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大都了解陆费逵离开商务创办中华书局，沈知方后来也离开商务加入中华，最终在教科书市场与商务分庭抗礼的故事，但对于沈知方在此之前参与或主持创办的乐群书局、国学扶轮社的情况，则知之甚少。这两家出版机构的创办和命运，体现了沈知方爱折腾、不服输的性格，也寄寓了他的商业理念和文化追求，不过最终还是未逃脱被商务接盘的命运。沈知方厕身商务还能这般折腾，既得益于夏瑞芳对他的了解和爱护，也给他自己积累了独立闯天下的经验和经历。夏瑞芳对沈知方的包容，既体现了大书局的气度，同时也是一种减少竞争对手的策略。从沈知方后续辗转腾挪的历程看，如投奔中华书局，再独立创办世界书局，也佐证了夏瑞芳的识人眼光，沈知方终非池中物。不过商务没给他足够大的平台，肯定留他不住。
沈知方
（一）乐群书局的命运：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乐群书局除了拥有文艺名刊《月月小说》，早期的经营乏善可陈。该书局在沈知方加入后才经营教科书，并试图从与商务手中争利益，可惜手段较为拙劣，被夏瑞芳起诉，败诉后一蹶不振，终被商务收购。
《月月小说》
乐群书局的全称是“乐群图书编译局”，1905年创办，创办人和经理人都是汪惟父（也作汪惟甫），聘请吴趼人、周桂笙担任总撰述和总译述。书局创立之初，主要出版文学书籍，其亮点是创办了近代四大文艺期刊之一的《月月小说》，因此在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名字。[1]沈知方大约在1906年加入乐群书局，此后开始出版教科书。
沈知方和乐群书局的动作很快，1906年4月9日，《申报》就登出了以《赠书致谢》为名的教科书广告：“《蒙学修身教科书》，是书两册，为蒙学第一年学期教科书，计凡40课，意主德育，而以浅近平实之语出之，儿童读之，最易感觉。编辑者为山阴陈世型氏，印行者则上海乐群书局也。”此后几个月，乐群书局又有10多种教科书在《申报》上刊登广告。
乐群书局除了《月月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加上出版教科书的不菲利润，刚开始发展势头非常不错。1906年10月，乐群书局也开启并购之门，出资将坐落在美租界内的上海官书局及其印刷设备等器物全部接盘，在硬件方面实现了改头换面的升级。这次收购给了汪惟父扩大规模的底气，像商务印书馆一样，开始建厂造屋，自备铅石印机器，“承印各种书籍仿单等,并承印五彩月份牌、钱票钞牌以及各种图画”[2],又将书局分设为发行、印刷和编译三大部门，初步形成了规范而富有生气的发展格局。书局所办《月月小说》也开始改由自己印刷，刊物登出特别广告说:“启者：本报出版以来，辱承海内外欢迎，销路日广。顷自第五号起，特自备活版机器自行精印，按期出版。第五号并加增图画及小说四五门，皆极有趣味之作，以符读者诸君之雅望。准正月念日出版，特此布闻。”[3]
不过世事难料。乐群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就是找一帮所谓的编撰者草成急就之章，其内容大量“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毕竟商务教科书的内容和质量是一个标杆。乐群书局不仅在发不义之财，还不知止境，迅速扩大规模，这不是完全无视商务印书馆的存在吗？1907年春天，夏瑞芳终于忍无可忍，提起诉讼。这一年的3月7日，《申报》以《严惩翻印教科书》为题报道了事情的经过：
商务印书馆执事夏瑞芳，投公共公廨，控乐群书局主沈芝芳翻印教科等书出售，有碍版权，求提究办。前晚，谳员关太守提案讯问，夏供：乐群书局出售之书，计教科舆图等，均翻自商务书馆，请究讯之。沈供：书中词意，大同小异，并非照翻，以后改过，求思薄罚。太守判交保，限十天，罚银一千两，贴偿原告亏耗，仍候签差，将已成未售之书，吊案销毁。[4]
由此可知，对于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指控，沈知方没有赖账耍滑，只求减轻处罚。那么乐群书局的教科书虽未完全翻印商务版，但肯定是大抄小改无疑，所谓“书中词意，大同小异，并非照翻”。然而太守的判罚是严惩：罚款毁书，并贴偿原告亏耗。乐群书局本来底子薄，败诉之后元气大伤。其所办刊物《月月小说》也旋即停刊，最后转手他人。书局经此诉讼，偃旗息鼓，退出了上海出版业的竞技场，大约在1907年或1908年间被商务印书馆收购。[5]
难得的是，夏瑞芳此时对于沈知方仍是给予厚待，在沈知方回商务做事后不久，即聘他为发行顾问，月薪200元，是不做事的高薪员工（一般编辑月薪不过30元左右）。有人对此不满，夏瑞芳却说，“我不是不知道他有点懒散，但他的才气宏阔，我们非留用他不可，假使一旦让他离去，将来必定是个商务劲敌”。[6]
（二）国学扶轮社：
沈知方的“文化情怀”
沈知方在商务作为发行顾问，很是清闲，不甘沉寂的他又开始谋划创办新的出版机构。不过这次不是为商业利益，而是为传承家学，实现文化理想。
史料记载，沈知方与王均卿（文濡）合伙创办了国学扶轮社，创办的具体时间一说是1905年，而据《上海出版志》记载是创办于1902年，还有一说则是在1910年—1913年创办，似更符合实情。[7]
沈知方创办国学扶轮社，与他加入乐群书局翻印教科书意图赚钱不同，承载着他的家族使命和文化理想。沈知方虽然出身寒微，但其祖父是一位好读古书的饱学之士，曾意欲召集同人编撰历代古文总集而未成，沈知方要实现祖父未竟之志。香港大学龚敏教授曾言：
作为出版商人的沈知方虽以利益为旨归，但既然能招致黄人、王文濡等合作创办出版社，可见彼此在实际的经济利益以外，定然还有着一些文化、教育等理念上的契合，决然不至于在一部辞书的利益上作短视的投机，这从在黄人生前印行的《国朝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以及身后由王文濡在一九二六年代为印行的《中国文学史》等大部书籍的出版，在在可以显示国学扶轮社的创办目的，并不是沈知方个人的谋私行径。[8]
国学扶轮社的出版业务，以刊行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为主。合伙人王均卿长于国学，加上国学大师刘师培等人的参与，出版过一些质量颇高的大部头书籍，都在当时流传甚广，后来不少出版社也时有翻印。这些出版物中，有两本大书值得一提：第一本是《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其词条集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开近代百科全书释义方式之先河，它体现了沈知方敏锐的商业眼光；第二本是《国朝文汇》，该书融入了沈知方浓厚的文化情怀，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祖父的心愿。多年以后，对于沈知方策划出版的《国朝文汇》，著名学者钱仲联曾说“清代诗文，载自今日，一代完整的选本，只有黄人、沈粹芬《国朝文汇》、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两种”，[9]可见《国朝文汇》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国朝文汇》
1912年，商务印书馆专门订立章程，禁止董事会成员和所有职工经营与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相同的商业，经报告董事会同意者例外。[10]这份章程的问世，与沈知方、陆费逵等商务员工脚踏几只船不无关系，也可能是沈知方1912年底脱离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原因。1924年进入世界书局的刘廷枚回忆说：“因他（沈知方）与人合办乐群书局、国学扶轮社等出版社，与商务业务相抵触，并与该馆主要负责人之一张菊生在发行业务方面见解分歧，致不能久安于位，即转与陆费逵等合创中华书局。”[11]1913年2月，沈知方出任中华书局历史上唯一的副局长。
国学扶轮社创办时间不长，但在沈知方的主持下，出版了一批大部头的传统文化读物，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无价值。可惜的是，国学扶轮社的业务兴盛时期也只到1913年左右，伴随着沈知方从商务离开和到中华书局任职，国学扶轮社从此了无消息。由于国学扶轮社创办之初就没有设置印刷和发行机构，其相关业务委托给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中国图书公司被商务并购，改名“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国学扶轮社的图书印刷和经销业务也相当于被商务收购。[12]从出版物的价值而言，国学扶轮社也完成了出版的使命，在出版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选自《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文字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1] 王鹏飞：《沈知方晚清时期出版活动考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关于乐群书局的发展脉络，多处借鉴王鹏飞先生此文，未一一标注，特此说明并致谢。
[2] 《上海乐群书局特别广告》，载《月月小说》1907年第6号。
[3] 《月月小说社特别广告》，载《月月小说》1907年第6号。
[4] 载《申报》1907年3月7日第17版。
[5] 孙家振：《退醒庐著书谈》，载韦兰史、施济群、郑逸梅编：《金钢钻小说集》，上海金钢钻报馆1932年版，第37页。
[6] 应文婵：《文化事业中一段掌故》，载《书斋志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5页。
[7] 郑逸梅：《国学扶轮社、秋星出版社的史料》，载《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8] 龚敏：《西学东来与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载项楚主编：《新国学》第7卷，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45页。
[9] 钱仲联：《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0页。
[10] 郑逸梅：《国学扶轮社、秋星出版社的史料》注②，载《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11] 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与世界书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2] 郑逸梅：《国学扶轮社、秋星出版社的史料》，载《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往期回顾
1. 投资《中外日报》的是非曲折（上）——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资本运作（一）
2. 投资《中外日报》的是非曲折（下）——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资本运作（二）
3. 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发行系统
作者简介
黄嗣：出版人，编审，现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业务部主任，曾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发表文艺评论和出版理论研究文章多篇。
【责任编辑：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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