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好！
谢谢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领导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诗经》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几句话。
说实话，之前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曾去过复旦数次，但都是因为“文革”中为乐嗣炳、赵景深、蒋天枢教授捐赠文献、图书资料事，但对复旦馆藏的藏书知之甚少。直至七十年代后期，因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我才和复旦馆的潘继安先生有联系，但了解还是不多。1992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时，和台湾大学潘美月教授合作编辑了一本《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那是由我向国内的许多图书馆的朋友约稿而编成的。我当时的要求，是请朋友就自己的馆藏古籍的来源、数量、内涵、特色和整理、利用而撰为文章，其中复旦馆藏的介绍就是潘继安先生执笔的。
复旦馆藏约38万余册的线状古籍中，有善本书6万余册，计7千余部，这些书是集庞氏百柜楼、丁氏畴隐庐、高氏吹万楼、刘氏嘉业堂、王氏蛾术轩五家藏书之精华，这也是复旦馆藏中的白眉、明珠。由此，我知道了复旦馆藏的特点是：（1）《诗经》的专题收藏；（2）清人文集3000余种；三为地方志收藏达2000种；四为弹词500余种；五为钱币书150余种。
《诗经》类的收藏，大都得自金山高燮的吹万楼，那是高先生竭毕生经历辛勤收集的成果。高氏闲闲山庄藏书三十万卷，1937年日寇侵华，金山沦陷，高氏避难上海，即命人收山庄所藏《诗经》类书，全部用小船从偏僻水路运至上海，藏诸沪寓，但山庄的其他藏书无暇顾及，遂全部损失。1956年夏，高先生将其旧藏《诗经》类书700余种，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价让复旦，归诸公家。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诗经〉文献丛刊》第一编元明刻本的第一辑
复旦《诗经》的单刻本约在760部，丛书本存90余部左右，总量约在850部以上。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来看，所收《诗经》书有483种，而复旦藏有117种，占比24%。我对这批《诗经》之书的版本作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其中仅复旦藏者明刻本53部，清刻本27部，稿本、抄本各15部，其他的不计。
以明刻本来说，初看书名，即知难得之本，稀罕之帙比比皆是，如《泾野先生毛诗说序》，明嘉靖二十年何叔防刻蓝印本；《诗经通解》，明嘉靖刻本；《诗故》，明万历刻本等十六部，仅复旦一馆所存。而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诗经》稀见明刻本仅有8部，是复旦的一半。这样的收藏数量和质量，不仅是“物以稀为贵”，更可显复旦之“英雄本色”。
对于《诗经》的各种稀见版本，六十年间，我见过只有数十部而已。上个世纪的1986年，我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总图书馆的书库里见到一部明弘治十年（1497）华氏会通馆的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诗经》，那是一部极稀见之本。而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普通书库里，我又见到了109种《诗》类的线装书。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欧美地区东亚图书馆中的最重要者，但它的《诗经》善本收藏仅有十七部，而明刻本一部、清刻本二部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之本。所以和复旦相比，那就是小小巫见大大巫，不是一个等级。
三十四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馆方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出版社的老总和我共同商订了一个原则，即是一要珍稀，即只有燕京入藏，而它馆未藏者；二要有学术价值。所以燕京藏宋元明刻本1500部中，仅入选了67种。如今，复旦馆和大象出版社合作，拟出版88种元明本文献，均为珍稀之本，也是海内外馆皆未收藏的本子，这是一种为前贤行役的工作，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功德。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24.11.15于美国北卡
落基山城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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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任职上海图书馆，追随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诸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担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荣休后先后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撰有《顾廷龙年谱》《顾廷龙书题留影》《翁方纲年谱》《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书城挹翠录》《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书丛老蠹鱼》《老蠹鱼读书随笔》《书韵悠悠一脉香》《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伏枥集》《日本汉籍图录》等著作多种。
责任编辑：朱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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