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舜仁，蒋介石侍卫。1927年生于浙江永康，1945年当兵离开家乡，在南京总统府仪仗队就职。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38年，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郝柏村，『国军一级上将』。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亲历抗日战争，参与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65年任『总统府侍卫长』。后任『陆军总司令』，1981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主席。退休后多次到大陆参观、访问。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
生于溪口一个盐商之家，幼年丧父，20岁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国追随孙中山。
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个真正全面继承其地位的党、政、军领导人。
1928年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形式上统一中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战败后退守台湾。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市郊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岁。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的午夜时分，88岁的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那天晚上，当应舜仁听到楼上传来的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哭声，他禁不住浑身颤抖，茫然无所适从。从南京到溪口，再到台北，蒋介石当政、下野，又再次上台，在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30多年中，应舜仁始终作为侍卫官随侍在他的身边。
应舜仁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了38个年头。抗战胜利之后，作为南京总统府仪仗队的一员，他每天和战友们立正、敬礼，目送蒋介石的车队缓缓开过。那时候，蒋介石的警卫人员分为外勤部队和内勤部队。身穿军装的应舜仁属于外勤部队，也被叫做军衣部队。
1954年1月，国民党到达台湾的第五年，应舜仁终于脱下军装，换上了浅色的中山装，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名便衣侍卫，也因此，他有了第一次和蒋介石单独谈话的机会。
应舜仁：便衣（侍卫）呢，那时候蒋公是要见的。从便衣侍卫到侍卫室的人，他都要自己见，不然不放心。他在“总统府”见我，问我问题，问得很详细：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看书，等等。老先生最主要是一双眼睛厉害，眼睛看起来很有精神的样子，有一种使人敬畏的味道。
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岁月，使得蒋介石一贯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时任士林官邸凯歌堂牧师的周联华回忆说：“我第一次见蒋公的时候，就有个印象，这印象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蒋公鼻子以上非常威严，尤其是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以下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他的嘴。所以我常常说他的鼻子以上像严父，他的鼻子以下像慈母。所以每次我都尽量多看他的嘴，这样我就不太害怕了。”
应舜仁：他跟你谈话的时候，很注重你的应对、讲话、语气各方面。他还看你这个人的仪态、表情。很多人讲老先生会看相，其实不是看相，他是见过了千千万万的人，见过的场面、见过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能察言观色。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厚道不厚道，是不是嬉皮笑脸的那种，有没有奸诈的样子。再等你开口，几句话一讲，他就可以了解你一半了。如此审慎地挑选侍卫，是蒋介石多年军旅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他亲自起用的第一位贴身侍卫是自己的堂侄王世和。1921年，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满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由于早前在广东曾与粤军将领结下梁子，蒋介石担心此行粤军会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此打算挑选一批忠贞可靠的家乡青年，组成一支小规模的近身侍卫队随他去广东。他见22岁的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此时又无业在家，便命他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青年。最后挑选了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与王世和一起组成贴身侍卫小组，由王世和担任侍卫长。由此，蒋介石开始正式使用侍卫，终其一生没有停过。
应舜仁记得，蒋介石当时用红铅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钩。一周之后，他就正式调任侍卫工作。应舜仁是浙江人。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原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籍，但是到了台湾之后，随着新老交替，侍卫当中也有了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而蒋介石本人浓重的浙江口音就成了“新科”侍卫的难题。应舜仁说，作为一名侍卫，“听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听话”不仅是要懂得蒋介石的口音，更是要懂得百分之百地服从。
应舜仁：老先生办公的时候要回形针，但他不叫回形针，叫“插销”。一般人想应该是门上那个插销吧，结果错了。老先生又讲“拿绢头”，绢头是什么？上海人讲手帕，宁波人才讲绢头。一个武官去拿什么？去拿了块砖头来。
听错了话，老先生会生气的，这时候你就得听话、得服从。如果辩一句，他就要发脾气了：“强辩，强辩！”他觉得，你对我来讲是用人，不应该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强辩你的理由。结果有一次山东武官听成了“枪毙”，吓得发抖发慌，怎么这样就要被枪毙？副官跟他讲，我像你这样子“枪毙”，早就被枪毙十几次了。
曾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也在蒋介石身边服过役。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到台湾之前只是军中的一名营长，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因为驻守小金门有功，受到蒋介石父子的赏识。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命，46岁的郝柏村来到台北士林官邸，成为蒋介石身边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
郝柏村：有一天，经国先生打电话叫我到台北来见他一趟。我坐火车到他家里，见面以后他说，你调任侍卫长。第二天，老“总统”就见我，说你马上到职。于是我就到“总统府”来担任侍卫长了。
郝柏村说，侍卫长并不是侍卫，他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秘书，还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吃、穿、住、行诸项事宜都得经手。
对于自己获得重用，郝柏村认为除了能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军中背景单纯，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而他被任命为侍卫长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决定的，如此重大的任命，使得郝柏村格外小心翼翼。
郝柏村：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人家说“伴君如伴虎”，你在他旁边做好了，当然他可以让你上去，那要做不好，马上就要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机会了。因为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很小心谨慎，做得很好，老“总统”蛮喜欢我的。
(士林官邸)
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身为蒋介石的侍卫，也常常有机会见到宋美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第一夫人”。事实上，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蒋介石已经有过婚姻。14岁时，他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比他大5岁的同乡女子毛福梅。从日本回国后，他结识了歌女姚冶诚，并将其纳为妾室。1921年，他又在上海与陈洁如结婚。尽管如此，当蒋介石第一次在孙中山家中见到宋美龄时，立刻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银行家孔祥熙，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哥哥宋子文也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娶宋美龄，对蒋介石会有很大帮助，外界也一直盛传这是一段政治婚姻。《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胡霖曾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8年年初，下野后的蒋介石重新执掌权力，继续领导北伐并取得胜利，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宋美龄也开始在交际活动中崭露头角，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事变中，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有的主张轰炸西安，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尽管意见众多，但宋美龄明白事情必须尽快解决，才能挽救蒋介石。12月20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捎来的宋美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2月22日，她冒着生命危险赶到西安。下飞机前，宋美龄交给随从一把手枪，嘱咐他如果军队要抓她就一枪把她打死。当她走进囚禁蒋介石的卧室时，蒋介石甚至觉得是在做梦，惊呼乃至泪流满面。当时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或许到这个时候，这段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婚姻，悄然发生了变化。宋美龄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一向反对他们的婚姻的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后也对友人说：“以前没有爱情，但现在有了，宋真心诚意地爱着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着宋。”
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益严峻，蒋介石开始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宋美龄。尽管宋美龄的军事知识和经验都有限，但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1937年春，宋美龄还写信给美国的陈纳德将军，邀请他来中国担任空军顾问。陈纳德应邀来到中国，帮助宋美龄组建中国空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指挥作战，宋美龄则经常冒着炮火上前线慰问战士。因为财政的匮乏、军事的落后，宋美龄又帮助蒋介石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1942年2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秘密出访印度。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来一份电报，美国将为中国提供贷款。随后，英国也宣布为中国提供贷款。经过多次协商后，美国和英国还自愿放弃了清末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这次事件，让中国的国际声望迅速提升，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战火纷飞当中，蒋介石夫妇始终携手共进。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永别大陆，飞抵台湾。他所乘坐的专机，就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美龄号”。第二年，在美国寻求援助无果的宋美龄也来到台湾。那一年，蒋介石63岁，宋美龄53岁。
应舜仁亲眼见证了这对夫妇的台湾岁月，甚至在蒋介石去世之后，他还继续担任了10年宋美龄的侍卫官。在应舜仁看来，蒋介石对宋美龄，可以称得上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老先生在阳明山官邸办公的时候，有个给夫人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叫张瑞香——他经常给夫人做旗袍。有一天他做好衣服以后拿给夫人看，夫人非常满意，说“这褂好，这褂合身，就这样子！”很高兴。于是张先生很得意，出来以后就唱黄梅调了——那时候黄梅调很流行。那个小走廊走出来就是办公室，老先生正在办公，听到了，就骂：“混账东西，谁唱歌啊？谁唱歌？”副官就去跟张瑞香讲，不好了，你被老先生骂了。他就害怕了，怕以后怎么办呢？去跟夫人报告，“报告夫人，老先生骂我了”。夫人问：“为什么骂你？”“他说刚才我唱歌。”夫人说：“好了，你下回不要唱就好了。”然后夫人就走到老先生面前去，她叫老先生“达令”，老先生也叫夫人“达令”，两个都叫达令。她说：“达令，你怎么骂张瑞香？”老先生说：“他唱歌，他混账东西。”夫人说：“他是粗人，粗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去怪他，以后不要唱就好了。”夫人这样一句话，就没事了。在士林官邸，老先生对夫人真是百依百顺。
应舜仁所说的达令，就是英语中的darling（亲爱的）。蒋介石虽然不会英文，但是受宋美龄的影响，彼此会用“达令”称呼对方。美国政治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趣事：蒋介石的侍卫总是无意中听到蒋介石叫宋美龄“达令”这个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太”或“夫人”的一种时髦说法。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侍卫给蒋介石捎带个口信。这名侍卫见到蒋介石以后，毕恭毕敬地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蒋介石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名侍卫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于是摆摆手，让他走开了。
在台湾，蒋介石的生活相当规律，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做一小时的体操，7点钟准时开饭。而宋美龄习惯每天夜里一两点钟才睡，早起很困难，但是每天早晨她都会睡眼惺忪地准时出现在饭厅里，陪蒋介石吃早饭，蒋介石是清粥小菜，宋美龄则习惯牛奶、面包。等到8点钟蒋介石工作了，她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中午12点两人一起吃午饭，蒋介石以中餐为主，宋美龄偏好西餐。这也是他们交流最多的时候，常会谈一些生活琐事。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宋美龄会亲自送甜点及饮料到蒋介石的书房，如果时间允许，下午5点两人会坐车到台北近郊散步。不宴客的时候，她也会陪伴蒋介石用晚餐。
为了排遣寂寞，抒发思乡之情，宋美龄到台湾没几年就开始学习国画，士林官邸特意为她请来台湾最知名的画家教学。宋美龄很有天赋，进步很快，水平也颇高。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也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宋美龄身边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默默地画画。这时候除非有特别紧急的大事，侍卫们一般不会进去打扰。
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的时候，曾向宋母倪桂珍许诺，他会试着开始了解基督教，并阅读《圣经》。到了晚年，蒋介石更是虔诚地潜心研读，每周日还会陪宋美龄上教堂做礼拜。牧师周联华说：“蒋公做完礼拜出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打个招呼笑笑，但通常他不停下来跟任何人讲话，可蒋夫人出去的时候，她会跟很多人讲话，假如刚好一个家庭里头有点什么事，她一定会注意到，一定会跑到那个人面前跟他讲几句话。”
闲暇时，蒋介石还常常会去角板山。角板山位于桃园县复兴乡，海拔约636米。此地气候温和，加之群峰罗列，溪谷萦回，素有“台湾庐山”的美誉。因为道路崎岖，宋美龄不喜欢，所以蒋介石经常独自一人前往。
角板山梅林遍布，喜爱梅花的蒋介石常常会到梅树底下转来转去，找到几枝好花后，便吩咐侍卫官把花剪下来。回去之后，他总是把那些梅花送到宋美龄的房间。而每当两个人闹矛盾的时候，蒋介石也会到角板山小住散心。
应舜仁：老先生非常听夫人的话，但是不听的时候也有。不听的时候，两个人也不会吵嘴，老先生就闷在肚子里，自己到复兴乡去，到角板山去。那边是老先生经常去的，那儿有一个溪口台，也有个瀑布，很像溪口的瀑布。老先生不和她讲话就到那边住上三天。经国先生假使知道就一定会来，住个一两天，老先生又回到官邸去，就没有事了。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蒋经国不仅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他执掌党权，控制情报治案保卫单位，并且逐渐参与并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蒋经国将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郝柏村：他们父子关系很好。他（蒋介石）经常同经国先生商量问题。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坐车出去，在车上谈。因为车子中间是有玻璃挡着的，坐在前面的坐乘侍卫官是听不到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谈话就比较安全，不用怕人偷听。包括蒋夫人（宋美龄）有什么事情要谈的，他们都到车上去，那是最保密的地方。我的车子就跟在后面，负责安全。虽然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作风并不一样。老“总统”是非常严肃的人，旁人看来威严得很。经国先生则是很随和、很亲民的人，见到人就握手。同老“总统”握手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他只有接待外宾才握手。
郝柏村：他见到外宾、外国客人，都会主动伸出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国内的人，都是“部下”，他是“元首”，他不伸手，别人也不敢去握手，而他也没有这个习惯。经国先生是不管这些的，每次见到人都主动地把手伸过去，这个就不一样。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小时候是在生母，也就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身边度过的；蒋纬国则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一手带大。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蒋介石曾经说人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兄弟二人确实也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蒋经国15岁便被蒋介石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然而随着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不断打击共产党，蒋经国就成为扣押在苏联的人质，蒋经国始终没有办法回国。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决定合作抗日，斯大林才解除了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他的俄国妻子蒋方良回到家中。此时，他已经在俄国待了整整12年。
蒋经国说：“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画线标明了。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在蒋介石的培养下，蒋经国逐渐成为父亲的左右手。
蒋纬国比蒋经国小6岁，自幼颇受父亲宠爱。蒋纬国曾经很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或大声责骂我。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蒋纬国从小便学习少林拳、太极拳，立志要做一名军人。1934年，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随后因病无法接受入伍训练，蒋介石专门安慰他：“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遂转考入东吴大学物理系就读，主修物理，辅修数学。1936年，德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n）到中国协助训练陆军，蒋介石就将蒋纬国介绍给他，希望他帮助蒋纬国到德国学习军事。
同年10月，20岁的蒋纬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两年后又前往美国陆军航空对空战战术训练班，接受空军战术训练。结业后又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1年结训后回到中国，进入军队服务。尽管从小得到父亲的百般疼爱，但是与蒋经国不同，蒋纬国一直待在军队中，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权力核心。
1964年，蒋纬国负责的装甲兵部队发生“湖口事件”，将一向低调的蒋纬国推上了风口浪尖。11月21日，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新竹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力斥“政府”和军界贪污无能、生活腐化，号召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训话完毕后，赵志华询问台下谁敢跟他一起去，无人回答。赵志华掏出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再次询问谁敢跟他一起去，但很快就被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抓住送进了司令部。得知这个消息，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当即下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根据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刘安祺的回忆，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而蒋纬国则认为“赵志华赵副司令是个很内向的人，不过，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平时教育训练各方面他的表现都不错。那次出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但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因此被视为谋反案处理。赵志华先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无期。在服刑期间，蒋纬国经常去探望他，并帮他照顾家属。由于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虽然此时蒋纬国已经调离装甲兵部队，但是蒋介石依然认为蒋纬国“不识人”，是“不堪造就之才”，让蒋纬国离开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带过兵，也再没有得到晋升。他的中将军衔整整挂了15年，直到1975年才晋升为上将。
在应舜仁看来，蒋纬国和哥哥蒋经国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
应舜仁：对待经国先生跟纬国先生，老先生是有差别的。两个人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德国教育，一个是苏俄教育，苏俄的教育偏向于一种阴性的刑暴管制。那么德国教育呢，是服从，非常服从别人，做事情也很开朗。
比如说纬国先生几天没有看老先生了，他就跑到官邸去，陪陪老先生，一起散散步。有一次老先生在前面走，我们侍卫人员跟在后面，纬国先生还在我们的后面。结果呢，老先生旁边的蒋孝武、蒋孝勇就在旁边讲，叔叔来了，老先生就回头一看。看老先生回过头看他，纬国先生三五步就跑上去：“阿爹你好。”
老先生问：“你这两天干什么？”他说：“我到南部看演习。”“看演习了，那么演习好不好？”纬国先生这个人直肚肠，说不好。“不好？”老先生就有点不对劲了：“怎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这个演习都是假的。”“怎么假了？”他说：“我看到美国人要演习，就当天从部队抽人出来马上去演习。我们可是军、师、团、营，早几个礼拜以前，天天就在那边练习了。”老先生就不高兴了。如果是经国先生来看老先生，老先生问：“你最近干什么？”“我看演习。”“演习好不好？”“阿爹，效果好。”“哪里好？”他就说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老先生很高兴，老人家就喜欢听好的。
未完待续...
我还发表了：
“9.18”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在抗战时期的功劳（上）
“助攻”截杀山本五十六--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在抗战时期的功劳（中）
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在抗战时期的功劳（下）--中英合作，一次40年秘而未宣的吉大港空战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