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的合作渐入佳境之时，风云突变，由汪康年的一系列公开声明为起端，双方的合作无法再继续。
双方分手的原因很复杂，导致合作终止的因素也很多。从商务印书馆的角度，肯定是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的，有人认为可能是商务对于《中外日报》经营干预过多所致，也有人认为夏瑞芳等商务管理层对于《中外日报》的经营有所指点或建议，应是代表股东行使应有权利，无可厚非。分手的主导者，是汪康年为代表的《中外日报》一方。双方由紧密合作到突然分手，不仅可惜，个中缘由亦令人费解，这里略作梳理。
第一层原因，是此时《中外日报》实际掌控人汪康年遭遇社会地位危机，由京返沪后力图全面掌控报纸。1907年6月，汪康年的业师、大学士瞿鸿機卷入“丁未政潮”，[1]被迫开缺回籍，长期追随瞿鸿機，希望能够实现立宪主张的汪康年也遭牵连，所办的《京报》被清廷查封，从此在朝廷中枢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高层人物。同年9月，汪康年堂兄汪大燮卷入苏杭甬保路风潮，汪康年受到牵连,被人讥为“沪上五毒”之一，在江浙同乡群体中失去了以往的核心地位。因为以上两件事，1907年底回到上海的汪康年，无论在政治资源还是在社交圈子中，都已失去影响力，唯一能有所依凭来重塑形象的阵地，只有《中外日报》了，他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抓住这一根最后的稻草。
瞿鸿禨
另一层原因，是汪康年等人对商务印书馆长期存在戒备心理。这方面表现为两点。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日渐壮大，与《中外日报》的经营不善形成对比，商务对于报纸的经营事务，从股东的角度讲，也有适当干预或提出建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种情景发生于汪康年等人失势之际，同时商务的经营又如此成功，夏瑞芳和印有模关于报馆经营方面的建议，势必为汪康年等人警惕，因为汪康年等人担心失去《中外日报》的掌控权。二是商务印书馆的日股成分，也是汪康年等人对商务不满的原因。1906年12月，汪大燮在信函中提及，“弟办报馆事，兄不谓然，如专为政府作机关报，事甚无谓。因政府识量不广也。如不为彼说短长，必站不住，受人之命令而为之，而又不从，岂能立哉？况又羼商股，又为夏瑞芳等不明不白、来历不清之本，必多辍轿，万能得当，不如已也”，[2]清楚地表达了对商务资本来源的怀疑，以及合资之后报馆面临的管理问题。商务印书馆的日资色彩，确实在当时屡遭诟病。1905年8月,《上海泰晤士报》在一篇报道中说，“《中外日报》半为日人之报”，而张元济“亦为日人资本所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之一”。对此，《中外日报》深感无奈，不得不请律师发表声明：“《中外日报》半系日人，此语尽属不确，该报主人之利益，日本人并未与有关系。”[3]
第三层原因，商务印书馆想在《中外日报》的经营方面有所作为，但引起了汪康年等人的警惕和不满。这应是汪康年等人决心不再与商务合作的主因。当时报纸竞争激烈，《中外日报》经营状况不理想，商务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商务的资本强势，夏瑞芳、张元济等人的社会资源优势，有形无形之中，都对汪康年等人有挤压之势。
张元济
根据《夏曾佑日记》记录，张元济在双方合资前后，就已经是中外日报馆的常客了，他与夏瑞芳经常参加《中外日报》的活动和饭局，对报纸的形势非常了解。如1904年10月13日，“午刻与瑞芳、颂阁（汪诒年）小饮”；1905年3月19日，“午刻至馆，与印锡翁、夏瑞芳、昭扆、菊生、浩吾、颂阁闲谈，共饮”；7月30日，“余与菊生至馆，偕穰卿（汪康年）、瑞芳至万年春午饭”。张元济在1906年初致在北京的汪康年的信函中说,“《中外报》近年闻仍亏折，仲兄（指汪诒年）深以为忧，坚欲告退。弟与夏瑞芳竭力劝慰，然经济上无能为力，馆中办事人亦不敷，明年仲兄拟添清一二人，看来只可作守势，而不能取攻势矣。”[4]可见,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合资之后,商务高层如夏瑞芳、印锡章等,确有参与《中外日报》经营的记录,甚至在《中外日报》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同时作为股东方，夏瑞芳、印锡章等人对于报社的经营状况，不会不表达自身的想法。张元济同样视商务印书馆为心头至爱，对有损商务利益的事，他也不会坐视。在中外日报的经营总是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如果汪康年等人首先想撇开商务，张元济也不会再强求。
还有一个原因，是触发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就是汪康年听信传言，失去了对张元济的信任，迅速为合作划上句号。汪康年听到的传言说，张元济在汪康年不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开始筹划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渐进式地占据《中外日报》，甚至还放出话“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至少对汪康年的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传言，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挫伤。
1908年4月11日，《中外日报增添股本合同》宣布作废，一切股本及股利归还投资人，[5]《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合资关系就此中止。这件事对张元济触动很大，张曾在致浙江铁路公司同僚孙廷翰的信件中说：“穰卿屡言济等谋吞伊报，故于前月杪将股本垫款收回，不再与闻。关系业已断绝”，[6]字里行间，满是无奈和不解。
汪康年不仅在言语之中对张元济代表的商务有了非常明显的敌意，而且迅速行动，在向其堂兄汪大燮筹措款项无果后，立即找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道台瑞徵借款，将商务印书馆所拥有的股份全部赎回。
至此，商务与《中外日报》四年的合作，戛然而止。
《中外日报》
四年合作，商务的资本平进平出，财务上没有获利，但在品牌和无形资产方面，还是获益不少。就这一点看，夏瑞芳等人在商业方面，精明老辣，未做亏本生意。商务的资本数额远比《中外日报》要大，合作之初，商务的资本超过20万，而《中外日报》只有近3万，商务以巨无霸之姿屈居第二大股东，对于《中外日报》而言，始终存在着被兼并的阴影。换言之，在商务与《中外日报》的博弈中，商务是优势的一方。[7]所以1904年合资之后，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外日报》大量代售其他书局出版的书刊，应该是行使股东权力并对此业务有所约束和限制，以免威胁其在业界的强势地位，这种“排他性思维”在所难免，也可作为双方合作之后《中外日报》不再积极参与代售活动的一种解释。如果汪康年等人视此为一种强势干预，并有所排斥，也是正常反应。
资本入股后的权责利，分得越清楚越好，资本应通过股东会行使应有的权力，否则是非多，合作难。双方的合资合同之中，没有明确规定各股东的权责究竟如何，甚至对股东会议的设置及权限，也语焉不详。从合资合同的内容看，如果报馆主持人不想召开类似会议，就可以长期不开会。也就是说，双方合作的制度基础并不牢固。
汪康年等人虽是报业能人，但也有很多毛病。主要在于：一是商业经营上缺乏才能，这一点与夏瑞芳相比，高下立判；二是因朝廷有靠山，在文化圈与官场之间貌似游刃有余，实则暗含风险，这方面与张元济相比，又少了看破官场风云的冷静和低调，缺了文化名宿的大度和圆融。双方合作过程中的分分合合，实际上未损商务实际利益，但是《中外日报》的命运更加多舛。文化企业的命运，往往与企业负责人的性格紧密相关，汪康年和汪诒年本是报人出身，书生本色和文人秉性过重，在经营方面是难擅胜场的，这也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种佐证吧。
1908年8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各大报纸“昌言无忌，据实直书，有碍行政”的名义，斥巨资将《中外日报》、《申报》、《舆论日报》等报纸“购回自办”,[8]汪康年、汪诒年兄弟不得不发布公告，离开报馆，此时距《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终止合作，只有四个月时间。
【选自《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文字略有改动】
注释
[1] 指清末清流派与北洋派之间的党争。
[2] 林盼：《清末新式媒体与关系网络——〈中外日报〉（1898-1908）研究》，复旦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190页。
[3] 《西报登录古柏律师函》，载《中外日报》1905年8月17日，第二版。
[4] 林盼：《清末新式媒体与关系网络——〈中外日报〉（1898-1908）研究》，复旦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191页。
[5] 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6] 张元济：《致孙廷翰（1）》，载《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8页。
[7] 林盼：《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合作始末》，载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五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1页。
[8] 《上海报界之一斑》,载《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二号，191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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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迎春】
作者简介
黄嗣：出版人，编审，现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业务部主任，曾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发表文艺评论和出版理论研究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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