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三）：官书与官书制度

文摘 2024-11-22 06:00 湖北

史官文化是与民间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官方垄断文化。在这种官方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官书制度。官书制度，简单说就是官府按礼乐等级分配书籍并垄断书籍的制度。

我国最早的官书，按汉代刘向的分类主要是六艺、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类。章学诚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1]太卜、外史、大宗伯、司乐、太师都是周代官员。六艺，原本是从这些官员职守中产生的典籍。章学诚以《周易》为例说：“《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2]《易》是太卜“掌故”，所以先有太卜之官守，然后才有《易》之书。《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3]这也是说，先有史官之官守，然后才有《春秋》《尚书》其书。从六艺产生过程看，都是官守在先，其书在后。再如兵书。《汉书·艺文志》：“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4]再如术数。《汉书·艺文志》：“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5]再如方技。《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6]兵书、数术、方技，本来都是不同官员职掌的典籍，它们都是官员根据不同职守的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一代又一代的思考而逐渐产生的。

总之，先有官员职守，后有官府典籍；不同的官员职守，产生不同的典籍；典籍产生以后，又归官员执掌。我国最早的书籍，无不都是官府的“旧典”或“政典”。典籍中的著作，都是官员根据职守需要而撰写的，都是官府的著作，不是私家著作。罗根泽教授有《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可参阅。^[7]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政治与教育合一，官员与教师不分，结果是，著作与典籍都归官府所有，不同典籍分别属于官府不同部门执掌，私家没有著作，民间没有典籍。所有著作与典籍都在官府产生，又都在官府典藏，在官府传承，所以官府可以将典籍轻而易举地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完全垄断起来。既有“学在官府”，必有书在官府。书籍被官府完全垄断，因而书籍事业完全从属于官府政治，从属于君权，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上一项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化活动。

史官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是官府完全垄断的文化。官府为了完全垄断文化，必须垄断教育，垄断学术，也必须垄断书籍。所谓书在官府，其实是史官文化的必然结果。前面谈到的畴官制度，对官府完全垄断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官府完全垄断书籍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官书制度，有必要注意两点内容。

首先，官书制度，简单说就是书籍国有制，或书籍君王所有制。当时，国有制与君王所有制是一个意思。西周天子按礼乐等级分封诸侯时，也向诸侯赐赠典籍。

凡书籍都有这样那样的使用价值，早期书籍也是如此。所以从有书之日起，就存在将书籍如何分配的问题。西周书籍不能按现代方式进行社会分配，因为西周书籍都是官书，所有权属于天子。天子视全国土地为己有，也视全国文化为己有。天子按礼乐等级分封诸侯，在分封土地、分封人民的同时，也赐赠包括典籍在内的典章文物，赐赠巫史官员。现在所说书籍，当时是典章文物的一部分，通常称典籍、典策（典册）、坟籍，或篇籍、图籍、籍、编等。

西周初年，成王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为鲁公，《左传》记封册如下：“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8]从上面记载，知伯禽封鲁，天子除封赠土地与人民外，还封赠文物器具，如名车（大路）、旗帜（大旂）、宝玉（夏后氏之璜）、宝弓（封父之繁弱）、青铜器皿（彝器）等。此外，还封赠了一批典籍与宗教文化官员，即“备物典策”与“祝、宗、卜、史”。在伯禽封鲁的同时，周成王又封康叔于殷墟，唐叔于夏墟。^[9]康叔、唐叔都得到了土地，得到了人民，没有记载赐赠“备物、典策”与“祝、宗、卜、史”。与其它诸侯相比，天子赐赠鲁国的典籍与宗教文化官员最多，因而在诸侯中，鲁国典籍最丰富，文化最发达。

王室是典章文物的最大拥有者，也是最大垄断者。天下典章文物包括典籍，都集中在王室。天下文化，唯王室最盛。天子按礼乐等级向诸侯分配包括典籍在内的典章文物，诸侯拥有什么典籍，要按礼法规定。像《商颂》，全国只有两部，一在王室，另一在宋国。宋国是殷商后裔，要祭祀先祖，故而允许宋国有《商颂》。到后来，宋国《商颂》“废坏”，只能到周王室，找王室的乐官大师校定^[10]，因为其它诸侯都没有《商颂》。按礼乐等级分配典章文物，乃周代制度。谨遵礼乐制度，诸侯珍藏并传承各自的典章文物，不准随便复制，更不准公开流通。像鲁国典籍最多，仅次于王室，然而不准其他诸侯复制鲁国典籍，据为己有。吴国公子季札于公元前544年聘于鲁，“观周乐”之后说：“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11]吴国是春秋时大国，吴国当然也有礼乐。然而，从季札的话可以看出，周初分封数百年之后，吴国仍旧没有鲁国那种无比美妙的诗乐。西周天子赐赠鲁国的诗乐，数百年之后为什么还没有传入吴国呢？原因在于天子赐鲁国的诗乐，不准吴国也不准其它诸侯复制后据为己有。公元前540年，晋世卿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赞美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2]晋国为唐叔之后，也是春秋时大国。晋国有太史，晋太史府也有藏书。而且，韩宣子聘鲁之前，晋文公威振中原，称霸华夏。可是从韩宣子这番话，知称霸后的晋国，在典籍方面仍不如鲁国丰富。晋国与鲁国地理上相距不算远，鲁国的典籍为何不能流布晋国呢？周天子赐鲁的典籍，经数百年之后，为何其它诸侯仍不能拥有呢？关键在礼乐制度。僭越礼乐，乃大逆不道。

东周以来，随着王室势力衰落，王室典籍不断悄悄流到诸侯手里。公元前519年周景王去世以后，周王室出现多年内乱。在争夺王位中遭遇失败的王子朝，带领大批王室官员逃离洛阳，并“奉周之典籍以奔楚”。^[13]王室拥有的典籍，一概不准外传。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使王室大量珍贵典籍流入楚国，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故而史书记下这件事。王子朝是周王室的王子，他这种特殊身份可以将许多珍贵典籍带到楚国。楚国本是夷蛮之邦，文化落后。王子朝带来的大批典籍，使楚国文化走上繁荣之路，最终成为可与鲁国、宋国相提并论的文化大国。尽管诸侯的典籍越来越多，王室的典籍仍旧很丰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14] “论史记旧闻”的“论”，是编纂的意思。孔子撰《春秋》之前，不能不到周王室观书，编纂“史记旧闻”，说明春秋末年的藏书仍以王室最多，诸侯无法相比。

其次，产生书籍史上罕见的官书制度，客观原因很多。从经济制度看，源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5]这种无所不包的国家所有制；从政治制度看，源于世卿世禄这种贵族世袭制；从文化制度看，源于“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意味着官府完全垄断教育与文化，这是维系官书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

周代教育分国学与乡学两类，以国学为主。国学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国学，设在天子王城或诸侯国都，规模最大。春秋以前的教育，只有国学与乡学，私家与民间没有学校。当时，学校与官府、与宗教，混沌不分。譬如，明堂既是国学的学宫，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宗教祭祀的太庙，是献俘、飨射的重地。天子召见诸侯，常常也在明堂。明堂的多种用途，说明学校教育一方面与官府合为一体，另一方面与宗教关系密切。这也说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尚未成为独自存在、独立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

周代主管教育的部门，一是大司徒，另一是大宗伯。大司徒，是掌管国家土地与人民的行政部门，它属下的教育机构有师氏、保氏等。大宗伯，是掌管宗室与宗教祭祀的行政部门，它属下的教育机构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等。大司徒属下的师氏，本是统兵之官；保氏，本是武备之官。大宗伯属下的大司乐，本是祭祀的礼官；乐师，本是宫廷乐官。他们都是王室官员，兼做国学教师。除了现职官员，年老退休官员也担任国学教师。总之，所有教师都是官员，亦官亦师，官师不分。

学校教育只有官学，没有民间私学，这是官方可以长期垄断文化、垄断书籍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通史》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占有形式，是奴隶主阶级的‘国有制’，这反映在教育制度上则是‘学在官府’。在夏、商、西周三代，始终没有私学的地位，这是世界教育史所仅见的。”^[16]与古希腊发达的民间教育相比，我国在春秋后期以前没有民间私学。究其原因，世卿世禄这种建立在分封基础上的官僚世袭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周代官学是完全为世卿世禄服务的贵族教育。官学中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贵胄子弟上学，目的是为了学习做官，继承世卿世禄。官学的唯一目的是为世卿世禄培养接班人。只有做官才能读书，做官又是贵族的特权，所以只有贵胄子弟才能入官学，不是贵胄子弟不准入官学。章太炎说：“《曲礼》：‘宦学事师’，言仕者又与学同。《说文》：‘仕，学也。’明不仕则无所受书。”^[17] “不仕则无所受书”，不走仕途就没有书可读。换言之，平民永远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所以，官学不可能将文化传布到民间，官学中也不能派生出民间私学来。“学在官府”的结果是，民间没有学校，民间没有学术，民间也没有文字著作，只有官府才有文字著作。有著作才有书籍。所以，“学在官府”是官书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维系官书制度的重要条件。

对官书制度的冲击，是从出现民间私学开始的。到春秋后期，孔子在民间办私学大获成功。孔子办学之所以成功，除了靠他非同寻常的学识、胆量与能力，另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孔子所处时代，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受官学的影响，孔子办学的宗旨是读书做官。孔子弟子没有贵族身份，他们纷纷到诸侯那里做官，最能说明世卿世禄已经开始瓦解，任用官员不必受世卿世禄的严格制约。如果世卿世禄仍旧巩固，私学弟子就不能做官，孔子的私学也就办不成了。世卿世禄瓦解之前，私学无法产生，产生了也无法长期存在，官书制度也不会受到很大冲击。

民间私学对官书制度的冲击，主要是通过民间著作与民间书籍。私学中产生的著作都是民间著作。有民间著作，就有民间书籍。官府可以完全控制的是官府著作与官府书籍，无法控制民间著作与民间书籍。一旦民间学术与民间著作发展壮大起来，足以与官府学术相抗衡，官书制度的丧钟就敲响了。从历史上看，孔子在民间办学是官书制度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页。

[3]《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5页。

[4]《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62页。

[5]《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75页。

[6]《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80页。

[7]罗根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76页。

[8]《左传·定公四年》。

[9]《左传·定公四年》。

[10]《毛诗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1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2]《左传·昭公二年》。

[13]《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4]《史记》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15]《诗经·小雅·北山》。

[16]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17]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3-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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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柴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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