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是一个社会学理论上的概念，是指由于道德、法律等集体意识系统缺乏对于社会生活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导致社会处于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状态。[1]它是与正常现象相对的反常现象，是对事物发展应有状态的一种偏离。在20世纪前半期这个大变革大转换的动荡时代里，出版业的变迁显得急迫又剧烈，传统与现代共存，繁荣与紊乱兼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贫瘠的环境中，现代新式出版业却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扩张、膨胀式的野蛮成长。但基础不牢固，不够夯实造成了出版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问题频出，状况不断。不夸张地说，失范是民国时期出版业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这也招致了人们对出版业相当程度上的不信任，甚至鄙夷、敌视的态度，以致时人有“书店、书店！天下多少罪恶，藉汝之名以行”[2]的喟叹。
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那些较多接触或较早介入新式出版业的知识分子超越了“刻书修身立德”的传统观念，将出版和国家社会民族联系在一起。出版业逐渐成为国人“救亡”“启蒙”所仰仗的重要的工具、载体和平台，其译印的图书、创办的报刊不断引发民众的阅读与追捧，搅动和激荡着革命潮流，推动着社会变革。基于此，民国社会极为重视“出版”这一特殊领域，一旦察觉到出版活动及其上下游环境偏离了正轨，便有人挺身而出，著文批评指正。所以，出版失范现象自然成为出版评论的关注点，频繁出现在各大书报刊的评论专栏中，成为当时出版评论的最重要主题。再细分而观之，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对出版失范行为的评论文本有四个较为集中的议题，即出版投机普遍、盗版翻印泛滥、淫书公开售卖与期刊愆期无序。它们几乎覆盖了现代出版产业链中的出版策划、编辑加工、生产复制、出版物发行以及版权保护在内的所有环节，因此，社会各界对这四种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之声，几乎未有已时，《申报》“出版界”专栏、《大公报》的“文艺园地”专栏和“图书周刊”副刊、《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专栏，著名的《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现代评论》等刊物，包括出版机构自办的特刊如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周刊》、开明书店的《开明》、中华书局的《图书月刊》、现代书局的《现代出版界》、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都有类似的出版评论大量涌现，《随风转舵的出版界》、《中国出版家之投机性》、《翻版书的黑幕》、《书的还魂和赶造》、《出版界之性潮》、《出版物的愆期与早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代出版界》、《检讨现在的出版界》等评论都领一时之舆论风潮。鲁迅、茅盾、叶圣陶、邵力子、周全平、刘大白、俞颂华等文化界、出版界人士也都执笔为枪，对这些出版失范行为进行全面的揭露、透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
《检讨现在的出版界》（《时时周报》1931年第2卷第2期）
一、对出版投机普遍化的指斥
出版业是文化和商业的结合，图书经营的原则是求得两者的平衡，既能推进文化，又能获得利润。但民国时期真正将出版当成事业来做的出版家实在太少，唯利是图的书商太多，他们“只图目前小利，不顾长久得失”，“欢喜出投机的书籍，不问这书的内容，不问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对于自己书店的声名信用的影响如何，只要看上去销路不坏，可以赚钱的，便毅然付印问世”，[3]急功近利的赚钱心态统治着出版业，让出版活动充满了投机性，市场混乱，竞争无序。一方面是图书出版有利可图，投机者开设书店盲目成风，一哄而上，一哄而散，“自从李小峰老板因创设北新书局而大发洋财后，上海滩以播扬新文化自命的小规模书店真有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起来”，“他们口口声声的喊叫着给读者谋利害呢，其实呢，大谬不然，他们一样的惟利是图，或者更比一般无识的商人敲竹杠的手腕更巧妙些”[4]，文化出版事业深陷于投机商的漩涡里。而真正的将出版当成文化事业的作家、文人们因坚守出版原则和文化理想，不善也不屑于钻营，则处于苦难之中，无不形容枯槁，奄奄待毙。另一方面，投机书商将图书看成是完全遵循市场的售卖规则的商品，过于迎合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向，太过关心读者的兴味与偏好，无原则地迁就读者兴趣的转移。出版商看到某类书刊销路广阔，大家就都去出版这一类的书刊。等到别的一类书刊风行时，出版商们又都改弦易辙，出版物成为了大量小市民阅读兴趣的尾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诗，新小说以及含有新思想的文存之类的书籍容易销行，于是出版商便竞出这类的书籍。随后，恋爱小说大盛，他们便来出版恋爱小说。接着，革命文学勃兴，他们又集中出版革命文学一类的书籍。普罗文学继起后，他们出版普罗文学的书籍。小说畅销，他们出版小说；社会科学书籍畅销，他们又趁机大出特出，“今年流行恋爱小说，明年流行普罗文学，后年又纷纷改出‘国防’作品……有时看见辩证法时髦，于是你出一册《辩证法概论》，我出一册《辩证法入门》，他出一册《辩证法ABC》。因见翻印古籍能够赚钱，又有许多出版家把老古董搬出来翻印出版”[5]。更有许多《会考指导》、《考试指南》、《日文百日通》等并无多少文化价值，纯粹谋利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版发行。出版界“在这个投机的心理的支配之下，它们的感觉训练得十分的锐敏”，“可以不用问这些货色是否清鲜，是否有毒，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6]，只知抓住时机，粗制滥造，尽量地缩短周期出版上市，“朝方属稿，暮已付梓，浃旬之间，已风行全国矣”。[7]
《出版界》创刊号封面
这些投机性的出版行为带来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造成出版界虚火旺盛，外强中干。表面上看上去种类繁多，急管繁弦，热闹非凡，但实际上浅薄无聊出版物众多，有价值的好书太少，“二三十年间统计全国所有之出版物，虽云汗牛充栋，不可缕计，其真能具有促进文化辅助教育之效能者，殆什不过一二”。[8]投机出版所出书刊内容相似、版式相近，甚至互相摹拟，互相抄袭，互相重复。不仅造成出版业有限资源的浪费，而且书刊失去了指导读者的效用，错误百出。出版投机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图书出版的发达，利于文化繁荣。但更主要的是功利之求，让出版商们走上唯利是图的歪门邪道，对出版业本身和文化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原文刊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3期，标题有改动）
参考文献
[1]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5-176．
[2] 叶方子．谈书店[J]．潮声，1943，2（5）：39．
[3] 储安平．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J]．读书顾问，1935（4）：12-13．
[4] 检讨现在的出版界[J]．时时周报，1931，2（2）：28．
[5]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M]．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79．
[6] 张季平．现代中国出版界[N]．前锋周报，1930-12-14：1-2．
[7] 忆秋．论出版家[N]．木铎，1924-5-20：2．
[8] 陈霆锐．国家前途与出版事业[J]．出版界，1926（74）：7．
往期推荐
作者简介
曾建辉，文化传播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著有《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合著）。
【责任编辑：秦雅婕】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轻按二维码，关注六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