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944）作为出版家的贡献有许多，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归纳与阐释。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最能说明他做出版的三大贡献。
1.写在左翼出版旗帜上的韬奋精神
邹韬奋及其创办和经营的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是标杆。
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家的人有许多，但邹韬奋是独特的，唯一的。独特与唯一，在于他是左翼出版的一杆旗，旗帜上书写的是韬奋精神。关于韬奋精神的提法，最早最正式是在中共中央的唁电中出现的：“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当然这里还没有与名字关联。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给出过一个概括：“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 这句话里，精神与名字有了关联，也是最早对韬奋精神作出的政治性界定。
什么是韬奋精神，如何从出版的角度来概括？有不少行业人士对韬奋精神的内涵做过不同解说，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一是竭诚为读者服务。在出版方面，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读者服务。在邹韬奋这里，明确了读者之于出版者的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竭诚为读者服务”。他说，“我们现在不但保持我们对于社会的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而且还要尽量发展这种传统的服务精神，由此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得到更大的开展，由此使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有更普遍而深刻的贡献”。[2] 他说他“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邹韬奋把整个的心都给了读者，是最懂得读者的出版人。20世纪30年代由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抗战胜利后与读书、新知合并成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都秉承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作为三联书店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立店之本，延续至今，成为在知识界颇富盛名的出版社。把一切献给读者，就涵盖了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一切方面。如认真的工作态度，精湛的编辑技艺等都在内。
二是坚持出版工作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始终走在时代进步的前沿。周恩来有一个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是对韬奋精神这一方面的最好的一种阐释。韬奋本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总是随着时代进步，总是在与落后腐朽进行不倦的斗争。这里也涵盖了出版的责任与担当。
韬奋的这两种精神是他的事业的精髓和前进的动力。
2.资本创新：生产合作社制
韬奋的贡献不仅在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杂志与一个成功的出版社，而且更在于创造的这个书店有一种成功且独特的资本制度确保了全部事业的成功。出版经营的基本要素是资本。邹韬奋办的报纸和书店，在资本所有制方面创造了一种股份制的特有形式。由韬奋创刊的《生活日报》1932年在《申报》登出招股广告，由大众集股，募得资金15万元，但国民党当局不让登记不允许出版，只能将资金退还投资人。这个办法，此前创造社出版部曾经用过，它是向读者和外地发行者招股，起点很低，50元为一股，5元为一零股。只要有5元便可成为股东，股东买书可八折优惠，总共募得1500元。[3] 创造社出版部没有办几年便熄火了，股金怎么处理的不详。生活书店创造了一种内部合作的典型即出版合作社。股份由大家凑成，书店将早期《生活》周刊赢得的利润和全部财产，按工资比例分给全体职工作为股份，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由大家民主管理。这种合作社是当时的法律不允许的，只是在内部实行，对外仍是按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这种生产合作社制，股份公司是表面，内里是生产合作社。这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如有的传记作者所说，他把生活书店办成“生产合作社”体制，“算是绝无仅有的做法了”。[4]以资本的生产合作社制为基础，生活书店的三项原则是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称得上是近代以来出版业的一种创举，既给当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模式，也给历史的后来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资本创新的擘划，胡愈之也提供了他的意见，但功劳主要还在作为决策者的邹韬奋。
3.行业属性的理论建树：事业性与商务性
邹韬奋是左翼出版的一面旗帜，他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他对出版的理论贡献尤其是对于出版事业的文化属性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对经营一个企业形成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反映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他有自己的认知角度，从创办生活书店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出版工作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基本问题，“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邹韬奋在这里提出了出版业的两种属性的问题，他还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事业性是“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文化需要”，商业性则是“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充分发挥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这是邹韬奋在他的生活书店的实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提炼，是对出版业的一个理论贡献。
韬奋并从三个层次来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提出了事业性的含义。事业性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我们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走上进步的大道”，努力于坚持“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二是阐述了事业性与商业性结合的原理。“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地随之而衰落。”“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并且讲明这样结合的道理：“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个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三是落实事业性与商务性的结合必须努力工作。他明确说：“我们是为文化事业而努力工作的同志，我们仅仅对事业有深刻的认识还不够，同时还须把工作做得好。”并提出“特别加重中坚干部的重任，由此做核心来加强店的组织，增加店的效率，克服店的困难，发展店的事业，为中国，为人类的进步的文化事业奋斗到底。”[5]邹韬奋的这一番话，以小见大，从理论到实践，既点明出版的文化事业属性，同时以事业性作为着眼点，以商业性作为立足点，站得稳看得远，更指出了必须以共同的努力的工作来实现之，并且将出版事业与中国和世界关联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影响了新中国出版业的产业性质的认定。
由于韬奋的贡献与影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出版奖，被人们认为是这个行业的最重要的人物奖项。韬奋精神，通过这个奖项，在长远的延续。
【作者附识】
今年是韬奋逝世80周年的纪念年，有关方面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我也有幸参加了在武汉大学举办的这次会议。我发朋友圈说，在民国出版的左翼出版这一条线，我过去注意不多，要适当弥补。于是在会后便写这篇札记，算是一个弥补的尝试，不知道是否所言有中，请予批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题词，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
[2]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698页。
[3]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第115页。
[4] 穆欣：《邹韬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 页。
[5] 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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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责任编辑：秦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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