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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尔逵((1862-1935)):“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辞源说略》）陆尔逵是江苏阳湖县（今常州武进）人，1906年9月入商务印书馆，在馆最大的功劳是主编《辞源》，用了八九年时间做成这一件事，以至眼睛都熬瞎了。这一句出自为《辞源》写的卷首语，算是他以生命为代价给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化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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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亚泉（1873-1933）在文章中说：“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者皆滥工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1] 杜亚泉在20年代末说的这一段话，反映了当时一批知识人投身出版的实情，他们对于“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的国情认识，是学界引用率很高的重要史料，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包括杜亚泉在内的那一代知识人做出版“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出版理念、抱负理想和文化担当，也可引为当今做出版的箴言。
杜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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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丏尊（1886-1946）说：“书业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一是将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书籍，这叫做出版；二是将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2] 夏的这一句话明确定义了出版的文化功能，并将出版业分为两大门类，狭义的出版与通常意义上的发行。他们主张将这两个部分完全地分开来，才有利于各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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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季鸾（1888—1941）在遗嘱中说：“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张是新闻报人，他的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意思，一是一生的职业，二是尽天职，三是有所贡献。把一个报人的理想与职责立体地表达了出来，对于出版人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故也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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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舒新城（1893-1960）：“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3] 这是舒新城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所长所阐述的经营原则，这是一个务实的出版方针。用今天的话说，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表达得比较明确。在那样一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视界与胸襟，确为难得。
舒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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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圣陶（1894-1988）：编辑“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钥，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至少也就应该是先驱者”。这是叶圣陶1921年7月在《“先驱者”》一文中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可贵，在于比较早地就编辑工作发表了几层意思，一是编辑事业的重要与伟大，二是编辑出版工作提供精神食粮，三是编辑工作的群体性，或者说是文化共同体，四编辑应该是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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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愈之（1896-1986）：“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这是胡愈之1934年为《世界知识》杂志写的创刊词。胡愈之就出版业相关联的话还有若干，都很富于思想性，比如在1932年为《东方杂志》复刊号《本刊的新生》中说的话，“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1933年《生活》周刊终刊号《最后的几句话》里的一句：“一切对于民众呻吟呼喊的压抑，都是徒劳的。”我们前面选的这一句是充满哲理和感染力的。这既是就社会面说的话，也是就出版业说的话。出版业需要勇气、毅力和知识。这本杂志的持续出版也为生活书店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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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伍联德（1900-1972）：“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普及教育之工作，最为适宜。”[4]伍联德是良友画报的创办者，也是良友图书公司的创办人。良友画报大概是民国最为成功的画报。创办能够成功就在于他的这个理念。
伍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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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聚仁（1900—1972）：“书店，本来和其他买卖一样，自以营业牟利为第一义。我们却希望书业中人，要‘牟利不忘文化’才好。”这位曹先生是与出版关联很大的新闻记者，著作也多，对于出版的观察可作圈外人看，也可作圈内人看的。他还有一句话也可算是名言：“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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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金（1904-2005）说：“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这是巴金在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后面所附“编者的话”，也有认作“发刊词”的。这是巴金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也是巴金全部编辑工作的宗旨，而有胆量做这样的担保，说明巴金主编的这套书的内容是无欺的，他的编辑工作是努力与认真的。
“文学丛刊”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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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邵洵美（1906-1968）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差不多终身从事出版事业的书傻子”。（《出版事业在中国》，1948年）他这句话是被认可的，他的出版成就并不太大，但他被人称为“毁家兴书”的人，他自己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精神，一种难得的职业态度。他还有一句话说得也很好，“一个最好的编辑乃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鉴赏者，不一定是一个技能高于一切作者的天才”。这是他对于编辑角色的界定，一个好的鉴赏者是好编辑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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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家璧（1908-1997）：“每次我想到当前的环境，一肩是良友的事业，一肩是家庭的重负，几乎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真想偷偷地放下担子，一走了事，但是顷刻又想起了我的责任。我们为人，本来是艰苦的，忍受和奋斗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应该拿出勇气来，不顾一切地照着意志去干了。”[6]选这段话有三个理由，一是编辑家赵家璧编了很多的好书，但他关于编辑出版的直接言论晚年之前并不多见。这是民国时期他说出版的言论。二是这段话在给人写的信中，很真切。虽然是私信，但民国时就被人公开引用了。三是这段话的内容很好，讲了一个出版人肩负事业与家庭两个责任与艰难，以及于艰难之中的义无反顾。
注释
[1] 杜亚泉：《鲍咸昌先生事略》，《鲍咸昌先生哀挽录》，1919年
[2] 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大公报》1945年12月27日
[3] 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卷1期，1932年
[4] 伍联德：《良友一百期之回顾与前瞻》，《良友》画报第100期，1934年
[5] 曹聚仁：《我们的舍监夏丏尊先生》，《曹聚仁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29-335页；并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83页，
[6] 筱鹿：《出版界的一颗慧星，八年中的赵家璧》，《辛报周刊》1946年第6期，第6-7页
【作者附识】
有关民国的出版金句推出后，感觉意有未尽，又整了12句，且以言者的生年为序。民国出版名言绝对不止这样两个辑录。一个出版家或其他什么家也远不止一句很重要的话。叶圣陶说的话便还有许多，如“作家与出版家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友伴，他们的使命与目的是共同的，应该亲密地合作。”叶圣陶在编辑出版这一行里算得上是一个全武行的人，又教又编，就教而言是从小学教到大学，从编来说是从小学教材到大学教材都编过的。叶圣陶的这句话是在1947年写的《关于刊行现代作家文丛》的序言里说的，其背景是呼吁出版者与作者一起共同维护作者的利益，共同来反盗版。应该说，这句话也从广义上正确地揭示了出版者与作者的关系，对出版者来说，有两个关系最为重要，一是读者，二是作者，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新中国的出版名言也不少，如范用（1923—2010）说的：“倘若问我：你的乐趣是什么，我说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读者的手中，使他们感到满意。”（《我这个人》，引见《中国出版家.范用》附录）读者也可以就自己的见闻来辑录新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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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辉 ，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责任编辑：张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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