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二）：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

      史官出现很早。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史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1]上面说“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不可称信史；其余，都可说明史官起源很早。史官“备于周室”是不争的事实；西周之前肯定已有史官，殷墟甲骨文“作册”可证。

      史官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龚自珍的论述最为允当。他说：“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2] 

      在政治活动中，史官扮演智囊与监察这两重角色；在文化活动中，史官既是重要作品的作者，又是全国典籍的掌管者。从史官是作者看，如诏令文书、国史史志等无不出于史官之手。《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从掌管典籍看，如大史掌六典、小史掌诸侯史志等。六典，就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4]，全国典籍几乎都在六典之内。

      史官既创造文化，又传承文化，对文化发展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龚自珍从创造文化与传承文化两方面看，认为古代文化盖源于史官。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是故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昭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蠭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称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称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5] 晚清以来，史官文化之名逐渐为学界接受。

      以史官命名文化，并非就是史官的文化，它是以史官为代表的一种官方文化，是官方全面垄断的文化。下面，论其特征有三。

      其一，君权至上。

     史官文化在王室中产生，又在王室中壮大；创造史官文化的人，都是“王臣”；他们从事的各种文化工作，都是官府事务的一部分。因此，史官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君权服务。以君权为至上，忠于君权，服从君王权威，成为史官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必然结果。史官文化各个方面内容，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史学、刑律，也包括天文、历律、数学、音乐、医学等，无不打上君权至上的深刻烙印。影响所及，君权至上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特征之一。战国年间的诸子文化诞生于民间私学，本是民间文化。诸子之间虽然学派不同，然而都以巩固君权为目的，提出各自的政治学说，思考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华夷等关系。诸子对于君权从不反对，也从不怀疑。秦以后，历代进步思潮都以改善君权为出发点，不断提出革新见解与有益措施，从未有人挑战君权，或在君民关系中提出民众有权的问题。由此可见史官文化影响之深远。

      其二，以世俗化为发展的基本趋势。

      这里所说世俗，是与宗教相对而言。一般说，古代文化都从原始宗教发展演变而来，所以与宗教密不可分，史官文化也是如此。不过，从发展趋势看，史官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却是渐行渐远。西周实行“政教合一”，这与古代其它国家是一样的。不过，西周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宗教服从君权，并非君权服从宗教。西周这种政教合一，在重视宗教、敬仰神灵的同时，可能关心现实问题，关心人间的世俗事务。当发现宗教与神灵不能完全有效地巩固君权时，君权至上的史官文化就把注意力的重心悄悄转移到现实事务，转移到世俗事务，在神与人之间渐渐选择关注人。这种趋势从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时就开始出现了，以后不断得到加强；到春秋年间，社会动荡加剧，有些政治家公开倡导重视民意，争取民心。战国年间，官府纷纷裁减宗教官员，其实是史官文化与宗教渐行渐远的必然结果。诚然，史官文化与宗教完全断绝关系是不可能的，它与宗教存在天生的联系。但是，史官文化决非纯粹的宗教文化，它以世俗化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没有疑问的。西周以来，史官文化的宗教色彩渐渐由浓变淡，社会文化中的世俗内容逐渐增多，宗教内容逐渐减少。像天文，本是宗教神学；到东周，天文中的世俗内容变得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许多与宗教神学不同的应用于人间社会的学说，如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兵学、历律学、地理学、数学、医学、农学等。当以诸子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古代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便告基本完成。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最早跨越宗教化阶段，因而避免了宗教战争的苦难，也避免了“宗教法庭”的偏执。这些，都与史官文化直接有关。

      其三，官方全面垄断的文化，即所谓“学在官府”。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说：“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6]“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指官员职位、官员职守、著作与学术、教育与受业这四者，在官府中合而为一。也就是政治与教育合一，官员与教师不分。

      春秋以前，凡著作都出于官员职守，凡学校都是官学，凡教师都是官员，凡书籍都是官书，结果就是官方对文化实行全面垄断。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学在官府”。

      史官文化鼎盛的西周，全国文化高度集中在周王室。从教育方面看，学校教育机构与王室官府机构两者合而为一，教师都是官员，学生都是贵胄子弟。除了这种官办学校，民间没有私学。从著作方面看，所有从事著作活动的人都是王室官员，他们作品都归王室官府所有，不属于作者自己。私家没有学校，私家也没有著作活动，所以民间不可能产生著作。从书籍方面看，所有典籍与典章文物都归王室官员掌管，产权上是属于王室拥有的财产。官书深藏于宫墙之中，连官府内部也不完全公开，更不准流布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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