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编撰与数智化转型研讨会”：意犹未尽的参会之旅

到上海参加《辞海》编撰与数智化转型研讨会，已经过去半月有余。回想当时种种，从参会前一天去参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到会议召开当天的分享与讨论都令我感到意犹未尽。

此次辞海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辞书学会、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承办单位是《出版与印刷》编辑部和《辞书研究》编辑部。他们安排提前抵沪的参会人员11月15日下午3点半共同参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我和师姐当天下午1点多到上海虹桥站。根据导航所示，若一切顺利，待我们抵达酒店放好行李后，仍有较充裕的时间前往博物馆和大家一起参观。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在酒店前台花了很长时间排队和办理入住。快速上楼放好行李，打车时又遇到波折，在酒店门口冒雨多等了好几分钟。等终于踏入博物馆时已经快3点40了。对于迟到，我们心中满是懊恼与歉意。所幸，还是赶上了和大部队，得以和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前辈们同行。

图1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外观

我们一行人算上讲解员一双手就数得过来，氛围却一点也不显冷清或严肃。各位老师和讲解员有来有往地对话和讨论，使得那些被小心翼翼保护在橱窗里的展品，不再是冰冷而沉默的历史见证者，一下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这拉近了我与展品的时空距离，加深了我对于展品的认识。由于大家在多处展品前驻足、讨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只来得及参观1楼的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和2楼的主题馆。

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复原了中华书局的旧有图书馆，其中藏书的展陈使用的是原书、原架和原图书分类法。出于保护藏书等目的，该书库并不对外开放。我们只能透过玻璃去探寻封存其中的奥秘。当通过努力寻觅了解到该书库的某些藏书特征，或是辨认出其中的书名、发现熟悉的典籍，固然令人欣喜。玻璃的阻隔又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与藏书之间的屏障，限制着我们对知识与历史更深入、切实的感知。我和师姐笑谈，若是书库中的每个书架单独做密封保护，能让我们自由地在书架间穿梭与探索，更近距离地观察其中的藏书该多好啊。

图2 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

再次透过玻璃的阻隔去感悟出版的发展变迁，不禁令我想起去年看故宫出版社建社40周年展时的感受。当时我就和师姐说起过，在展柜里呈现出来的内容能让我们了解展览主题的大致情况，但是其呈现出来内容终究有限。就如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主题馆展示了自清末“西学东渐”至党的二十大召开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从中我们能够了解这段时间新闻出版业的历史脉络和其中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却也只能看到它呈现出来的部分出版物的外观和内页。而更多关于这些出版物的具体内容、排版设计等信息以及其纸张质感等，都被封存于展柜之中，使人难以一探究竟。正如祝帅所说，作为展品展出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共性”的要求，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使用价值被消解。（祝帅：《空间情境、书籍展览与印刷传播——媒介化进程中的“天一阁”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敞开》，《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年第2期）他还指出博物馆中陈列的是书籍的形式。事实上，博物馆中陈列的书籍，展示出来的只是其外形，如封面、开本、装帧形式等。这只能说呈现出其部分形式。而其所用的材料如何，内文排版如何仍是我们难以了解的。

图3 展柜上二维码扫码后的介绍示例

在参观过程中，我留意到许多展柜上都贴有二维码。用手机扫码后可以获取相关展品的语音和文字讲解。博物馆官网还提供了VR全景虚拟参观服务。部分展品上带有红点提示，可以点击以获取语音和文字介绍。虽然目前在这些技术手段辅助下提供的信息还不够丰富，但技术无疑为出版物展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部分作为展品的出版物由于其珍稀程度和历史价值常常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难以让读者亲手触摸翻阅。通过传统展柜展示所能呈现给读者的内容又太少，无法展现出出版物的丰富内涵，难以发挥出其更多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倘若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展示作为展品的出版物的内容、形式与其他信息，既可以更大程度发挥展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有利于读者进一步学习知识、了解历史。至于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出版物展陈与服务的优化和创新还需要持续思考、不断探索。

图4 VR全景参观截图

图5 VR全景参观时点击红点后的介绍示例

此次辞海研讨会会议议程主要包括由从事辞书研究或辞书编纂与研究的人发言以及与会人员交流讨论。在主旨发言环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提到计划明年开始修订《辞海》第八版。在搜集整理《辞海》相关资料时，我曾注意到《辞海》网络版在《辞海》第七版出版后正式上线并不断完善。国际上有大型辞书停止出版纸质版的先例，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2012年起停出纸质版。因而我很好奇《辞海》网络版发展成熟之后，其纸质版还会不会像之前一样不断修订出版，采用再版修订制并坚持“十年一修”制度。当时我想到《辞海》第八版的修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或许能够传递出关于数字时代《辞海》何去何从的信号。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童力军表示目前仍然会坚持《辞海》“十年一修订”制度。他提到虽然在数字时代读者对纸质辞书的需求在下降，但纸质版《辞海》除了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外，还起到“知识固化”的作用。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每个版本的《辞海》都凝结着其独特的时代印记，具有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图6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做主旨发言

我一直很喜欢讨论的氛围。在交流讨论中参与者的观点相互碰撞、相互启发，有助于理清思路，不断完善对问题的认识。正如徐特立在《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中所说，“凡对一个问题希望有完善的解决，一定要有争辩，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越多，争辩越细密，就越能解决问题。”（徐特立：《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在此次研讨会的交流讨论环节，我有幸见证了一场资深辞书人关于数字时代《辞海》如何转型的激烈讨论。童总表示《辞海》网络版的优化还需要增加入库条目数量，丰富拓展条目内容；结合AR/VR等现代技术，丰富知识的呈现方式等。而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王国勇老师认为增加条目内容、丰富知识形式等提升计划使《辞海》本身的功能模糊化、泛化，使得其中有些条目的释义无法自恰。因而不应继续泛化《辞海》的功能，而要增强《辞海》作为辞典本身的功能。童总回应道，《辞海》网络版之所以要增加条目内容、丰富知识形式是希望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为用户提供可信赖的知识。他也承认，知识不自洽的问题在当前《辞海》纸质版和网络版中可能存在，但没有一部辞书一经出版就是完美的。辞书修订的过程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网络版的优势是发现问题可以马上解决问题，不用像纸质版那样等到几年后下一版修订再解决遗留问题。数字技术为解决知识自洽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当时的讨论情境中，我只感觉他们的讨论很精彩，好像都很有道理。《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郎晶晶老师说王老师是站在编纂者角度考虑《辞海》内容的编纂如何自洽，而童总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满足读者需求。我很佩服她快速想到双方观点的分歧。这也许就是作为编辑对观点判断的敏锐。

从这次讨论中，我深刻认识到辞书的编纂、修订以及其网络版的发展大有学问，其中需要考量的专业问题很多。王老师和童总从条目释义的自洽和读者知识获取的便利两个不同角度考虑《辞海》的转型方向。我认为这两个角度是辞书编纂、修订与数字化转型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许这两者正是辞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记得会上有老师发言时提到，权威性对辞书来说并不存在，要根据辞书功能判断其适应性、准确性以及其是否完整、自洽。在辞书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其自身定位，并围绕其定位制定优化策略。不然何以证明优化之后的辞书仍然是该辞书呢？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指出，辞书是知识的记录者与贮存者，是知识的整理者与表现者，是知识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创造的助力者，在人类知识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宇明：《辞书与人类知识链——在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辞书研究》2024年第1期）辞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读者提供知识。读者在使用辞书时更多考虑的是查得率。因而辞书的发展也需要在明确定位、追求完整自洽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条目收录和编排、检索方式等提升知识的可获取性。辞书发展、转型要尽可能把握基于定位的知识自洽和知识可获取性两者的平衡。

图7 会议现场

受记忆影响，上述对与会人员的观点的记录可能掺杂了我个人对他们观点的理解。与会者的发言增进了我对辞书和辞书编纂的认识，他们的观点触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他们严谨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勉励着我不断学习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