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淮先生满腹经纶，博闻强识，在昙华林、桂子山有“活辞海”、“活字典”之美誉。他多才多艺，吟诵唱诗，声情并茂；讲课配画，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以治经学为主，旁及子史别集，精于考据，学风朴拙谨严。不仅如此，这位并未喝过洋墨水的国学名家，会弹一手钢琴，通晓英语和德语，兼具学者和才子素质。
石声淮先生（中间）
学识渊博、富有才情的石声淮先生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的门生故旧在回忆文字中都不约而同地说到这一点。起初是石先生学生、后来又成为石先生同事的戴建业在《学问的“气味”——忆石声淮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说话语调平和徐缓，举止从容安详，闲谈时很有点冷幽默，在教研室常常弄得大家忍俊不禁。像他这样有才又有趣的幽默男性，石老师与钱师母无疑十分恩爱。石老师渊博的学问一半得自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一半可能要多谢师母为他所作出的“无私奉献”。记得师母逝世半年后，石老师有一天到教研室对大家说：“我现在会下面条了。”一位老师笑着问他：“石老师，要怎样下面条呢？”“要等水烧开后再放进面条。”我们听后都笑得肚子疼。可见，师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让石老师下过厨房。
我与导师曾祖荫教授谈起石先生的幽默风趣时，已是92岁高龄、当年受教于石先生的曾师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石老师是个学识渊博又很风趣的人。据说三年困难时期，先生给学生讲“甘”字结构，说中间一点是什么？那是高级点心呀！当时生活十分艰难，吃得起高级点心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怀疑他是借古讽今！又说工宣队进校，宣布他已“解放”，他连声说“皇恩浩荡”、“皇恩浩荡”！曾师回忆说：“在黄石的大冶农场斗批改时，有次我从武汉回农场，见石先生挑个担子，一头是个破箱子，一头是一床旧棉絮，两头重量极不平衡。他双手压着轻一头的扁担，样子十分古怪！见到我时，他兴奋地说：我获准回桂子山啦！”据说，三年困难时期，他穿件旧棉袄，腰系一根草绳，走在武昌粮道街上，警察怀疑他是小偷！还有一次是在桂子山一号教学楼前，曾师是从食堂出来，石先生叫住他，突然问道：“你知道你们曾家的家谱吗？”曾老师半天没回过神来！他笑道：“我谅你搞不清楚！你们曾家的派谱都是皇上恩赐的呀！”老人家颇有几分得意，其诙谐幽默溢于言表。
石先生有超常的记忆力，戴网红说先生的记性好到“不可思议”。他先秦典籍烂熟于心，儒家的《十三经》都能成诵。他在本科生中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招研究生也限于先秦两汉，可他的学问涵括经史子集。戴建业说石先生是我国现代治《周易》的著名专家，他不带教材可以给研究生讲一年《周易》。可见对经书之熟，钻研之深。因此，石先生对“书生”别有新解，颇有点诙谐幽默的味道。石先生的开门弟子之一佘斯大老师大约在1982年给我们中文系81级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佘老师是书法家，其板书堪称一绝），那时候他硕士研究生刚刚毕业留校任教。佘老师在《忆先师石声淮先生》一文中，专门写了一长段文字讲先生趣说“书生”，读来亲切有味。佘老师写道：
有一次，我出于好奇，翻看先生书桌上讲课用的一部线装的《十三经注疏》，因为我手上也有一部线装的。先生说“我一生‘吃’了两部《十三经》”。见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解释说，当时家里困难，读书无法维持，只好把一部《十三经》卖掉，这是第一部；后来买了一部，因为治病，不得不又卖掉，现在是第三部。在国立蓝田师范读书时，学校特别批准先生以学生的身份兼助教，以补贴生活。接着他又说，我这部《十三经》过录的是黄侃先生的句读。我见书上工整的红色圈点，便体会到先生曾下过怎样的工夫。还有一次，讲课时先生引用了《韩非子》，他从书架上拿下书来，也是线装的，将引用的那一段翻给我们抄，而先生自己却不是看着书，而是背诵，那熟悉的程度让我吃惊！有时见我们不太清楚，便开玩笑地说：“你们呀，真是‘书生’，书是生的，不熟！这不行。‘熟’是首要的，书要多读。”
写到此，佘老师意犹未尽，又说到另一次先生指导他读书的故事。他说：“还有一次，我不懂什么是‘黄肠题凑’，就提了出来。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回去查查《汉书•霍光传》的注释，不懂，再来。’我明白了，学问不能靠老师喂，书要自己读，不然就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而先生连《汉书》的注解也如此熟悉，这又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我们读大学时，就听老师们说，石先生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连注疏都可背诵，可见此言不虚。
石声淮先生指导学生
石先生1979年招收了古典文学专业的四名硕士研究生，算是开门弟子。这一届除了佘老师，另有何新文、邓云生、周禾三人。何新文后来是是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禾留校任教，与佘老师一起给我们年级讲课，至于本名邓云生的就是写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大名鼎鼎的唐浩明。我还记得读大学时在老图书馆二楼文科阅览室看过邓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庄子审美观念初探》。说起石先生的幽默诙谐和超人记忆，何新文教授也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在《难忘昙华林——怀念我的导师石声淮先生》中回忆说：“在我后来的记忆里，被称为‘名师’的先生，倒没有什么名师的派头。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自有一种博雅和善的风范，而且也不乏幽默和风趣。那一天，我随佘斯大、邓云生（即唐浩明）、周禾三位师兄去中文系拜见导师，一见面先生便说：‘我看过你们的试卷，很短的时间却要写那么多文字，还真不容易，要是我可能还考不上我的研究生哦！’一句风趣的话语，立即引来同学们轻松的笑声，刚开始有点紧张的气氛也变得随和了。”何新文这个对古书还不那么熟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书生”，也有和师兄佘斯大差不多的记忆：
先生对于先秦典籍烂熟于心，对于《史记》、《汉书》，六朝文史、唐宋诗文，也非常熟悉。听先生讲课，可谓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他一般不看教材，而是以他独具特色的长沙话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让人）如坐春风。对于原文，他总是直接诵读，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倒背如流；讲解的时候，则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记得刚开始给我们讲《周易》，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都是先生在前面一边背诵一边讲解，我们几个同学忙着在后面寻找，翻阅他讲读的内容，还往往应接不暇。
正因为石声淮先生知识渊博、功力深厚，尤其是熟记背诵功夫了得，因此他多年来一直强调不要当对书不熟悉的学生，即“书生”。1960届中文系毕业生刘培灵在《我和石声淮教授》一文中也有关于“白面书生”的难忘记忆。一次，石先生给大家讲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当有同学说“武昌”就是武汉的武昌时，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操着浓厚的湖南乡音说：“错了，错了！武昌不在这里，是现在的鄂城！”稍停一会儿，他叹口气说：“你们啦，都是些白面书生！”说着在黑板上写出“书生”二字。大家意识到，先生是一语双关，委婉批评同学们读书太少，书太“生”了。那时候运动不断，经常停课闹革命，石先生不无忧虑。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不上课，不读书，书还会熟吗？现在又停课搞运动，我就担心你们一个个腹内空空，将来拿什么教学！”一向温厚幽默的石先生，面对这种状况，也难免激愤之情。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欣欣向荣，学校重回正轨，石先生也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先生高足傅道彬的回忆文字则让我们想起孔子，想起孔子与曾点等弟子一起畅谈志向的动人情景。傅道彬教授在《东风化雨昙华林——我的导师石声淮先生》一文中有如下一段精彩文字：
事实上，先生的兴趣是广泛的，他的生活是富有情趣是富有诗意的。他会弹钢琴，通晓英语和德语，先生的讲稿我们都看不懂，因为是用英文写的。一次先生带着师母从武汉乘船去无锡探亲，船上有两个德国人，先生便用德语和他们谈话，临别时德国人说：“你再到德国，请与我们联系啊！”还留了通讯地址、电话。先生说：“我哪里去过德国啊，不过是自学的土德语啊。”说起这些，先生一面笑着，一面还颇有些自我欣赏。1983年4月至5月间，先生去湘潭大学讲学，带我们几个研究生同行。那时我二十几岁，没大没小，有时还与先生开玩笑，先生笑着，并不介意。一次我让先生猜谜语，谜面是“闭着嘴笑”，谜底是“哈”。先生起初没猜出来，不过先生想了一下说，“哈”字的谜面应该是“接吻”啊。惹得我们几位大笑不止，觉得还是先生的谜面更贴切，更耐人寻味。先生在湘潭讲学的日子，每天晚上我们都陪先生读书至深夜，入夜，先生怕我们饿，还将别人送给他的点心和白天剩的馒头、面包之类送给我们。有时点心不够，先生就让我们划拳定胜负，先生在一旁看着，大笑不已。
昙华林一角
华师文学院
东风细雨，杏坛教化，儒雅仁厚、才情横溢又幽默风趣的石声淮先生在昙华林、在桂子山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桃李芬芳，硕果累累。如今，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了，我相信他的故事、他的才学、他的精神气度将会长久地沾溉后人，润泽桂苑。
2024年11月11日
说明
本文引用的几篇文章均出自《石声淮文存》（石声淮著，傅宏星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附录部分。文章写就，请朋友审看，阮忠兄有如下回复：“我早年问过他讲课的秘诀，他笑言熟能生巧，至于合书上课，不看教案侃侃而谈，他说是功夫。华师文学院许多老师都下过这样的功夫，温老师如此，刘兴林也如此，尤以‘活字典’石声淮先生最为著名。我曾听过石先生的课，全无讲稿，谈笑风生，时而放声吟诵，印象深的是他吟诵晚唐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时而纵笔漫画，率性的粉笔线条画也透着几分滑稽。后来在昙华林石先生的小楼上，听他给我们几位硕士生讲古代文献，先生的博学与亲和至今都在脑海里。最后一次课结束时，他依旧微笑着说：‘我这一辈子靠记忆吃饭。’随后讲了两个自己记忆力好的故事；一是一个班三四十位学生，点三次名，所有学生的名字都记得、对得上号。二是学生请教什么问题，可以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什么书的第几章，第几页，甚至是哪一条注释。然后七十多岁的先生话题一转：‘记忆这个东西靠不住，说走就走，你们要锻炼综合思维的能力。’我把这能力理解为写作能力，以此促进多读、多思，至今不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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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商学院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等。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小学学校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等。
出版个人论著有《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合著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专题研究》《历代笔记小品》；主编有《中外大学出版史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崇文书局及晚清官书局研究论集》；另有散文随笔集《桂子山语丝》《桂子山夜话》《桂子山随笔》行世。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论文5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个人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人物）奖、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等荣誉，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
【责任编辑：秦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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