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前文
老先生是军人的个性，意志很坚定
尽管有亲人的陪伴，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就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孤独的。早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诸多“党国要员”已经丧失了信心，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很大一部分寓居海外。而他最有力的两大经济支柱——孔祥熙、宋子文均前往美国定居。
为了守住风雨飘摇的台湾，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此外，还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违者军法处置。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等一百多种强化“戒严”的法规条令。
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要么进监狱，要么被枪毙。
尽管牢牢掌握了台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诸多自由，各种风波仍然不断发生，一次次冲击着蒋介石。1957年3月20日，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打字员刘自然与妻子奥特华参加完同事的婚礼，回家途中，被埋伏在路旁竹林里的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连击两枪，击中头部和胸部，随即死亡。雷诺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担任医药补给官，他利用职务之便，从美国运来毒品交给刘自然转售。不料事情败露，美国决定将雷诺调回国内审讯。刘自然得知这一消息后，趁机对雷诺进行敲诈勒索，二人因分赃不均发生矛盾，雷诺于是杀害了刘自然。
事件发生后，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四点处理意见：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和新闻局立即通知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社，不准再报道刘自然事件，也不准广播、宣传、刊登与此事有关的文章；二、由“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台“大使馆”，中方不会因刘自然的死，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只要求美方给刘自然亲属适当的金钱补助；三、将雷诺调离台湾；四、派一政府官员到刘自然家安抚其家属，劝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把事态扩大。
5月22日，美方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在台湾对雷诺进行审判。法庭上，被告雷诺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答辩词：“5月20日晚上，我去关门，正在浴室淋浴的太太突然大声呼叫起来。我循声望去，发现一只大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我以为是太太怕蜘蛛咬伤了她，便安抚她不要怕，也不要紧张。太太却连连说不是怕蜘蛛，而是窗外有坏人窥她淋浴。我听说此事后，心里十分愤慨，连忙跑进卧室取手枪，想威吓窥浴人，或抓住送到警察所。当初，我并没有把他打死的念头，只是我持枪冲出门后，发现对方手持木棍向我冲来，并高高地扬起木棍要打我，为使自己不受对方攻击，我便扣动扳机打了一枪。对方中弹后，跑了几步才摔倒在竹林边。我见对方倒了下去，急忙跑回屋中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当我再次走出室外时，又发现对方侧身弯腰向我屋里走来，我担心他身上有枪，急忙又向对方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对方当即倒地。这时，我才发现死者是刘自然。我认为，刘自然被击毙，主因是他不道德，窥女人淋浴，他的行为被人发现后，又企图用木棍击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开枪打死他，是被迫的，属于正当防卫，未构成犯罪。原告刘奥特华的指控不符合事实，希望法庭审判此案时，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上述申诉。”
雷诺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美方人员在法庭内热烈鼓掌。这样的审判结果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5月23日，奥特华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得到大批群众的声援。“美国大使馆”想用金钱解决，遭到了严词拒绝。下午，台北市警察局来了十多名警察，想把示威群众驱散，还要逮捕奥特华，结果被愤怒的群众赶走了。
5月24日，“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的群众增加到两万多人。这时又传来消息，“美国军事顾问团”打算租用一架陆军专用飞机，把雷诺全家送往菲律宾，再转乘民航班机返回美国。正在群众万分激愤之时，50多名学生代表高举“杀人偿命”“打倒美国佬”等标语牌，率先冲进“大使馆”，撕毁美国国旗，砸烂办公室的家具，一些来不及逃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情况才得到控制。
应舜仁：从我们的立场来讲，认为打得对，为什么？美国人太看不起人了，你打死人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凭什么无罪释放？当场的时候，他们美国人还鼓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新闻记者、广播公司什么的，都口口声声说美国人好像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打就打了，心理上很痛快。
“美国大使馆”被砸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行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台北发生的事情。
应舜仁：武官接到电话，说“美国大使馆”被打了，群众运动起来了。武官一报告老先生，老先生就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台北来。
由于民众抗议的时候去了很多佩戴臂章的“救国团”青年学生，而蒋经国正是“救国团”的领导人，所以当时美国媒体矛头直指蒋经国和台湾当局。1957年5月25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应舜仁在台北士林官邸见到了当时的几位负责治安的高官，却没有见到蒋经国。
应舜仁：见到了“参谋总长”彭孟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还有一个是“警务处处长”乐干。经国先生没有来。老先生是住在楼上的，他从楼上气冲冲地下来。当时正好是我当班，所以我都看到了。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使“国家”丢脸，没有面子。老先生的火起来了，他把那个棒头拿起来好像要打人，牙齿也咬起来，很凶的样子。我在外边看到了以后都吓得发抖了。
彭孟缉就讲：“这个事情我早就下令‘宪兵司令’要将民众运动隔离，换句话讲，防患未然为上策，镇压暴动已经是下策了，为什么宪兵、警察不去隔离、分散，使事情不致发生？”
刘炜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参谋总长这样子讲，我还能怎么办？”刘炜是广东人，这个人个性很犟的，他始终坚持说：“我一接到命令，部队、宪兵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迟与早只有彭孟缉跟他自己他们两个知道，谁晓得呢？
此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当局向美方道歉、赔偿，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处长”乐干的职务。这样风波才慢慢平息。
刘自然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台湾面临的无休止的纷扰中的一个插曲。二战以后，在美、日等国的扶植下，台湾逐渐兴起一股鼓吹“独立”的政治势力，蒋介石一直都对“台独”采取坚决制裁的政策。他曾公开宣称：“谁要搞台独，我要他的脑袋。”在他的强力主导下，台湾岛内曾破获多起“台独事件”，被判刑者也是数以千计。为此，“台独分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曾经筹划刺杀蒋介石，因计划败露才不得不作罢。尽管晚年生活波澜起伏，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被击垮。郝柏村也觉得，晚年的蒋介石虽然性格比较平和，但仍然是军人性格。
郝柏村：我跟他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的那个脾气，基本上是很慈祥的。当然老“总统”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像“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打则已，一打，绝对没有中途妥协。
1965年，应舜仁陪同蒋介石乘坐“洛阳”号军舰从马祖返回台湾，又一次见识到了蒋介石的个性。
应舜仁：刮9级风，那是很大了。按照“海军”规定，9级风应该不动，要动只有逆风才可以走，如果顺风走，船的安全就有顾虑。武官报告老先生，老先生说没有关系，试试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先生个性很犟，是军人的个性，冒险的个性，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意志很坚定。
像这样的风，在船上非常难受。我们当班的在门口站也站不稳，栏杆都拉不牢，只能用绳子捆起来，在门外边的，绳子就捆在外边，结果大家都吐了。老先生他吃了一点东西就不吃了，也吐。这个船翻得很厉害。
经国先生也晕船，在里边，都捆在床铺上了。
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脚这边流血了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蒋介石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下午，和往常一样，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5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当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急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也可能是紧张过度，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况且“总统”座车绝对没有安全顾虑，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蒋介石乘车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蒋介石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应舜仁：当时先生流鼻血了，牙齿也流血，夫人则是脚这边流血了。
（宋美龄的坐车）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急忙下车查看情况。他紧急将蒋介石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她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后遗症。
车祸发生时，蒋介石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自己也承认：“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自己少活10年。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蒋介石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当时蒋介石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就在蒋介石旁边，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种，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了，他流眼泪……”
随后，蒋介石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强行安定了台湾民心。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毕竟当初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今却是这种遭遇。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
应舜仁：老先生他经常便秘。以前有医官的嘛，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个钱如标副官当班。老先生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老先生便秘，叫他拿甘油射进去。
这个讲起来也不好怪他，为什么？他不是医务人员呀，一个副官嘛，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他弄偏了，一挤进去，大便就流了血一样。他有点慌了，老先生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他给老先生一骂就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老先生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闯祸的副官也因此被关了起来。
应舜仁：这个钱副官，他当天做了工作以后，下午休假，就到高雄去玩去了，第二天才回来。我在楼上当班，透过窗户，老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回来了，我说这个阿弟要倒霉了，老先生都骂了，他要倒霉了。但是这个话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又不敢讲。结果老先生就叫侍卫长——那时候是孔令晟侍卫长，把他关起来。孔先生人很不错，很爱护部下，和他的交情也很好，他就顶下来了。
老先生说，把他送到陆军监狱去。孔先生很机警，他说，送到陆军监狱去关，到底这个人什么罪名，要有个证明才行，这恐怕不好办，不如关到我们士林官邸吧。他说士林官邸的军衣警卫队那儿有个禁闭室，可以把他关在那边。好，老先生就同意了，下午就派人，把这个钱副官抓了交给警卫队，关在那边。不料一关4年多。关到什么时候？到老先生过世以后，1975年以后才把他放出来。
闯祸的副官钱如标原本在士林官邸专门负责为蒋介石剃头发、刮胡须，官邸的人都戏称他是“天下第一刀”。被关禁闭之后，蒋介石一方面痛恨钱如标让他受伤，一方面又怕他在剃头发、刮胡须时做出莽撞之事，所以也就免去了他“天下第一刀”的职务。
钱如标当年尽管在士林官邸工作，但还经营了一家传播公司。在电视媒体刚起步、电子媒体仍由台湾当局一手独揽的台湾，钱如标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收入颇丰。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台北市几乎还没有什么私家车的时候，他已经买了一部进口轿车，作为平日代步之用。在一般的侍从人员还是一袭中山装时，他已经天天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十分招摇地进出士林官邸。而且钱如标本人善于交际，士林官邸的很多人都跟他交情深厚，侍卫室的长官甚至特许他在夜归时把汽车开进官邸，停在横山指挥部要塞门口。也因此，当他闯祸之后，侍卫长孔令晟肯帮他的忙。
钱如标被关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是关禁闭，但是因为与官邸工作人员的交情，大家私底下经常为他开后门、行方便，他并没有吃什么苦头。然而这次事故，却让蒋介石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应舜仁：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就有病症了，心脏总是好好坏坏，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心电图，跳跳跳，一下子又平平平，不跳了，等一下又跳了，就是这样子。到了晚期，更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哭的声音
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应舜仁：后来到了晚上，8点钟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的，枪都备好了，等着打铃子就出来。后来打铃子了，短时间内铃子连续打起来了，大家就觉得奇怪，怎么是连续铃子？因为我们铃子有记号，几声几声是什么意思，连续铃子就是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既然紧急命令下来了，那么大家就都出来。出来一看，没有人啊，人没有出来啊。我就在大会客室外边的走廊上走动，看到里边灯火通明，亮得很。总觉得很奇怪，怎么还不出来呢？那么就有人说笑，说先生想起来又不想起来，想起来又不想起来，就反反复复。实际在那天晚上，老先生的心脏已经跳动得很低频了。
我在那个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他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孝武、孝勇也是上上下下，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的声音，夫人哭的。夫人一哭，我也很惊慌，怎么夫人会哭？接下来就是经国先生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我心里明白，老先生一定是不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阵大雷雨。那天晚上明明月亮很大的，月光很亮的，怎么就下雨了？雷雨像倾倒一样下个不停，结果我一身衣服一下子就湿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全厅都是人，来来去去的。我看到王永树“安全局局长”、赖铭汤“参谋总长”，还有严加淦“副总统”，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秦秘书秦孝仪，他在那边跑上跑下。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了，他们来签名了。
早在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宋美龄签字，然后依次是“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应舜仁：早就可以送到“荣民总医院”去，可是后来拖到快到1点钟，为什么？纬国先生不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后来找到了，在台中。他为什么去台中呢？那天4月5日清明节，他去给姚夫人（姚冶诚）扫墓，姚夫人的墓在那里。找到以后在电话里又不能讲，因为还没有宣布蒋公过世，就要他回来，他就问回来什么事。就告诉他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这样一句话，他实际上心里就有数了，说我现在没有车，车子借给人家了。他又去借朋友的车子，结果后来到两点多钟，从台中赶回来了。先到官邸，夫人说你到荣总。他赶到荣总，（遗体）已经放到冰库了，他要拉出来看。一看到他就跪下来：“阿爹，我对不起你，我没有送你。”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等他等了很久，所以纬国先生后来讲，他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给阿爹送终，纬国先生去世以前就讲这个话。
4月16日，台湾为蒋介石举行大殓典礼。严家淦恭读祭文后，8位国民党元老在灵柩上覆盖国民党党旗，严家淦和“五院院长”覆盖“中华民国国旗”。随后，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举行了追思礼拜和安灵礼。接着灵柩运往慈湖，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满是下跪的民众，穿着孝服，哭得很伤心。“没有组织动员，大家其实都是自动自觉。”台湾《联合报》前主编张作锦回忆，“对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来说，蒋‘总统’就是心里唯一的依靠。现在他突然倒下了，人们大吃一惊：没有领袖的日子，要怎么办？”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随后，美国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吊唁。
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称他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则以自名党总裁的身份发来唁电，并派前首相佐藤荣作来台吊唁。
而瑞典的《今日新闻》则发表文章说：“逝去的只是一个老顽固，这老顽固在一段长得荒谬的时间里，曾经赢取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则《蒋介石死了》的报道，称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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