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声名显著的作家，难免遭人非议、责难乃至诽谤，年轻即成名的巴金也未曾逃脱。20世纪30年代，因着《爱情三部曲》《家》《复仇》等小说的问世，巴金成为当时备受知识青年喜爱的作家。随之而来的是严肃的批评、善意的劝告，而谣言、误解等也接踵而至。巴金一时不知所措，只能默默承受，在不堪其扰之后，发出属于自己的《灵魂的呼号》。据说是1932年晚秋的一个上午，巴金的住所迎来了一位年轻人的到访，一场被记录在册、盖棺定论的“造谣采访”由此开始。它少见于史也并未引起多大的波澜，即便是知晓者也不过一句“捏造”“诽谤”。旧事重提，需要探讨和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采访始末如何？采访者究竟何许人也？
一
煞有介事的访问记，子虚乌有的采访史
2015年《北方人（悦读）》杂志刊登了周立民的一篇文章《作家的八卦》。文章里提到了一场与巴金相关的采访报道，时间是上世纪30年代初。据他的描述：报道行文极夸大之能事，牵强附会，荒谬无稽，颇有当下娱乐八卦之风。内容摘录如下：
看这篇，写得何其火爆：“巴今先生身量不高，头发乱乱的，面色苍黄。嘴边有一枝纸烟，身上穿着一件绿色天鹅绒的俄国农民穿的高尔基装的外衣。这外衣对我并不生疏，因为我曾见过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穿着同样的一件。”谈到写作计划“巴今先生”说：“我计划写一个长篇……写成大约要有两千多万字，即使剪裁紧缩的写，怕也要有一千多万字呢!”“……更想使我的作品长度打破全世界的小说长度纪录，作一个世界长篇小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别看我身量短小，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是长，长，长极了!”（辣夫斯基《访问贰·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1933年5月17—20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1]
无独有偶，早在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谷苇所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一书中就已详细记录此事。在《没有打起来的文坛官司》（284页）一文中，出身记者的谷苇认为此举名为采访报道，实乃文坛官司，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巴金未予追究，因而无声无息了。对于采访巴金的记者“辣夫斯基”，谷苇还在1991年采访巴金时专门请教过。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将近60年，巴金还是凭着多年的记忆做了回答，因而对这场采访报道的另一位当事人也就是采访者以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得以披露更多的细节：
约同月，一化名辣夫斯基者云“去年晚秋的一个上午”“访问”巴今（按：显系巴金之误，也许这是原作者故弄的狡點之计。）说巴今“身量不高，头发乱乱的，面色苍黄。嘴边有一支纸烟”，身上穿安那基主义者常穿的“绿色天鹅绒的俄国农民穿的高尔基装的外衣”；问用巴今笔名有无“深深的用意”，巴今让他看墙上的两张像片“一张是巴枯宁的，一张是克鲁泡特今的。……原来巴今先生是用了巴枯宁的‘巴’字,和克鲁泡特今的‘今’字作笔名呵！”又问“写作的新计划”，巴今说“多写长篇，长长的，长长的，长到几百万字，或几千万字。……作一个世界长篇小说最长记录的保持者。別看我身量短小，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是长、长、长极了！”……
因为《年谱》所记不详。我问巴老：“辣夫斯基是什么人？那篇文章发表在哪里?”
巴老笑了。笑意中含着几丝宽容，他含着几分“真好笑”的意思。他想了一下，说：“文章是在天津《庸报》上发表的。‘辣夫斯基’自然是个笔名。听说他的真名叫张鸣奇。记得他的文章不是攻击我一个人, 似乎还攻击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作家。是一组系列性的文章吧。详细的内容，要去查当时的报纸才清楚。”[2]
在上述两者的表述中提及了《巴金年谱》与《庸报》，这应是这一事件最早的书写和记忆。事情原貌到底如何，是否如它们所说，我们做个“探案”，即可知晓。
谷苇提到的《年谱》即《巴金年谱》，由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10月，距谷苇采访巴金不到两年。既然谷苇提到了《巴金年谱》，我们来看看该书的相关记载：
约同月，一化名辣夫斯基者云“去年晚秋的一个上午”“访问”巴今（按：系巴金之误），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作访问记。说巴今“身量不高，头发乱乱的，面色苍黄。嘴边有一支纸烟”，身上穿安那基主义者常穿的“绿色天鹅绒的俄国农民穿的高尔基装的外衣”；问用巴今笔名有无“深深的用意”，巴今让他看“墙上的两张像片”一张是巴枯宁的，一张是克鲁泡特今的。……原来巴今先生是用了巴枯宁的‘巴’字,和克鲁泡特今的‘今’字作笔名呵！”又问“写作的新计划”，巴今说“多写长篇，长长的，长长的，长到几百万字，或几千万字。……想使我的作品长度打破全世界的小说长度记录，作一个世界长篇小说最长记录的保持者。別看我身量短小，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是长、长、长极了！”又云巴今说：“我计划写一个长篇，以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的斗争的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O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的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生活为题材，写成大约要两千多万字…因此我想在最近的将来到西班牙和阿根廷各游历一次，并且这部小说以世界语来写。”（辣夫斯基《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访问贰》）[3]
这就比谷苇和周立民的引用要详细的多，应该是辛苦查找了当年的《庸报》而写成。但毕竟不是原文，还不能还原当时这位“辣夫斯基”采访巴金经过的原貌。这里也没有指出引用的资料来源是《庸报》。
结合周立民和谷苇采访中巴金指出的《庸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庸报》上找到了发表的《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访问贰》原文。该报道刊登于1933年5月17-20日该报第九版的《另外一页》副刊。全文内容如下：
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访问贰
身量不高，面色苍黄
研究广告学是疑问
拟用世界语写小说
在去年晚秋的一个上午，蒙友人H君的介绍，我同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先生会过一次。晤谈的情形，颇值一记。
我到巴今先生寓所的时候，据一个穿得很整洁的男仆说，巴今先生还没有起床。我说明来意之后，又把H君写了几句简单的介绍词的名片让他拿进去，等了有十分钟，我便被领到一间不十分宽大的房子里坐下。
那房子虽说不十分宽大，但陈设的很精致，只是稍觉零乱些，特别是书桌附近。这颇可见出主人公的性格。
我因为书桌之于作家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所以便走到书桌旁边看了看。桌上有一盏桌灯，一些写秃了的钢笔头，一厚堆空白的稿纸，一些中文，世界语文的书报杂志。书桌的正中，有一本摊开的书，一枝蓝铅笔斜跨在上边。那书，想来是巴今先生昨夜曾在灯下看过了的，便更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再走近去看，书名是《广告学大纲》，摊开处正是一百零三页，书中有一些文字边旁，画着蓝色的粗线。我不由想到作一个名小说家的不容易来，连与文艺没有关联的广告学都要研究，何况其他呢？同时对巴今先生的在读广告学时的另用蓝铅笔辅佐着，至少是对巴今先生的那丰富的多方面的涉猎的趣味，特别引动我的钦佩。我仔细看了看蓝色粗线边旁的文字，记得是这样的几句：
“……欲使货物销路增加，及引起顾客注意起见，多量的广告费无须顾惜。故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皆有刊登广告之必要。……虽财力有时似过浪费，然将来在货物之畅销上，必能得到意想不到之回报也。……”
我看完正在猜想巴今先生为什么对这几句话特别予以注意的时候，忽然听到拖鞋声由远而近，想是巴今先生来也，我便仍回到原坐的椅上。随后，巴今先生走进来了。
“对不住，让你久侯了。昨夜睡得太迟，所以今早起得晚了些。对不住，对不住！”巴今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和早已站起来的我握手。
巴今先生身量不高，头发乱乱的，面色苍黄。嘴边有一枝纸烟，身上穿着一件绿色天鹅绒的俄国农民穿的高尔基装的外衣。这外衣对我并不生疏，因为我曾见过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穿着同样的一件。
“请巴今先生恕我，巴今即是先生的笔名，先生的真姓名是什么？”对坐之后，我这样的问了一个□笨的问题。
“是的，巴今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姓名是黎新生。”
“然则先生用巴今作笔名，可有什么深的用意，据我所知，许多作家的笔名都是有用意的。例如：许地山先生之以‘落花生’为笔名。他自己对我说是因为他爱吃落花生；周树人先生之以‘鲁迅’为笔名，他虽不曾解释过，但想来不外是形容矛盾的意思，盖虽鲁而迅也，这与赵平复之以‘柔石’为笔名是同样的意思。……”巴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你要问我用巴今这两个字作笔名的用意？好的，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也不用我明白的说出来，你只要看一看那墙上的两张像片，大概便可以想得出来。”巴今先生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我身后的墙上。
我急忙回过头来看，墙上确有两张像片，都镶在深绿色的镜框里边。一张是巴枯宁的，一张是克鲁泡特今的。我当时明白过来，原来巴今先生是用了巴枯宁的‘巴’字,和克鲁泡特今的‘今’字作笔名呵！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与马宁的用着马克斯的‘马’字，和列宁的‘宁’字是同样的意义吧？
经过一度短时间的沉默，巴今先生又点着了一枝烟。我因为那几天喉咙不大舒服，曾把巴今先生让我吸烟的美意谢绝了。
“巴今先生对现在中国文坛有什么意见和感想？”我耐不住沉默，又提出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么？笑话！意见和感想我不配有。我只知道写作，写作，虽医生曾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但手是总要痒痒的。同时，我有的是热情，那热情在我身体里燃烧着，好像一条鞭子抽得我心痛，所以我不得不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的写，日也写，夜也写。”巴今的面色在苍黄之外，这时又罩了一层忧郁的色调,手在颤动着，我开始注意到他那细弱的，白嫩的手，那是一双写过八十多万字的右手呵！
“那末，巴今先生最近有没有写作的新计划？”
“最近倒有一个，但实现的时候，恐怕不能太近。我计划写一个长篇，人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的斗争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O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的战斗的阿根庭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生活为题材，写成大约要两千多万字，即使剪裁紧缩的写，怕也要有一千多万字呢！"我听了巴今先生的这伟大的计划，不禁又想到他那细弱的，白嫩的右手。
“因此，”巴今先生接着又说下去，“我想在最近的将来到西班牙和阿根庭各游历一次，并且预备这部小说以世界语来写。你要知道假使用中文写，不但读者不会太多，而且出版家恐怕也不好找呢！咳！可怜的中国读者，可怜的中国出版家！”
“这，大概就是巴今先生对中国文坛一点点感想巴？”我这样抢着说了一句。
“笑话，笑话！”巴今先生似过于客气了。
以后我同巴今先生又谈了一些闲话，我在深致钦佩之余，提及巴今先生还研究广告学一事。巴今先生听了脸色骤然转红，像是被人揭发了秘密似的羞惭起来，巴今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到现在仍觉奇怪的疑问。
临别时，巴今先生又说了这样一大段话：
“这次蒙你访问，个人极为荣幸。方才你问我对中国文坛的意见和感想，因为我不深知你的用意，我只说我不配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其实，我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的。我觉得现代中国的一般作家，都过于懒惰，过于会讨巧。小说是只写短篇的，而诗也只写个三五行，绝不往伟大处走，绝不肯多费精力写长篇的东西。因之也养成了读者的懒病，不耐读长篇的作品。个人，则想矫正这病态的现象，多写长篇，长长的，长长的，长到几百万字，或几千万字。愈是一般作家所不愿作的，我愈作；愈是一般读者所讨厌的，我愈写。愈长愈不怕长，非把目前这种不当有的现象矫正过来不止。
至于我个人，不客气的说，更想使我的作品长度打破全世界的小说长度纪录，作一个世界长篇小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不顾时代，不顾目前一切都需要简单化的趋势。別看我身量短小，要知道我的思想,我的热情是长、长、长极了！”
我与巴今先生握别后，在回归的途上，我恍忽看见一个长尾巴的矮小的动物，一身绿毛，无视它颈上的锁链，一窜一跳的来回奔驰，口中高叫着自由之歌。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该文长达2000多字，是《巴金年谱》相关引述的五倍。在这篇访问记中，辣夫斯基通篇使用“巴今”一名，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巴金”，但作者并未具体说明，处于模棱两可，全凭读者意会之间。此外，辣夫斯基首先交代了具体年份、季节以及一天的时刻等时间，并述说了如何与巴今联系上及其上门拜访时的情形。在记述与巴今交谈的情形时，生动详细地刻画了当时的所处的背景环境、巴今的外貌、神情、动作等等。通过语言文字将这场采访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不由生出了一股真实之感。但是，文章对于巴今相关问题的回答的描写，又让人觉得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尤其是最后的结语，更是将讽刺、诋毁的意味彰显得淋漓尽致。因而，通读全文之后，不由得给人这样一个感受：辣夫斯基访问了巴今，撰写了一篇访问记，但此访问记却是一篇诋毁、攻击巴金之作。
至此，似乎这场由一个采访及其报道而起的文坛官司的来龙去脉已经确凿无误了。由当事人巴金亲口所述采访者“张鸣奇”及其报道文章发表之处，加之《另外一页》所刊系列文章，一切仿佛不言而喻，都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1932年晚秋的一个上午，一个化名“辣夫斯基”的年轻人拜访了巴今的住所，并对他进行了采访，而关于这次采访的报道文章于1933年5月17-20日刊登在《另外一页》上。该报道措辞浮夸，内容虚假，充斥着诋毁和讽刺，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攻击巴金的诽谤文章。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这场煞有介事的采访完全是子虚乌有，而言之凿凿的访问记也是虚构之作。其证据同样出自《另外一页》。
1933年7月3号《另外一页》的“代邮”栏目刊登了一则署名“华燕”的读者来信。信是写给“辣夫斯基”的。华燕在读完辣夫斯基撰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作家的访问记后，生出了这些作家究竟是谁的疑惑，并写信询问。来信内容如下：
辣夫斯基先生：
我读了先生的几篇《访问记》之后。使我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许多中国文学家，的确使我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兴趣。但是今天我要问先生请教的，是这一个问题：你把每一个人的访问记写出来之后，我都要有几分钟疑惑，如同“谢秉馨”是哪个？“巴今”是哪个？“李今法”又是哪个？这些问题我很不明白，他们的真姓名那里去了呢？我的问题也许荒唐一点，也许无聊，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的答复。祝你康健。
华燕 七月一日
辣夫斯基针对这份来信作了专门答复，刊登在1933年7月5日《另外一页》的“代邮”栏目中。回信全文如下：
华燕先生：
经我的几篇《访问记》发表在《另外一页》以来，很引起外间一般的疑惑；如今，依了先生的来信而得一解释的机会，是自己深感快慰的事。《访问记》完全是虚构的，凭借着想象的产品，因为个人对于所写过的几位作家，既不相识，也不曾遭遇过蒙他们接见向我畅谈衷曲的幸运。我之所以要写《访问记》，只是想活动活动因为病而停了半年的文笔，在《另外一页》上追随着其他的友人凑凑热闹。所以既无目的，更无用心；虽说每篇多少也带着点儿讽刺的气息，但实在讲来，都又是极浅薄极无聊的，不足博大雅一笑的玩意儿。
至于我之所以改换人名等等，绝不是怕引起被写者本人的误会，因为我深知在举国鼓吹风雅，举国溺于幽默的今日，我的毫无恶意的谐谑，是不致发生小气的责难的。我所以改换人名等等，说句老实话，是全为对付读者，因为我怕读者把它们认为真的《访问记》，致对于所写的作家发生不良印象，而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的功绩。然而，虽说如此，我也没有欺骗读者的心思，因为所谓之虚构，所谓之想象，是大部分都有根据的。论及谢秉馨是哪个，巴今是哪个，李今法又是哪个，我想无须我再来指明，这，是要赖于读者对中国文坛常识的。如果先生乃至其他读者不熟悉中国文坛掌故，则我只有请先生乃至其他读者把《访问记》当笑话看，当相声听好了。
匆匆覆比，敬祝：安宁
七月三日
辣夫斯基
由辣夫斯基的“自供”可知，这场被认定为“事实”的“采访”从未发生，刊登的《访问记》也完全是虚构的、凭借着想象的产品。
关于“辣夫斯基”的真实身份，根据巴金的回忆，应是一个名为张鸣奇的年青人，而这不由地让人追问：这位“张鸣奇”到底是何许人也？
二
“张鸣奇”实为“张鸣琦”
“张鸣奇”是破解“辣夫斯基”真实身份的惟一线索。原以为只需循着这条线索，即可查找到相关有用信息，其身份之谜自然也随之解决。然而事与愿违，在《近代报纸数据库》、《读秀》等中均未检索出任何结果。与此同时，以“辣夫斯基”为关键词检索时，结果出处全部指向《庸报》，而《庸报》也是这场采访报道的起始地，因此《庸报》应是解决其身份之谜的关键。果不其然，通过大量翻阅、检索发现，《庸报》上存在署名“鸣琦”“张鸣琦”的作品。这不禁让人有了这样的假设：“张鸣奇”实乃“张鸣琦”？
辣夫斯基在《中国长篇小说家巴今访问贰》〔二〕中，问及巴金笔名的含义时，曾列举许地山、鲁迅、赵平复等人的笔名，特别是提及许地山的笔名“落花生”时，提到“例如：许地山先生之以‘落花生’为笔名。他自己对我说是因为他爱吃落花生”。张鸣琦在《我与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谈及了自己与许地山的相识过程，对其笔名“落花生”的由来也做了回忆：当时许地山一边吃着落花生，一边说自己最爱吃落花生，因此笔名叫落花生。内容如下：
说到地山先生，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我同他认识，是在离开艺术学院以后。那时我刚刚由戏剧系毕业，经熊佛西先生的介绍，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作一个起码的职员，顺便更给许先生个人做书记。记得第一次去见许先生，是在燕大附近的他的宿舍里……同他说什么话，现在是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规定书记的工作范围和时间之后，他拿出一大盘落花生来。他一边剥着吃，一面说：“我最爱吃落花生，所以我的笔名叫落花生。”接着他的笑声，我也笑了……[4]
张鸣琦从戏剧系毕业的时间为1929年，与许地山见面相谈的时间应该不晚于1930年。通过这次见面，他亲耳听见了许地山对自己笔名“落花生”由来的解释，并于1933年5月以笔名“辣夫斯基”撰写巴金采访报道时，将这件事表述出来。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张鸣奇”应为“张鸣琦”，即署名“辣夫斯基”也者。
巴金在回答谷苇提问时曾说，该采访报道是一组系列文章，攻击了好几个辣夫斯基不喜欢的作家。诚如所言，辣夫斯基的确撰写了一组采访报道，采访对象分别是章一瓶（1933年5月11-12日、13-16日）、巴今、周卓仁（1933年6月19-23日）、李今法（1933年6月24日、26-27日、29-30日）、谢秉馨（1933年7月1日、3-7日），根据谐音可以对应为当时文坛的著名作家章衣萍、巴金、周作人、李金发、冰心，且写作手法与风格统一，以夸大而令人感觉荒谬，明显地带着副刊“新闻化”的味道。
与此同时，辣夫斯基在1933年9月16日还发表了熊佛西的采访报道《访问熊佛西先生》，一扫之前夸大的文风，尽显平白朴实，而且也未对人名进行任何谐音处理。在提及戏剧系停办时的措辞，也明显表露出自己与之密切相关，与熊佛西熟识的意味。内容摘录如下：
九月六日下午，与友人同去拜访熊佛西先生……由焦菊隐谈到平大戏剧院第一届毕业同学的赴津公演，熊先生说：“天津人到现在还想着我们。”……至于戏剧系被停办事，因我们都不愿无端的勾起不快，并未谈到……
报道的主人翁熊佛西（1900—1965）是中国戏剧教育家、作家、中国新兴话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1927年6月，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解散，1928年在熊佛西的积极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的学校改为艺术学院，隶属国立北平大学。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勒令戏剧系停办，报道中所说的“戏剧系停办事”应为此事，而这距离采访不过两个月。张鸣琦曾是戏剧系第一届学生，受教于熊佛西，于1929年8月毕业。同年，由熊佛西带领包括张鸣琦在内的六名毕业学生去往天津进行了三天6场公演。
关于张鸣琦的笔名，1936年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中记载，张鸣琦笔名“拉夫斯基”。孤证不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徐乃翔、钦鸿合编，1988年出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陈玉堂编，2005年出版）中均对此有所记录：张鸣琦笔名拉夫斯基。后者并有简介如下：
[张鸣琦](1907-?) 河北人。笔名拉夫斯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曾任中学、师范教员,天津《庸报》编辑。1934 年后,任山东省立剧院编辑兼布景设计员、编译主任、北平艺专图书馆主任、总务主任等职。[5]
“拉夫斯基”与“辣夫斯基”仅一字之别且音尤为相近。从最早的1936年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张鸣琦确实使用过“La Fu Si Ji”这个笔名，进行过创作发表活动，而编者将其记作“拉夫斯基”。这可能与张鸣琦出身于戏剧专业，长期从事戏剧创作表演教学活动，毕竟“拉夫斯基”这个称呼极容易让人联想到俄国著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斯坦尼拉夫斯基”，而一个从事戏剧研究的人取一个“拉夫斯基”的笔名合情合理。等到了1988年，徐乃翔、钦鸿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笔名沿袭前人记录，并且进行过相关文献搜集考证，但可惜并未发现任何署名“拉夫斯基”的作品，因而在笔名“拉夫斯基”后标注“署名情况不详”内容。最新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对张鸣琦生平作了简短介绍，也提及了笔名“拉夫斯基”，但笔名使用情况并未提及。
综上所述，“辣夫斯基”即为张鸣琦。1991年，巴金接受谷苇采访时，已经时隔近60年之后，想来已84高龄的老爷子对“辣夫斯基”的原名只有些许记忆，至于具体是什么在字，估计已经记不清了，“张鸣琦”被记成“张鸣奇”也不无可能。早在1936年《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出版之前，张鸣琦已用笔名“辣夫斯基”署名发表作品，但不知编者从何得知其笔名“La Fu Si Ji”,将其录为“拉夫斯基”从而造成了后来者无可考证的状况，直到如今。
三
中国舞台美术家张鸣琦
目前关于张鸣琦的生平介绍并不多，但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勾勒，也可以算是一个被历史遮蔽的戏剧人物。
张鸣琦生于1907年，卒于1957年，河北人。我国早期舞台美术家。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他曾任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图画老师、天津《庸报》编辑与《庸报·另外一页》主编之一、山东省立剧院编译主任兼艺术导师。曾先后参加过“北平小剧院”“天津零零剧社”“北平戏剧学会”，长期从事戏剧表演活动。1949年后供职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舞台指导，参与了《保尔·柯察金》《尤利乌斯·伏契柯》等戏的设计工作。
在我国话剧运动早期，他曾发表过大量有关舞台美术等领域的文章，主要包括《效果的营造及用法》和《光与影》（1929年7月1日《戏剧与文艺》）、《舞台装饰及演进》（1929年8月1日《戏剧与文艺》）、《论舞台装饰》（1930年3月1日《戏剧与文艺》）、《舞台美术论 ——介绍阿道鲁夫·阿比亚》（华北日报 1935年7月20日第7版）等，同时也曾编辑过《戏剧与文艺》杂志、《全民报》“戏剧副刊”等，在传播舞台美术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辣夫斯基”是1933年5月那场所谓的与巴金密切相关却又鲜为人知的文坛官司的重要当事人。究其真实身份，不是“缉拿真凶”“非议责难”，而是以解悬而未决之惑，添作查缺补漏之功。泛舟史海，因着只言片语，循着蛛丝马迹，抽丝剥茧般将悬而未决之事厘清辨明，这无疑也是文学史与出版史研究的一大雅趣所在。
（载于《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4期）
[1]周立民.作家的八卦[J].北方人（悦读），2015（05）：21.
[2]谷苇.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285.
[3]唐金海、张晓云. 巴金年谱（上）[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296.
[4]张鸣琦，我与许地山先生[J].中国文艺（北京），1941，5（1）：18-19.
[5]陈玉堂.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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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未来研究院智库专家、《数字出版研究》编委。编著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版权丛论》《书中有故事》《晚清版权文献汇编》《晚清出版史料汇编》《民国版权史料汇编》《高梦旦：著述与追忆》《高凤池日记》《版籍丛录》《近代书评文献汇编》等，策划有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等。即将出版《张元济与早期商务印书馆——近代出版史散论》《寻访查令十字街》《〈庸报〉副刊 另外一页 全编》《大东书局史料初编》《中国雕版源流考汇刊》等。
后宗瑶，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秦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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