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自己不使用“孙中山”这一称呼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姓名虽是符号， 但中国传统上更重视“名从主人”的说法。不论是中山或是孙中山，都是别人所取用的姓氏、姓名，不是本人或长辈给取的，于俗可容，于理无据。况且，中山二字之含义，细想起来，孙可能极不舒服。要知道，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灭中国藩属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逼迁其王至东京，以“中山侯爵”名义，处于囚禁状态。当中国第一任驻日使臣何如璋抵横滨时，原琉球王听到消息，还派亲信秘密跪见天使，请求代为申冤复国。这是何等可悲可耻之事！如果一个大国领袖的姓名来源于亡藩辱爵，情何以堪！于是孙对不明就理之人，尽管由他们去用（不辨），反正外界没有人知道其中原委；但如果自己也使用“孙中山”，煌煌大字落笔留于档册，为外人笑，自己也觉得诛心。这大概便是孙本人不使用孙中山这个名字的缘故。因此，孙中山是一个被取和被用的名字。
给孙中山取中山姓氏的平山周，是日本福冈县人,号南万里。经犬养毅派遣到中国调查反清的秘密会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宫崎寅藏一起结识孙中山，曾参加兴中会。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为避日本人歧视及秘密通信起见,改换日本人名——高野长雄,即由他所代拟。1897年9月27日，平山周等陪同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辞行后，入住对鹤馆内，因不便登记真实名字，且刚经过日比谷的中山忠能侯爵的邸宅，平山周建议写"中山"二字，孙中山又在其后加一"樵"字。以这个名作为日本人的名字有点儿怪，孙说，这个意思表明我是“中国的山樵”，故以“樵”字为名。“中山”之名便从此开始使用起来了。
因满清政府对孙中山进行通缉，孙中山遂以平山周聘请的汉文教师的身份留居日本发展革命力量。平山周在此十年间一直是孙先生的积极支持者。戊戌政变后,他曾至北京营救梁启超脱险。后与毕永年赴湘鄂各省结交秘密会党。光绪二十八年与内田良平等建立黑龙会,策划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和蒙古的活动。三十三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他从中挑拨,从此与孙中山不合，往还渐疏。在1907年汕尾“幸运丸”运械一事有泄露机密嫌疑，从此不复孙中山信任，闹翻后，二人便中断了来往。
至于把孙中山这个名字叫开的章士钊，则始终没有加入过“孙的政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到中国国民党）。1903年，章士钊在翻译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时，由于章士钊早年在武昌学堂学过一点日语，对日文自称是一知半解，他并不了解日本姓氏的规矩。在书中，章士钊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之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这一起初的误称遭到了孙文朋友王慕陶的强烈反感。他找到章士钊理论，以范雎化名张禄的例子说明，人们只称他为“张先生”，而不是“张范先生”，质问章士钊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叠在一起来用。然而，章士钊却无奈地表示已经这样了，无法改变。
令章士钊意外的是，尽管开始时引起了争议，但“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加让人吃惊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于是，《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再版时也改成了《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孙文又多了一个“孙中山”的名字，成为革命事业里最响亮的名字之一。将“孙文”错译成了“孙中山”，这一误译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传播开来，成为孙中山的“正式”名称。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微妙而不为我们所了解，但通过俞辛焞先生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一书，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日本是孙中山交往最长久，最广泛的一个国家。孙中山的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居住或是停留在日本，并将其作为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例如，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在日本吸收留日的进步学生，其中不乏如黄兴（宏文学院）、宋教仁（早稻田大学）、胡汉民（宏文学院）、张继（早稻田大学）和陈其美（警监学校）等有识之士；与日本各界交往密切，结识了犬养毅、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在革命中有较大贡献的好友；与日本政府交往频繁，并购买用于起义的武器装备。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关系紧密，但日本友人为何帮助孙中山的原因却并不为大家所知。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为日本的利益——例如桂太郎，作为陆军大将，桂太郎首先考虑的自然是日本本身。看到孙中山有成功革命的希望时，为了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国，必然的方法就是与孙中山交好。
2、为高尚的人格——例如南方熊楠，早因孙中山被囚于清驻英使馆而闻知孙中山的大名。作为东亚人，南方熊楠性情刚直豪迈，有着正义感，且自尊心很强。他同情孙的革命事业，给予孙以很大帮助，把孙介绍给很多其他的日本友人，给孙得到日本政府帮助的机会。
3、为纯粹的友谊——例如梅屋庄吉，他为孙中山的多次起义提供大量资金而不求任何回报，只是想尽一个朋友力所能及的事。据教授中村义说，仅资金援助就远远超过10亿日元。
而孙中山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却是时好时坏，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及认识是谴责但又抱有希望。为何谴责，一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这一正确的认识；二是为实现期望的目的，希望可以通过谴责日本来获得日本的反省及帮助。而在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孙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破灭——谴责——又抱有希望这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忽冷忽热——究其原因，亦是为了国家利益。在孙中山早期，日本并不在意他在日本的所作所为。随后，孙中山的发动了几次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威胁到了清王朝，于是日本应清王朝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这不是说明日本政府对清的尊重，这只是因为孙中山威胁到了日本控制中国的机器而已。而后来，孙中山的胜利成为历史的必然时，日本又对孙中山显示出了虚伪的友善，伸出邪恶的橄榄枝，想要借此来进一步控制中国。应该说，心照不宣的相互利用在这畸形关系中是起了主要的作用。
孙中山是一个凡人，又是一个伟人。他会为了出其不意但计划不周而迫切地进行起义；会为了得到资金而打工或是游说、做出各种承诺；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与朋友闹矛盾；会为了革命得到列强支持而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性；会轻易信任一个把钱用去买一堆烂铁的日本友人。但是他也会凭着对国家的热爱，积极参与革命；会凭着人格魅力与政治头脑，得到国民甚至日本人民的帮助；会不屑自己的名誉，将企业抵押而向日本谋求贷款，以求革命的胜利；会凭着坚持与不懈的努力，成功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的功过，也许在若干年后会有更准确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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