类烦心事无需告诉他。到2001年，我写了《答李明伟先生》被上海一家刊物拒绝后，决心不再答辩。没有答辩的批评引不起读者兴趣，延续十多年的编辑概念讨论就此结束了。

学术讨论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来都是光明磊落，无关乎个人意气。自1989年衡山会议上听了林穗芳批评后，我使用的出版概念，还有书籍概念，从不讳言取自林穗芳，并有文章公开说明。1994年，编辑概念大讨论中出现未曾料到的重大事件是林穗芳著文支持我。为了维护共同认知的真理，于是有了与林穗芳一段令人难忘的愉快合作，已如前述。我们都已是老人，早已不是心血来潮的年纪，而且一在北京，一在济南，1989年以前素不相识。可是，数年之久的愉快合作，毕竟志趣相投；特别是在他建议下撰写答辩以及其间的风风雨雨，不能不拉近距离，变陌生为熟悉。此外，脾气与个性也有相似之处，故而交往频频，彼此的了解随之增多，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朋友。书生情谊盖以学术为重，以读书作文为乐；所赠者为自己作品，无需鲜花；“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事事平淡似水，处处情真意切。可是，要是没有那场学术讨论，我们大概不会走得这么近，今世良缘或得造化之助。对我来说，上天赐我以良师益友，岂非三生有幸！

1996年以后，随着我们两人从编辑学中淡出，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到2001年春天，当我电话告知要到北京开会，林先生因为乔迁和平里民旺大院新居不久，马上邀我到新居作客。我开完会，照旧空着两手造访民旺大院林府，就像以前造访西总布胡同林府一样。已有几年不见，那天林先生也很高兴，清茶一杯，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多；中午事前说好在附近一家老年俱乐部用餐，不会喝酒的林先生陪我喝了一瓶啤酒。谈话间，我主要向他诉说这几年搞出版史的酸甜苦辣，这方面我有说不完的话。兴趣广泛的林先生早已关心中国出版史，欣然答应为我出版史文稿提意见。当然也谈其它，像他研究标点符号并在印刷学院讲课就是这次得知的。辞别出门时已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暮春傍晚，寒意袭人，身上也感到有点累。2001年以后，林先生为我审读出版史文稿有数十万字。我每写完一篇，都给他邮寄一份大字打印稿，另发一份电子邮件，以便写意见时可以在电脑上复制我的文字。他每次都提意见，数年间有数万字。我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所以难免有争论。有一次探讨汉唐书商问题，两人引经据典，各持己见，电子邮件往返数次，与一次学术讨论无异。如此无私帮助，如此高情盛谊，天下难得，时时牢记心头，不敢有忘^[7]。最后一次对我文章提意见长达七八千字，电脑记下时间是2007年6月14日。林穗芳晚年深受眼疾之苦，阅读不便，最后除了为我看稿，不再审读其它文稿，我得知后悔恨莫及。世上唯情义无价，斯人已逝，此情此意无以为报，不禁黯然伤神，潸然泪下。

林穗芳一生主要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个人著作活动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增多，退休后趋于鼎盛。他生前已获得不少荣誉，如1988年获“老出版工作者”称号，1990年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2002年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证书，2009年获“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等。对这位在编辑岗位鞠躬尽瘁四十年，工作中奇迹般地使用过十六种外语、享有“译坛奇才”美誉的林穗芳来说，这些荣誉当之无愧。不过在我看来，他不仅是杰出的编辑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学者。近二十年交往深知林穗芳是饱学之士，是耿介之士。当今对他作为杰出编辑家了解较多，令人高兴，然而对他作为杰出学者的了解未免少些。向读者推介《自选集目录和编选说明》，旨在期待人们更多关注他的学术成就。

在中国，林穗芳是出版学与编辑学的主要奠基人，其著作特征或可概括为这样三点：务实、创新、严谨。

务实，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不尚空论。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开始兴起的时候，记得许多人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林穗芳特立独行，埋头研究基本概念，他将“出版”“书籍”“杂志”“期刊”“编辑”“著作”等概念一一予以科学界定。如今时过境迁，诸多理论体系在喧闹之后大都纷纷谢世，如过眼云烟，然而他界定的基本概念，或被法规采用，或被教科书吸纳。其中原因盖在，科研首先需要遵循自身规律，而不是鲁莽与轻率。当编辑学尚处在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心急者企图在学科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获得科学界定以前就构建理论体系，好比在沙滩上建大楼，难以成功在意料中。林穗芳研究基本概念，除了因为崇尚务实，另一原因是心里懂得如何建设新学科，说明他是科研的行家里手。

创新，是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念。在学术上，林穗芳一贯勇于开拓。他是编辑学与出版学的最早研究者之一，重要论文如《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1986），《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1990），《“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1994）等，无不道人之未道，名重于一时，影响至今犹存。此外，业内专家评他的《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是“当今最有分量的一部标点符号学术著作”^[8]，评他五万言长文《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为“智思充溢，创见层出”，“远见卓识的方略，一幅精心设计的蓝图”。^[9]凡此可知创造力之旺盛，看来他只要下定决心，总能开出一片新天地。林穗芳之创新，一靠兼通中外、以外为重的渊博学识，二靠娴熟的科研能力。退休后十多年因为精力集中，创新最多；若天假以年，成果必定更为丰硕。

严谨，是学风严谨。林穗芳是当今出版界语文修养最优者之一。语文修养不只是内容问题，也是逻辑问题。林先生语文功底好，文字朴实而戒浮华，追求准确无误，不以精悍见长，而以资料详赡、逻辑严密、说理清楚著称。凡论证问题如出版概念、历时性汉语词典等，征引国外资料之丰富与全面，为海内唯一，迄今无人可及。从文章可知对中国古籍也相当熟悉，称“兼通中外”未为过誉。逻辑严密是他文章特征之一。如林先生将“两种编辑”表述为：一是“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另一是“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这样的表述是思维逻辑与语言逻辑的完美契合，故而当年我敢以“无隙可击”与“驳不倒”之语，挑战对方辩友。最早想区分“两种编辑”的或许是我，可是我未能想出这样好的表述，这里应了一句俗话：“姜是老的辣！”

现在，回到王华良教授保存的林穗芳这篇遗作上来。

王华良曾长期主编《编辑学刊》，深知林穗芳文章价值，故而一再建议他出一个完整的文集。林先生为人低调，不好交际，又是万事不求人，最终在好友王华良催促下写了这篇文字，原名《一个外语编辑的奉献——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论著自选集目录初稿和编选说明》，于2003年1月以电子邮件发给王华良。以后，王华良几度联系出版单位，直至成为遗作仍未获结果，于是写了《林穗芳未及出版的自选集》刊于《出版史料》2013年第1 辑。这文章引起刘杲、邵益文、吴道弘等出版界著名人士关注，纷纷出谋划策，奔走呼号，如今《自选集》已在筹备中，或可告慰于地下之林先生。

林穗芳于2003年给王华良的这篇文章，分“自选集目录初稿”与“编选说明”两大部分。这次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现名，然而原名的意思更全面，仍请关注。“目录”凡九十篇，分九个部分，发表时删去了刊载以及转载之出版物这类内容。“目录”既以“编辑出版”为限，其它作品不在其中；本为作者“选集”，并非全部作品，像《中外编辑出版研究》一书只选了9篇，另有14篇未收；称“初稿”表示“目录”有斟酌余地，只是作者故去后，斟酌已无可能。作者乃编辑名家，“目录”中有些文章，选自他职务作品如选题报告、审读加工意见等；所选都是他最满意的，必有名家风范，是编辑学习的楷模，也可成为本书一种特色。作者又是语文专家，九部分之一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内容属于语文修养。当今出版物中语文差错几乎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部分作品对症下药，切中时弊；有几篇题目虽小，然而都针对习以为常的语病；另有《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文字规范的一些基本知识》等数篇，它们作为出版业务教材都是不可多得的独家文章。诸如此类，不能一一介绍。

“目录”后面的“编选说明”，是对所选文章的必要解释。王华良《林穗芳未及出版的自选集》这样说：“在编选说明中，他对影响比较大、自己特别重视、特别花力气的文章或观点，逐个介绍了写作的背景和针对性，以及自己特别强调的某些观点的用心和意义，同时也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它们发表以后的学界反响和社会效果。这实际上是林先生对自己论著所作的一个认真、精到的梳理。”本文前面谈到林穗芳学术成果的三个特点——“务实”“创新”“严谨”。读“编选说明”，可以对这三个特点获得具体的了解，并获得生动的感受。

必须指出，由“目录”与“编选说明”两部分组成的这篇文章，本是作者为王华良向出版单位推介《自选集》而准备的一份书面材料，原本不是为了发表。林穗芳做事一向认真细致，他在王华良推介之前，自己先对作品做一次系统整理与疏理，并一一说明重要文章的写作背景与意图等，这样写下的“编选说明”，究其目的，既是为了王华良便于推介，也是为了出版社便于了解《自选集》是怎样一部作品。比如将文章的社会反应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向出版社提供简明扼要的材料，一目了然之外，又省却翻检之劳。谁都看得出来，若用于发表，作者不可能这样写。不过，作者当年为推介《自选集》而写的这份材料，经历长达十年的沧桑变故之后，客观上变成了作者生前自己编撰目录，并系统说明自己几乎一生重要作品之写作背景、意图以及社会反应的一份珍贵资料。这种资料，随着作者去世而显得越发重要。这样的客观意义，并非作者之初衷，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发表该文主要基于这客观意义，作为作者晚年系统谈论自己学术与著作的一份资料，如今具有的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如杜甫所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作为著作家的林穗芳，系统了解他作品中的观点与用心，进而全面了解他的学术与成就。

还要说明一件事，“编选说明”两次批评教科书抄袭他的作品。当今学术领域的抄袭问题，常常令许多作者与林穗芳一样感到头痛，又无可奈何。一般说，教科书采用别人的科研成果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必须交代观点与材料的来源，引用文字要加引号，总之必须公开说明。说明了就不是抄袭，不说明就是抄袭。有些年轻作者不明其中道理而未作说明，稀里糊涂犯了错误也是可能的。可是，不论有意或无意，性质都是抄袭。这次发表为尊重原作，批评抄袭的文字没有删除，只将作者与出版社隐去，以示对事不对人之意，谨请谅解。

   2013年10月于山东大学望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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