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邹与陈独秀——《中国出版家·汪孟邹》节选

汪孟邹与陈独秀

——《中国出版家·汪孟邹》节选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再版时，将书名改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将陈独秀予以突显。这一改动，大概有利用名人效应之商业上的考量，同时它也是符合史实的。陈独秀对亚东影响极大，亚东“因陈而生，因陈而兴，因陈而衰，因陈而终”^[1]。陈独秀一手促成了汪孟邹前往上海创办亚东；也因其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为亚东带来新书刊的大量发行，使得亚东营业的局面由此逐渐兴旺；此后陈独秀对亚东的经营与发展一直十分关切，具有重要影响。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陈独秀对亚东的关心，体现在诸多细节上。汪原放回忆，陈独秀每到店里总要问问出版的书的销场，听说还好，便觉得非常高兴欢喜。^[2]1927年，汪原放被高语罕电召到武汉担任《民国日报》的国际编辑，陈独秀在武汉看到汪原放，立刻问：“你怎么来了？”“语罕真乱来。你走了，孟邹怎么好？店事怎么好？我看，你还是回去罢。”^[3]甚至是身处囹圄时，陈独秀仍时刻关注着亚东的情况。1933年8月9日陈独秀致汪原放信，有一节专讲亚东译书之事，为亚东提供可翻译书目及人选。1933年，鉴于亚东的萧条景况，陈独秀向汪原放提议重印《独秀文存》。同年9月12日又致信汪原放，提议亚东重印何礼的小册子和《中亚细亚游记》，并建议选译日本的几种刊物，主动表示可承担选编指导之责。1934年12月7日致汪原放信：“亚东近出二书，书名及作者之名均不能号召读者，不知何以要印那样的书？行翁《论衡》及李译《马可波罗》都要行销些。”^[4]此时段陈独秀虽在狱中，对亚东的店事却了如指掌。那些年亚东生意萧条，陈独秀急亚东之所急，想亚东之所想，从筹款、合资到店中人事安排，无不为亚东考虑。

正因为陈独秀对亚东的影响，人们往往多关注到陈独秀对汪孟邹的帮助，这固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汪孟邹对于革命人士陈独秀的意义亦举足轻重。汪孟邹为一生从事革命的陈独秀提供多维度与全方位的支持，其中包括出版支持、经济支持、家庭支持、情感支持、政治支持等。可以说，汪孟邹是陈独秀革命事业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没有汪孟邹，陈独秀的革命生涯是难以想象的。

自芜湖科学图书社起，汪孟邹即以自己的一方出版领地，为陈独秀的文化和革命活动提供重要支持。举科学图书社之力协助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办好，为《新青年》诞生之设法，以及随后大量代派各类新式期刊以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这些在前文中多有述及。事实上，汪孟邹予以陈独秀之出版上的支持是多层面的，终其一生的。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此事陈独秀指派汪孟邹来操办。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亚东图书馆承担了它的发行任务，对外只称亚东是代售处之一。实际上，汪孟邹及亚东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支持，还可以追溯到更早。1920年5月到7月间，因陈独秀的担保，汪孟邹曾将亚东的书赊给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社和恽代英在武昌创设的时中书局进行销售，亚东的“万年青”账册对此均有记录。汪孟邹生前交代说：“这里欠了多少，不必再算账。不过这是资料、史料，将来或者有用处。”

此外，亚东积极将陈独秀的零散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结集呈《独秀文存》予以出版。陈独秀等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的新杂志上，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但是杂志的传播特性一方面使其传播得快、传播的范围广，同时也容易星散。汪原放就谈到编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二集》（因时局及内容敏感原因，最后未能出版）时，一些文章就已难以找到，“在目录上，哪些文章没有找到，他都一一注明，要我们想办法找一找，他自己也在找，找到，就拿来。他有时来，会带一些他找到的文章来，有的是剪下来的，注有时日等等。”^[5]亚东出版陈独秀等人的文存，是第一次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说文论进行结集，这一书籍化过程对他们新思想的文章起到了固定、系统化的作用。这至少在两方面有着深远的价值。其一是文化保存价值，若没有亚东将陈独秀等人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使之成为一种广为通行的本子，许多有价值的零散资料也许已经散佚。单就文献保存这个方面来说，亚东也是功莫大焉。其二，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亚东将新文化代表人物文章的结集出版，实际上是新文化新思想继在报刊上吹响第一轮号角后，再次获得了书籍这一场域，进而展开第二轮的传播。这对已有成果的巩固及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此外，抗战时期汪孟邹为陈独秀出版了不少关于抗战的小册子：《抗日战争之意义》《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我们断然有救》《民族野心》《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等，陈独秀的抗日主张得以被广泛传播。

关于革命家的经济生活，王凡西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一个革命大党的‘职业家’比较容易，因为党有充足经费，可以保证那些以全部时间与全部精力从事革命的党员们的生活，至少可以保障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弱小的革命政党情形却大不相同，它既无国际援助，又无大笔党费。‘职业家’们不但无薪资可领，还得设法筹措组织之所需。他们得寻找一些‘兼职’，得从事一点‘副业’，借以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时提供组织活动的经费。”^[6]陈独秀一生从事革命，其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济外，主要依靠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

就公的方面而言，是亚东给予的稿费。仍引王凡西所言：“在政治反动与经济衰落的环境里，革命者能够找到怎样的‘兼职’与‘副业’呢？除了卖文之外，几乎别无门路。”^[7]亚东是陈独秀“卖文”最重要的买家，陈独秀的绝大部分著作皆由亚东出版，而且以高标准支付稿酬。1933年10月11日，陈独秀收到亚东寄去的一纸账单，账单上反映出亚东给陈独秀的版税为15％。

就私的方面而言，汪孟邹个人给予了陈独秀大量无私的经济资助。汪原放回忆，大叔汪孟邹说：“仲甫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要拿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回去了。”^[8]那个时候陈独秀仅在亚东出版有《新体英文教科书》，并不太行销，原计划分四册，生意不好，后来都没有出完。尽管亚东生意清淡，汪孟邹维持得十分辛苦，对陈独秀却不时予以接济，甚至包括其眷属的接济与照料。1914年，陈独秀赴日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其妻高君曼独自留在上海，即由汪孟邹为之照顾；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亦每月到亚东拿学费，每人每月给五元。据汪原放回忆，有时汪孟邹要出去，十元钱会另外放开在抽屉里，兄弟俩来时，立刻可以交给他们，免得空跑。1924年秋，陈独秀和高君曼感情破裂，提出离婚。经汪孟邹调解，不离婚，高君曼和两个孩子迁居南京，由亚东图书馆每月汇去30元生活费^[9]。此时陈独秀并无多少稿费存在亚东，然而汪孟邹不以为意，陈独秀后来表示：“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可以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帐结清才好”^[10]。为此陈独秀嘱咐汪原放：“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11] 事实上，汪孟邹在账目方面并不糊涂，其对钱财的进度与使用甚至可说异常精细，汪氏叔侄共同经营亚东矛盾不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汪原放对汪孟邹的过于撙节不太认同。如此对比，可以看出汪孟邹对于陈独秀是怎样的一种支持。

陈独秀从事革命工作，孤勇一生。汪孟邹是其自二十几岁起即知根知底的老友，终其一生给予其情同手足般的友谊滋养。据汪原放言：“依我看，仲翁和他（汪孟邹——笔者注）是无所不谈的。”^[12]无论何时，只要陈独秀在上海，陈独秀常要去亚东，汪孟邹的日记中也常见“今日又与仲甫闲谈一切”“今日又与仲甫讨论”^[13]字样。诸多方面都显示出汪孟邹与陈独秀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1923年12月9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希吕、昌之去看梅兰芳戏，而仲甫独在编辑所做文，未免寂寞，我因陪他，至晚饭后方回馆中。^[14]为免老友一人寂寞，主动作陪，其间友谊的细腻与温厚可见一斑。1927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后，居无定处，东躲西藏，汪孟邹常去看他。据王凡西回忆，“八七”会议后，“我不知道他（按：陈独秀）最初回到上海一个时期的生活如何，在以后相处中，也不曾有机会谈起这些旧事。据汪孟邹先生（独秀的一个非政治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时独秀是寂寞而悲伤的，有似一只斗败了的雄狮躲在山洞里，静静地用舌头在舔吮它身上的创伤。这比喻有几分适当的吧。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15]汪孟邹是那个见过且陪伴陈独秀度过“静静地用舌头在舔吮它身上的创伤”时期的人。

陈独秀从事革命，牢狱之灾乃至生命危险难以避免，汪孟邹为其悬忧，为其奔走。1919年6月，陈独秀等人试图对北京政权进行根本性改造，为此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到前门外散发，结果不幸被捕。汪孟邹对此十分担心：“仲翁如此意料之中，奈他不听人言何。前途如何，实令炼时刻不安也。”^[16]关切之情溢于言表。1920年2月，陈独秀微服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后，先是寄住在亚东图书馆，后来搬到老渔阳里二号寓所。1921年10月4日晚，陈独秀在该寓所被法国捕房逮捕。汪原放回忆说，汪孟邹第一时间知道消息，“吓坏了，立刻起床，商量了一会，他说：‘你们还是回去罢，我马上去看子沛、子寿去’”，“第二天，我们到店，我的大叔道：‘昨夜和子沛、子寿又一道去找过行严（章士钊），再看今天的情形怎么样。真急人哩！’”“后来我的大叔从外面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好了！好了！险呵！险呵！仲甫已经出来了！……’”^[17]汪原放的生动回忆，再现了汪孟邹为营救陈独秀的担忧紧张与竭尽全力。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欲回上海，先找汪孟邹打探上海的安全状况，随即汪孟邹派汪原放、陈啸青二人把陈独秀接回上海。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再次被捕，亚东同人对此十分着急，汪孟邹常到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打听陈独秀的消息，并与章士钊一起进行各种营救活动。陈独秀此次入狱直至1937年才被释放，陈独秀在狱中与外界的联系，陈独秀就医，所需药品、食物、书籍，均由亚东帮助解决。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金粉泪》组诗（56首），亦由汪孟邹探监时携出，辗转秘藏，颇为不易。“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东藏西藏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里了。”^[18]幸未遗落。1937年8月23日，因抗战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陈独秀前往武汉，临行前夕以“实庵”笔名给化名“耕野”的汪孟邹去信，老友汪孟邹是陈独秀第一时间告知自己行止及通讯方式的人。

《北京市民宣言》

晚年陈独秀淹留川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汪孟邹通信^[19]，可惜这些信件均未保留下来。观诸此时段汪孟邹致胡适的信，从中可深深地感受到汪孟邹对陈独秀生存境况之关切：“近得他（陈独秀——笔者注）来讯，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已至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或向知友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知行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虑。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20]后因陈独秀不愿前往美国，此事作罢。然而汪孟邹对老友情同手足的感情，视改善老友境况如同己责之情切，读来令人感动。

从芜湖科学图书社开始，在政治倾向上汪孟邹即始终追随陈独秀，并为其提供各种可能的支持。

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科学图书社即成为了芜湖革命活动开展的基地，一度还是安徽革命者的“会议机关”。1905年夏，陈独秀、吴樾、赵伯先（赵声）等人密谋策划暗杀清廷官吏，想以此“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反对君主立宪。该革命活动的密谋之地就在芜湖科学图书社。汪孟邹作为科学图书社的主人，对此无疑是知晓并提供支持的。汪孟邹创办亚东图书馆时，尽管经营困难，自顾不暇，仍然常常设法帮助柏文蔚、陈独秀等“倒袁”调款。这是汪孟邹早期对陈独秀革命活动的支持。

陈独秀等创建中国共产党，亚东是陈独秀的对外个人联络点。当时，凡有人要见陈独秀，汪孟邹总是替人约好见面时间在亚东会面。1920年2月—4月间，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南下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即多次在亚东会见他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时，汪原放回忆说：“亚东五马路的发行所是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的地方。他一上楼，就坐在那张红木八仙桌旁，和我叔叔（汪孟邹）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21]。陈独秀对外的联络地点一直设在亚东，1926年时汪孟邹甚至感叹过：“近来，我们的门槛都给人塌坏了！要看仲甫的人真多呵！”^[22]由此亦可知，汪孟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发展，贡献了不菲的心血和智慧。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汪孟邹始终追随并给予陈独秀各种可能得帮助。亚东尽力购买陈独秀及其革命同道的书稿，设法用稿费接济他们的生活。汪孟邹自己也说，“有许多朋友，从‘五四’时便认得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革命的失败，当时也有许多朋友对于独秀有严厉的批评，如蒋光赤就是一个）以后，回上海来了，有的生活很苦，时常来借一点钱。可是到后来，会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所以收稿，有时不免要带一点感情的作用。”^[23]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至上海的交通中断，郑超麟出狱后无法回沪，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安排，让郑超麟在其老家安徽绩溪避难，住在其侄女汪慎如家^[24]。郑超麟指出，凡与陈独秀关系很密切的人，包括瞿秋白在内，同汪孟邹都有来往^[25]。由此可知两人之间的深刻信任与政治上的同步。

陈独秀时刻关心亚东，对亚东影响深远，汪孟邹为陈独秀不计回报地提供经济上、出版上、情感上、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各自都为对方的人生事业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一切建基于他们之间密切深厚的友谊，相知日深，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终生不渝。相识相知于少年，性情相契，是他们友谊的起始，共同怀抱的“强烈的革新感情”是他们友谊的灵魂。此外，汪孟邹与陈独秀的相识还有一个特殊的桥梁，即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汪希颜与陈独秀是少年知己，惜汪希颜英年早逝），因此陈、汪之间的友谊还包含着对好友/胞兄的真挚情感之投射。汪孟邹对陈独秀的追随与服膺，如同是对自己素所钦慕的胞兄的无条件支持。这种支持，帮助陈独秀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没有经济和家庭的后顾之忧一心革命；在“寂寞而悲伤”时得到友谊的滋养。亚东这样一处重要的对外联络基地，也为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一方安全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就新文化运动而言，还是就中共的创立与发展而言，其背后都有着汪孟邹的默默付出与重要贡献。

有论者借诗人海涅对亡友摩西·摩塞所说的一段话以喻汪孟邹，值得转述：“……他还企图有所作为，来医治人类的疾苦，他永远不倦地帮助别人，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爱的学说静静地付之实行。世人听不到他辛勤的工作，他的姓名不为人知……”^[26]是的，汪孟邹“永远不倦地帮助”陈独秀，“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爱的学说静静地付之实行”。

往期回顾

林英，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文学学士，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出版史。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各1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发表CSSCI来源期刊论文等20余篇，著有《中国出版家·汪孟邹》，副主编《中国阅读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