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期刊编辑在具备广博见闻的同时，更应该具备明晰强大的逻辑能力和厚重深广的文化素养，向专家型编辑人才成长。逻辑思维能力能帮助编辑进行科学严谨的学术评审和决策制定，优化文章的结构并发现文章中的逻辑错误；而良好的文化素养则能够帮助编辑稳定刊物的精神内核，在编辑工作中消除文字性、知识性差错，主动创建具有深度与广度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使得期刊传而致通、传而致效，让学术知识的传播更具深度和广度。两者既是编辑工作的基石，同时也是专家型编辑人才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逻辑；文识；专家型编辑；编辑素养；学术期刊
博学多识、旁采诸家被视作一名合格编辑的看家本领，因而传统出版业要求编辑成为知识丰富的“杂家”，以此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编辑对象。对“多和广”的涉猎范围的强调，容易引起对“细而精”事物的忽视。尤其处在数智时代新兴技术、讯息加速更迭的当下，一名优秀的期刊编辑在具备广博见闻的同时，更应该具备明晰强大的逻辑能力和厚重深广的文化素养，向专家型编辑人才成长。从杂家型向专家型转变，是编辑队伍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编辑实现自我提升的重要方向。
一、从“杂家”到“专家”
所谓专家型编辑人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专家型编辑首先要是一名“专业的”编辑。编辑要注重提升自我职业素养，做好专栏策划、约稿、编辑加工、新媒体矩阵宣传等一系列工作，既要积累广泛的作者资源，又要具有敏锐的选题意识，同时还要掌握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并能够在实践中积累和运用，这是编辑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功。
二是专家型编辑要具备学者的专业思维和视野格局。编辑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要想生产出更受读者关注的作品，就必须在更多维度上理解作者并辅助其完善稿件。传统的杂家型编辑试图通过丰富但浅显的专业领域知识来帮助自身更好地应对各种稿件的加工和审核，这其实主要是在技术层面帮助编辑优化对稿件的处理，它所作用的范畴主要在形式层面，并处在稿件生产的下游环节。而专家型编辑则是要像专家学者一样思考并看待问题，这需要编辑深入到稿件真正的内容层面，全流程参与稿件的生产与传播，挖掘出稿件的创新点与独特性。
三是所谓的专家型编辑并不神秘，其实是在更高维度上要求杂家型编辑进一步学者化。尤其是在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这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思想层次和知识维度上向学者靠拢，才能明晰专家作者的意图，并以此和读者需求联结，来研判稿件的内容与质量。当然，要求编辑在所有领域成长为专家显然不现实。应该倡导的是，对编辑个体而言，至少在一个领域内向专家的知识与内容靠拢，在分工协作的大背景下使传统编辑愈发专业。对编辑队伍而言，要全方位培养专家的思维和视野格局，整体性提升编辑团体的素养与能力。
专家型编辑的培养既是编辑队伍自我擢升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时代与社会发展所需，尤其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并不断影响出版行业的大背景下，如何顺势而为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从工作环节和内容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影响到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全部流程，这要求编辑的工作更加深入到内容层面，强化自身的专业能力从而发挥不可替代性。以学术期刊出版为例，其编辑出版流程已进入用户网络投稿、专家远程审稿、数字化出版的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还将为内容处理带来新的便捷，依仗文本语义处理、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可对需要校改的文章题目、摘要、关键词、内容等部分进行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处理。人工智能还将模拟编辑的大脑，不断地深入到内容层面的评价处理中，“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是否新颖、图表是否规范、实验数据是否符合逻辑、公式推导和证明是否正确、论文内容是否与已有成果类似、引用文献是否合理等关键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和判断”[1],以规避学术不端情况发生并判断文章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人工智能应用到编辑工作中无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编辑在传统意义上所掌握的技能已具有被取代的风险，新技术的发展对编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编辑应掌握并利用新技术，完成从文字工作者向智慧化系统管理人员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专业化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成为一名优秀编辑的立身之本。
第二，新技术背景下不同用户的需求发生革命性变革，这也要求编辑转变自身工作方向以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用户的实际需要。在一般读者层面，如何高效吸引读者视线成为出版工作者开展工作的一个核心主题。信息资源的爆炸式增长使读者目不暇接，同时也增加了读者迅速捕捉目标内容的时间和难度。在网络信息资源极度丰富且易于获取的同时，读者对传统出版物的质量要求则更为严苛。正如奈斯比特所指出的：“读者不会接受编辑让他们看的东西，而是告诉编辑，他们想看什么。”[2]而对专业读者而言，在快捷地获取专业性内容的同时也期望获取一系列的深度服务，例如定题信息推送、科技查新等。对专家作者来说，尽可能地精简审校流程、减少非写作相关的烦琐事务、将时间还给研究本身成为集体心声，这也对编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以分担压力。不同读者的需求有所变化，这也决定了编辑自身素养仍需进一步提升以应对不同的需求挑战。
第三，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智慧服务的大趋势要求编辑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编辑工作的内容与社会需求、技术形态关联密切。纸质媒体时代，编辑主要围绕信息的完整、真实、可靠、易读开展具体工作，审核、排版、校对等简单重复性工作因费时费力而不得已成为工作重心。依靠新技术，这些传统工作不断得以简化，编辑得以腾出手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工作。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知识服务”这一概念，此后社会各界对知识服务的提倡与研究不断发展。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意味着并不满足于完整信息内容的提供，而是进一步要对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进行描述和揭示，将信息如何通向意义的具体路径呈现给读者。“满足用户的需求、提升知识的价值最终还是要依靠大量优质的知识资源，由此编辑在知识资源方面的优势和价值就可以充分展现出来。”[3]知识服务因其对读者极为利好，已成为信息服务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向，同样也是编辑职业走出“边缘化”趋向的重要机遇。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产出和传播形式，相比其他出版物，对于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只会更高，因此更需要专家型编辑人才的培养。如何在变革不断的出版环境中提升自身素质，通过自己的业务能力站稳脚跟，完成从“杂家”到“专家”的进化与成长，仍然是当前学术期刊编辑面临的核心问题。当然，从“杂家”到“专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广博知识的汲取，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编辑的核心素养与专业能力，以适应技术变革与读者需求。
二、从编辑的视野到专家的逻辑
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逻辑思维能力与人文素养应该成为期刊编辑的核心素养。相较其他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人文素养的特殊性在于，逻辑思维帮助编辑进行科学严谨的学术评审和决策制定，而良好的文化素养则能够保证编辑对学术成果的理解和传达具有深度和广度，两者作为专家型编辑工作的基石，是期刊成为高质量出版物与严谨科学的学术平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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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思维对学术评审的重要性
“逻辑”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逻辑是运用推理区分事实与谬误的直接方法，是通过现象看本质能力的总和，是人类高效运用自身理性智慧的显现。《辞海》（第七版）对“逻辑思维”的定义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来反映对象的过程。和形象思维不同，以抽象出对象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为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的过程等同于思维展开的过程，过程中每一处的论证、推理和分析无一不依赖逻辑来确保思想的准确性与清晰性，而论文则是作者传达自己想法和研究成果的文字性表述，一篇文章从头到尾离不开逻辑这条暗线的引导。由此，编辑在审读论文的过程中，会自觉运用逻辑思维去评估稿件的质量，而拥有明晰强大逻辑能力的编辑则能够通过合理运用这个工具作出正确的决策评定。因此，编辑不仅要具备审稿、校稿等形式意义上的逻辑能力，更应该具备学术研究者的构思与写作的逻辑能力。唯有在内容逻辑上理解作者，方能明白作者深层研究的意义与内容的不足，进一步以读者站位对此进行评价，并反馈给作者以专业的建议。
在选题策划时遵循一定的内容逻辑关系去组稿或进行学术栏目建设，成系统的、寻求对话的文章对于打造富有特色的专栏至关重要，从编辑视角出发，结合专家思维和读者意识，把握学术前沿热点，通过刊发稿件的内在逻辑在一定范围内发起学术探讨或争鸣，从而使期刊能够引领学术发展方向，避免成为自说自话的学术“兔子洞”。
之所以强调专家型编辑逻辑思维的锻造，是因为它还可以帮助编辑发现潜在的学术漏洞，识别出具有论证惰性、原创观点缺乏、实践性不足、成果转化低下的文章。例如在审稿过程中，如果发现作者在资料搜集、研究方法都正确且丰富的前提下，写出来的文章依旧杂乱冗沉，千头万绪，那么一定是文章逻辑出了问题。逻辑是隐形的生死线，如果逻辑线混乱，那么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作者对于自己所论证观点的强调程度、思路的先后次序等都欠缺理性，代表了作者在研究之初对于学术本源和以往研究背景的模糊与忽略，由此，论证的可靠性与严肃性也往往让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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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思维对体例结构的优化
在审稿过程中，编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识别文本的逻辑结构，并对其进行优化，包括确保文章各部分体例完整且之间的逻辑关系紧密连贯等。在内容逻辑上向专家靠拢，同时也有助于形式上的纠偏，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4]。逻辑结构是文章组织和布局的基础，良好的逻辑结构可以帮助作者组织思想，确保所有相关的观点和证据都得到充分考虑和展示，并使其按照合适的顺序呈现，而具备清晰逻辑结构的文章，会让编辑没有阻力地接受它的论证。由于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较多，“总分总”等比较简单的形式已经无法涵盖，通常学术论文的一个论点下可能包含多个“总分总”形式的论段，正是由于体量的庞大复杂，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需重点关注行文中的逻辑关联性与流畅度。
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语、参考文献等作为文章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自都担负着一定的功能，审稿时，一篇论文是否能对这些功能性因素作逻辑上的考量，是编辑衡量论文成熟度的重要准则。“结构作为一种方法，它包含着某种技术性、强制性、智慧上的诚实性，也包含着某种逻辑关系的运算技艺和可操作的特点。”[5]举例来说，“题目”作为文章的“开窗”，虽然字数不多，但也须讲求逻辑维度，一般来说，概括契合＞吸睛创新＞信息量大。如果题目各个维度的安排合理，那么这篇文章是新颖独特、可自成一派，或是聚焦前沿热点、以延展论题，还是寻求与前人对话、建立学术联系，具有专家逻辑思维的编辑可以很容易洞察。
再如，“关键词”是其他研究者在海量文献里遴选论文的“关键定位器”，编辑大多会出于职业的关系去考虑论文的传播效果、读者反映、同行评议等，所以相比研究者，编辑对于“关键词”的考量会自然站在传播的角度，在编辑视角下这个“关键词”必须要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代表性与指向性，并遵守一定的内容逻辑规范。逻辑先于统计，所以它不一定是文章中的高频词或重要词，“所谓关键词必须是同一系列和序列的，指的是关键词应当是根据统一原则组合的共同的一套类词项或分子词项，其结构和功能又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排列的”[6]。“关键词”同时要避免重复交叉、模糊不清、过宽过窄等逻辑错误。在数智时代，学科文献密度空前剧增，而一个逻辑规范、恰当的“关键词”与文献率、引文率及利用率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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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型编辑的逻辑审查举例
编辑在审校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有效逻辑与无效逻辑，有效逻辑的学术写作能够增强论文的张力和科学性，而无效逻辑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疑虑并削弱文章的可信度。审稿过程中常见的逻辑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无效或虚假前提。在逻辑学上，前提是先于结论的，编辑在审稿过程中要注意论证中的前提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检测，分析作者拿来的材料是必然性因素还是偶然性因素，确保文本中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来源的可靠性，做到言之有据。包括检查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缺乏逻辑联系，作者是否引入了独立的、外部的前提或论据，以防止逻辑闭环。期刊论文一旦发表，就是后人的研究前提，一定要科学、严谨，否则将会导致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学术后果。
二是模糊用词或错误类比。前者一般指作者使用的词语有多种含义或者词的本义概念模糊，但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使用时却不加具体定义与说明，这也是常见的引起歧义的逻辑错误，因此编辑在审稿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概念判定；错误类比则指作者通过比较两个不相似或不同类的事物来支持论点，这种不恰当的比较常常引发离题、虚假二选一、偷换概念等误导性和片面性的结论，编辑此时就要注意进行具体的逻辑关系判定。
三是非理性论证。一般指基于不合理的主观看法的轻率归纳，以及由于个人偏见或诉诸情感攻击的论证方法，例如红鲱鱼论证等。这种错误发生在作者根据有限的证据或少数例子就得出了过于笼统与绝对的结论。论证应该基于客观事实和合理推理，编辑在审稿中要尽量剔除主观性的描述词语而代之以客观的陈述性词语。逻辑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法，就是要使人们经过层层分析得出原始命题后隐含的终极真相或本质，知识只与真假有关而与人们的立场无关。
四是诉诸公众谬误或权威专家。这种错误一般指作者不加明辨地认为一个理念被广泛认可并接受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过度迷信权威专家，不加考证地接受权威观点。在审稿过程中，编辑要关注的是论证本身，而不是作出论证的人，即使是专家也会由于自身研究侧重点或角度不同而拥有片面性，逻辑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可靠性远高于作出论证的人。学术期刊可以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与三审三校制度来避免这种谬误的出现。
五是自相矛盾。一般指违反了命题逻辑一致性的逻辑错误。编辑在审阅来稿时，会发现一部分作者由于逻辑思路混乱，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论述情况，得出“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论述结果，这时候编辑就要运用自己的逻辑常识去辨认出文章中违反基本逻辑原理的错误。
三、从专业技能到文化素养
（一）编辑的文化素养是形塑期刊的精神内核
当今社会已跨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更迭，大大改变了传统出版的呈现模式，但归根结底，出版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属性，学术期刊更是如此。专家型编辑首先是文字工作者，其自身的文化素养永远是核心要素。这里的文化素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读或写作时所需的文字功底；二是关于历史文化、文艺审美等各学科的知识底蕴。
文化素养高的编辑，通常拥有更敏锐的选题直觉与独到的编辑风格。究其原因，是他们往往拥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知角度，在文稿的理解与体验上有着质的不同。敏锐的分析能力及批判性思维，使他们在专栏策划和编辑流程的各环节都表现得更为出色。文化素养既是“怀中之玉”，也是“他山之石”，由于学术期刊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特点，编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多方面的，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则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助益。
编辑的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维持并稳定刊物的“精神内核”，也是避免刊物出现同质化的保证，同时还是数智时代忒修斯之船上的生存之道。形塑一本刊物“精神内核”的东西从来不是技术与物质层面的东西，一味地追求软硬件的升级或技术创新，而忽略更高层面的编辑人文知识的培植，会让刊物缺乏精神支撑，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逐渐趋向同质化，出现“人云亦云，千刊一面”的局面。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编辑工作所要求的文化素养具备了新的内涵。编辑在掌握传统技能的同时，还应对信息科学、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等予以深度学习。在编辑出版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交互并行的时代背景下，编辑工作者应当具有相关知识储备，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和思维模式，以更好地驾驭不同的智能化信息处理工具。“熟练掌控人工智能程序参与下的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全流程，才能够适应未来人工智能与编辑人员的协同工作。”[7]因而编辑的文化素养也应该包含技术素养，尤其是对新型工具的学习和使用。信息时代必将推动知识服务的智能化，因而学术期刊编辑在具备广博见闻、专业化素养的同时，又必须是具有信息处理能力，掌握云技术、网络编码技术、网站信息服务技术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更重要的是技术与人文相互补益的编辑视野与思维方式，使编辑职业在新时代得以重新焕发生机。
强调编辑的文化素养，似乎与杂家型编辑人才的广博诉求不谋而合。事实上，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专家型编辑人才是在专家思维的基础上要求文化素养，这有助于弥合作者因自身过于专的学术背景而使论文可能出现晦涩难读的倾向，实现编辑与作者的互补，进一步提升论文的可读性、学术性、创新性。而拥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编辑和作者、读者的沟通会更为融洽，更易取得作者的信任，与作者达成共识，能够最大程度优化合作结果。
（二）编辑的文化素养是实现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文化素养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编辑自我不断学习、观察和体验。“积极的情感是编辑从事编辑实践活动、追求事业成功的巨大动力；消极的情感则会对编辑各种实践活动起消极的作用。”[8]当下部分编辑工作态度消极，日常只是低质量重复性地按部就班，说到底，工作中的“罔”和“殆”都是职业信念与认同感不坚定，丧失自我提升内动力的表现，只有保持主动提升的心态，在内驱力充足自洽的良性循环下，才能在编辑岗位保持高效率的输出。作为一名编辑，要作好终身学习、大量阅读的准备，保证持续不断地输入才能准确有效的输出。编辑要积极关注期刊行业发展动向及学术热点、国家政策，熟知新媒体传播手段，熟练掌握业务范围内的各种必备知识，通过不断地习得、训练与储备来完成自我能力的迭代。
一是消除文字性、知识性差错。文化素养深厚的编辑总是不断地追求出版质量的提高和差错率的降低。编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咬文嚼字”，“从传统上看，我国出版业（起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编辑人员文字功力的要求与培养，的确对出版业有重要的良性作用，同时也对改善前述差错率问题有着标本兼治的对症作用和制约功效”[9],只有不断锤炼自己的文字功夫，才能做到观字知意，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审稿校对任务。“校雠主要是纠正书面语言的错误，所以成就突出者，大抵得力于语言学知识的丰富精深。”[10]编辑身为刊物的“把关人”与“护法”，文字功底是编辑工作的基石。身为编辑要有能够甄别错别字、生僻字、繁体字的能力，熟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基本语法、修辞，保证文稿标点符号的正确运用，消除重复内容、纠正错误陈述或修正不规范的用词表达，对文稿进行恰当的加工润色、拾遗补阙，等等。
二是创建具有深度与广度的新媒体传播矩阵。文化素养深厚的编辑一般有较强的文化自觉与创建意识，在编辑工作中常常变被动为主动，完善自己的编辑行为。“在从事编辑活动时不但要从中体悟某种文化特质，更重要的是能将自身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之中，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认知文化、解读文化，并客观、公正地评价已有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诸多文化要素中寻找其价值和潜价值”[11],文化素养深厚的编辑从来不会拘囿于客体的位置，而是发挥编辑主体、传播主体的能动作用，通过优化传播的对策与方式、针对性与可读性，去主动创建具有深度与广度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使得传而致通、传而致效，真正发挥知识的力量，因为“知识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12]。
倡导和培养专家型编辑人才，“逻辑”与“文识”这两个核心素养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编辑实践中具体到一篇文章，才能既洞察到文章的“体”又能看到文章的“骨”，编辑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核心素养，才能在参与建构、创立、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中，成为一名合格的学术“把关人”。总之，编辑工作细致、繁杂，编辑只有具有“甘为人梯”的精神、不忘编辑的“初心”以及必须的英雄主义情怀，才能扛起新时代的文化责任与历史责任，更好地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 参考文献 }
[1]张勇，王春燕，王希营：《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未来》，《中国编辑》，2019年第4期。
[2]［美］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3]许剑颖：《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内涵、模式及对策》，《科技与出版》，2017年第11期。
[4]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2-373页。
[5]东方清：《论责任编辑的工作》，载《论责任编辑的工作—中国编辑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75页。
[6]李小虎：《标注关键词的逻辑要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7]张勇，王春燕，王希营：《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未来》，《中国编辑》，2019年第4期。
[8]肖力华：《情感与编辑敬业的自觉性》，《编辑学报》，2003年第2期。
[9]欧阳耀地：《编辑文化修养二识》，《编辑之友》，2000年第2期。
[10]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研究委员会：《校对的学问（四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11]苗慧：《编辑素质提高的本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2]翟杰全：《论科技传播》，《光明日报》，199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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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相美，河北昌黎人，编审，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北大学期刊社社长兼河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曾任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工会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日报社专刊部主任（援疆）。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荣获20余项各类国家级、省级图书奖项。个人先后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柔性援疆专家人才”“燕赵文化名家”“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好编辑”“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及“省直青年岗位能手”“鲁迅文学奖优秀编辑奖”等。荣获河北省社科奖二等奖1项，主持中宣部专项资助课题《宋词里的植物世界》、河北省社科基金资助课题《丁玲在张家口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等各级课题多项。在《河北学刊》《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等核心期刊及《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各类报纸发表论文书评50余篇，其中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摘编。
责任编辑：朱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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