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门老头自传之三

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五日，两辆大轿车停在北大第一体育馆外面。一帮土里土气的人，带着他们的行李下来了，是门老头和他的同学。刚从乡下回来，太仓促，宿舍没有腾出来，只好暂住这里。半个月后才搬回了三十八斋。

他们正在乡下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快一年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狂风，把他们给卷了回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也就两个多月，风暴便席卷了全国。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在干些什么？》署名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共七人。

宋硕，何许人？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彭佩云，北大党委副书记。

一九五七年，右派都没敢指名道姓地指责党委领导人，而这张大字报却指责他们在搞鬼，说他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执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还了得，不一会儿就出现了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再过一会儿，大字报便铺天盖地了，以大饭厅为中心，延续开去。支持聂元梓的有，但不多，绝大多数都在批判聂元梓，说她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右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有人发表演说，要人们提高警惕，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这天晚上大家也就不睡觉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委、国务院都有领导来调查。北京大学半夜召开全校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大会，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讲话，要求党员遵守党纪，内外有别，不要把党内的问题公之于众。

连着五六天，北大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燕雀乱飞，花草乱摇，昏天昏地，人流如潮。不过真正的海啸发生在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头一条，全文广播了北大七人的大字报，随后就播了一个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有人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广播这个大字报，什么人叫你们广播的，你们到底代表谁。而绝大多数人，以中央台的声音为党中央的声音，表示坚决支持。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白天晚上连轴转。学校专门树起了很多很多大字报专栏，提供贴大字报的糨糊，供应写大字报的大纸和笔墨。从此，北大就乱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门老头很茫然。

学校进驻了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哲学系比较特殊，以聂元梓为首的党总支领导运动，工作组配合。门老头参加了系里的资料组，整理“黑帮”的材料，撰写批判文章。

六月底，《北京日报》记者来采访，给聂元梓一个特写镜头。聂元梓拿着门老头的批判稿，对系工作组的组长说：“看来，同学们还得再学习，再提高，他们对黑帮的反动本质还不认识。”

能认识得了吗？哲学系的黑帮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四五个是门老头他们班的辅导员和教师。从迈进北大开始，这些辅导员和教师就给他们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黑帮”？就整理的材料来看，他们的言行，没有一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门老头的认识模糊，门老头写的批判文章上不了线，一次又一次地过不了关。

六月底，同学们在讨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门老头不同意。他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连这个前提都没有就造反，那是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革命派，造革命者的反就是反革命。

门老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造反精神，因为他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所以，他不能不当保守派。

不过，门老头却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造反派，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革命派，而且是对革命高度负责的革命派。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论共产党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用了十九张纸，贴在大字报专栏中足有十几米长，引来了一层又一层的誊抄者。他还在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中支持工作组，在江青、康生主持的七月二十六日的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言，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犯有错误，但却不是西安，而是延安，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

北大的运动发生了地震般的变化，表面起因是“六·一八”事件。

以河北省委副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后，强调运动秩序。按系、班组织系统往下布置运动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揭发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可是六月十八日却出了个大大的意外。一些系的学生不经请示便游斗“黑帮”，并在三十八斋入门的高台上进行侮辱。揪头发，脆板凳，戴高帽，抹黑脸，甚至把厕所的便纸篓扣在“黑帮”的头上，触摸女人的下体。游斗了十几个人，涉及好几个系，引动观众的阵阵吼叫声。

三十八斋是门老头的宿舍楼，老头没有目睹，却亲耳听到了被辱女老师的哭诉。

门老头在做什么？在哲学系资料组整理“黑帮”的材料。

当时哲学系的办公楼是南阁，资料组在会议室。正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听到过道里有人大声哭。出来一看，是本系的一位女老师。她向赵正义老师哭诉了受辱的全过程。

 那位女老师哭诉说，有人摸她下体了。赵正义安慰她，说群众运动起来了，难免出现过火行动，要她正确对待。她毕竟是“黑帮”，善良的赵老师尽管同情她，也不能说什么温情话。

“六·一八”事件破坏了北大运动的正常秩序，北大工作组认为是坏人操纵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全校师生以此为鉴，提高警惕，加强纪律性，有序闹革命。有些学生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事件，工作组的要求是压制群众，不让革命。由此学校的整个气氛转入工作组在执行什么路线的辩论中。

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续两个晚上，江Q、康S、陈BD和中央WG小组的成员，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上万人的大会，就北大工作组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进行辩论。

江Q走上台来，高呼：“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向革命小将们致敬！”操场上报以热烈掌声。可是门老头却觉得，上来的不是自己头脑里的江Q。他没有见过江Q，可在什么书里看到过一个外国记者对江Q的描写，温柔，娴静。而眼前的江青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穿着军装，却在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不伦不类且不说，七月的天，也不合于季节。没过一会儿，她呼叫上来一个中学的女红卫兵，拥抱，亲吻，佩带上了这个女红卫兵献给她的袖章。特别是她在二十六日的讲话，让门老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她说工作组镇压了革命，这个结论门老头有思想准备，从二十五日康S的开场白中就听了出来。有准备你还上台支持工作组，不是自找倒霉！是自找，因为他的确是这样认识的，而且是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不讲，自己心里过不去。让他吃惊的是江Q点了几个人的名，其中竟然有毛岸青的妻子和毛岸青妻子的母亲，说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坏人，门老头不知道，可是把毛家的家事搬到万人大会上来讲，和WG混在一起讲，而且讲得声嘶力竭，门老头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很是痛心，大失所望。

门老头完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党的组织。

第二天，三十八斋外面就贴出了炮轰王德有的大标语。

门老头有早晨跑步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五四操场”跑四圈。

七月二十七日是门老头的阳历生日，一九六六年的这个生日过得最特殊，最有纪念意义。

哈，一出楼门，围绕着三十八斋的墙基，整个楼圈，贴满了大标语：

“炮轰王德有！”

“王德有必须触及自己的灵魂！”

“王德有该是回头的时候了！”

“王德有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

半张纸一个字，大大的，一个口号就有好几米长。

门老头看到了，不过他还是到“五四操场”跑了四圈。时间还早，批斗他还不是时候。

回到宿舍，洗脸，刷牙，吃早餐，然后就是坐在宿舍等。等什么？等批斗。

同学们一个一个都起来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他一眼，笑笑，没有一个人拉他，斗他，指责他。真是怪事！

当时那个年代，说错一句话，读错一句报，就拉去批斗、游街示众的有的是，且不说那大字标语满墙都是了，不斗你斗谁？

门老头的这些同学也太不像话，怎么不按规矩出牌呢？

等到中午，吃饭，睡觉，一切如常。

后来门老头想明白了：

二十六日晚上，大会散后，门老头虽然遭到当头棒喝，还是壮着胆子回了宿舍。不知为什么，208房间里一个本宿舍的人都没有，只是坐着一个人。那是谁？贺三喜。

贺三喜是谁？学生党支部的副书记，门老头的入党介绍人。他是调干生，入学的时候就比一般同学大五六岁。新生里有四个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班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贺三喜任副书记。在同学们的眼里，他就是人生前进的指导员。

这指导员，精心培育了两年，在下乡搞四清的前夕，终于培育出了一个新党员，这就是门老头。可这门老头今天却闯下了天大的祸，竟然与中央WG唱反调。真是要命，他这个入党介绍人也得担当责任。

没办法，他必须找这老头谈谈。于是208的同学全都离开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等那个不要命的门老头回来。

门老头回来了，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回去睡觉？

贺三喜一脸呆板，说：今天晚上还想睡觉？你能睡着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康S的开场白倾向是很清楚的，你听不明白吗？为什么要往火里跳？

门老头说：你不是经常说，党员要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切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党负责吗？今天不就是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吗？明明看着不对，不说那叫什么？

贺三喜苦笑一下，站起来走了。临出门时留下一句话：等着吃苦果吧！

所以第二天就出现了满楼圈的大标语。老头琢磨，这可能就是贺三喜他们一晚上不睡觉的杰作。不过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大概也是纪律。

门老头没有挨批斗，正是这些大标语的成果。你想想，门老头闯下这么大的祸，没人批他能行吗？谁在包庇他？自然是培养他的人。与其让别人批，不如自己人先下手。批得狠一点，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至于斗不斗，不忙，看看再说。没几天，大家都忙着串连去了，谁还惦记着门老头？

哈哈，真是高手！

门老头没挨斗，除了这些兄弟变相保护之外，也与他没有得罪过人有关。他当班长的时候，不管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很亲近。在他的头脑里，阶级界限从来没有划到同学们身上。和他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富农出身，一个是伪军官出身。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同学们只是标语声讨，没有触及他的皮肉，也没有用大字报批判他。没过几天，大家的目光就从他的身上移走了。

虽然同学们没有触动他，虽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但从聂元梓这个派系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个“标杆”，这个“苗子”，在WG中什么都跟不上。不但跟不上，还站出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辩护，这让聂派的脸上甚是无光。

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外派吧！于是他便随着解放军进驻了河北医学院。

把工作组赶走之后，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GM委员会。可是不管什么委员会，都控制不了局面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至十一月底，又先后七次接见，引动了全国大串联。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吃饭可以不花钱，谁不出去呀？北大校园人流如潮，但北大的师生却很少，绝大多数是外地串联的，斗、批、改难以进行。于是中央于十二月下文，停止全国大串联，要求大中学校的学生回本校“复课闹革命”。还决定派解放军进校，对学生进行军训。

解放军进入学校，任务是军训，不介入两派斗争。可是界限很难划分，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央又于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下达文件，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时，北大的军训已近结束，解放军奉命撤出，到其他地区“支左”。解放军“支左”没有经验，请求北大派学生随军协助。于是，门老头和北大的一百多位学生便随军走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一日到四月一日，门老头在河北医学院协助六十三军支左。当他重返本校的时候，北大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运动中一碗水端不平，学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支持聂元梓的，称新北大公社；另一派反对聂元梓的，称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两派文攻武卫，折腾了一年多。一九六八年三月底真的打了起来。

二十九日深夜，老头睡得正香，突然被楼道的呼叫声、奔跑声惊醒。只听得有人喊：快点！快点！新北大公社攻打三十一楼。

老头住在三十八楼208，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猛然跃起，抄起一把笤帚就冲了出去。

三十一楼是学生宿舍，虽说学生们照常居住，照常生活，但是其中的几个房间却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个聚集点。它的总部设在二十八楼，新北大公社不去攻打二十八楼，攻打三十一楼干什么？不得而知。

老头是逍遥派，不去管它，合眼再睡。

第二天起来，去吃早餐，三十八楼北侧的学生第六食堂关门。吃不上饭，老头只好悠闲悠闲转转，看看经过战斗洗礼的北大校园成了什么样子。

还好，虽然地面有零散的棍棒、笤帚、被子和破布，倒还没见血迹。

转了一会儿，看见北面来了一群人，由北向南，越走越近。

看清了，并排走在前头的是聂元梓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后面跟着几十号看热闹的学生。

北大半夜大规模武斗惊动了北京卫戍区，李钟奇一早就来视查现场，聂元梓陪同。

学生第六食堂坐北朝南。它的东北角，不足五十米，就是三十一楼的西南角。三十一楼坐西朝东，它的背后是学生第三食堂，中间夹着一条五六米宽的柏油路。聂元梓和李钟奇就是顺着三十一楼背后这条路、由北向南走过来的。

走到学六食堂东侧，离门老头还有十多米远，他们站住了，向三十一楼和学三食堂方向比比划划，大概是在分析攻楼部队的行进路线。这时候，跟着他俩过来的学生们将他们围住，要讨说法。

看样子，这些学生大多是井冈山的，他们认为聂元梓是挑动武斗的元凶，所以学生圈里群情激愤，时不时地发出怒吼：“聂元梓必须低头认罪！”“老佛爷（老聂的绰号）罪责难逃！”聂元梓却是一脸无辜、茫然不知的样子。

李钟奇向大家摆摆手，劝大家不要激动，有什么情况慢慢说。

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嗷”地叫了一声，猛然抱住李钟奇的脖子，脸蹭着李钟奇的面部而过，躲在了李钟奇的背后，李的脸上立刻现出了血印，是聂元梓给蹭上去的。

聂元梓面部受伤，不知用什么捅的，也没看见是谁捅的，赶紧去医院，众人一哄而散。

聂元梓受伤了，不论轻重，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新北大公社的大喇叭开始声讨，整个形势从追查武斗元凶转向了追查谋杀凶手。

北大武斗从此开始。饭都吃不上了，还呆在学校做什么？门老头把行李寄放在人大同学刘真文那里，当晚就坐火车回家了。家在山西榆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七八月份，8341部队和工宣队进驻北大，接管政权，延续了几个月的武斗也才停止下来。门老头受召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十一月份中央下文，68届毕业生分配工作，门老头离开北大。此前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老聂，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是最后一面。

【责任编辑：张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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